在信息瀑布流裡，一則新聞标題《女記者年前被裁員，去海底撈打工：時薪比過去高，不敢告訴家人，買年貨謊稱公司福利》，吸引了我的目光駐足。

寥寥幾筆簡單叙事，就拎出了女記者、裁員、打工、時薪、年貨、公司福利等多個吸睛熱詞，飽蘸着普通人的心酸與苦楚，逐個撩撥着2022年的痛點與神經。

這是一個非常适合互聯網傳播的範式标題，而我也要向《武漢晨報》九派新聞這位年關歲末還堅守工作一線采訪報道的女記者馬婕盈表達敬意。她筆下的這篇人物報道，不僅外包裝相當漂亮，主題内核也相當厚重，很容易使讀者産生濃重的唏噓感和共情力。

而我之所以擁有更強烈的情感共鳴，皆因五年前，我也是一名報社記者，并且曾經在這個行當裡浸泡了一十四年。

這位前記者在接受采訪時講述稱，被裁後，她投了幾十家公司都石沉大海，隻好開始找兼職。“海底撈的時薪是21元，确實比我之前當記者高。”或許是記者出身，她的講述有着“突出細節”的職業本能，“而且管兩頓飯，油水很大，我還胖了一點。”

但女記者也訴苦說，她可能即将面臨二次失業。因為海底撈店長已經獲知了她的“記者身份”，覺得她是個卧底。

當打工人在“新聞記者”和“海底撈服務員”這兩類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職業工種之間進行平移切換，事件走向就很容易變得魔幻和尖銳起來。

比如，在講述中，她很自然地進行了“行業比較”，并會在無意間暴露出比想象中更為鋒利的現實銳感——是的，海底撈服務員收入是高過新聞記者的。

但對于這一點，我并不感到吃驚。

從她所講述的前一份工作内容來看，“記者”身份早已被異化為了“宣傳員”，職業本身所應當伴随的成就感也已喪失，“議價能力”更是因喪失職業尊嚴而變得越發被動。她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以前單位的記者需要自己去找項目，對方給宣傳費，我們寫報道，一個項目大概會持續半年。”有次她難得拉來一個項目，策劃書寫了十幾頁，結果對方卻拿不出錢。

2022年，她因為幾乎拉不來項目，隻能拿底薪，月薪3500元。去年12月底被新聞網站裁員後，她多方求職碰壁，好不容易應聘上了海底撈。在這位“細節控”的眼中，新東家“極緻服務”細節拉滿。

首先是，戴着口罩也要笑：“我的眼睛是圓的，笑不笑不容易看出來，還經常被領班提醒。”

其次是，服務時眼睛不能偏離客人一寸，“一個人要看三到四桌，我們不能站、不能走，隻能小跑。”

最後是，如果客人杯中水低于一半，就得趕緊續水。“鍋裡有一點浮沫就得給打掉，然後舀湯。”

女記者講述中所展現的，恰恰是海底撈始終奉行的“服務至上、顧客至上”的極緻理念。

餐飲江湖上流傳着一系列海底撈的服務傳說。

顧客隻打了一個噴嚏，服務員就送上了一碗姜湯。顧客結完賬，随口問了一句怎麼沒有冰激淩?幾分鐘後，服務員氣喘籲籲地遞上來，并歉意表示，“店裡沒有，這是從對面超市買來的。”我有次在海底撈結賬時隻是無意提了一嘴餐前小食香脆可口，便立即獲贈三小袋瓜子。

而女記者在新聞網站這份工作中所提供的“産品”，顯然并不具備海底撈這樣優質的“用戶思維”和“服務意識”。正如她自己所言，有半年時間都在服務特定的項目客戶。

而新聞報道真正應當服務的“客戶”，恰恰是社會大衆與芸芸衆生。新聞在時效性和真實性之外，還應包含開放性和廣泛性。

所以，當所在的行業貨不對闆，從“客觀報道”異化為“正面宣傳”，既無法響應社會關切，也無法給予人世間以現實關懷，更無法提供真正服務社會與公衆的内容産品，甚至挖空心思、耗心費力地去贊美苦難、消費苦難時，那麼這份工作很自然就會流失行業受衆，喪失從業價值，進而淪為“底薪行業”。

于是，也就更為自然的，這位女記者的收入比不上海底撈服務生。

我注意到，這位女記者在講述中，自怨自艾的占比居多，卻始終沒有謀劃着從強大自身出發，提升自我謀生技能。比如她在采訪結尾處說：“我現在比較迷茫，沒想到之後會做什麼工作。所以盡量把自己卑微到塵埃裡，什麼企業都投，什麼公司都可以。”

但我覺得：那些殺不死你的挫敗感，本應該讓你變得更強大。

而我也相信，學習是終身的事業，而非大學畢業之後就應該終止的工程。

所以，我給這位女記者的建議是：試着向店長說明應聘原委，闡述自己确實是轉行而非卧底，并認真學習掌握“甩面舞”，以證明自己的确是“幹一行，愛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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