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彭珊珊

廣州是中國曆史上對外開放時間最長的千年大港。這裡的海上貿易始于秦漢，盛于唐宋，明清時期遠及歐美，在貿易的基礎上又拓至人員、物質、制度、技術、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互鑒，因此成為中外接觸的據點、東西彙流的通道。

為深化拓展唐宋時期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交流中外沉船考古與出土文物的最新發現與研究成果，廣州海事博物館、廣東曆史學會聯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國博物館協會航海博物館專業委員會于2021年10月10-13日在廣州舉辦了“唐宋時期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讨會。陳春聲、孫鍵、姜波、李慶新、陸偉、劉迎勝、黃純豔、曹家齊等來自曆史學、考古學、博物館領域的近五十位專家學者與會，“跨界交流”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在開幕式上，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副主席、山東大學文化遺産研究院教授姜波緻辭表示，廣州是千年古港，從秦漢時期的番禺港，到明清時期的黃埔古港，從唐宋時期的市舶使（司），到近代的通商口岸，廣州一直是中國面向海洋世界的前哨和窗口。國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孫鍵在緻辭中指出，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逐漸興起，但對海洋史的研究與重視程度比之國際學術界仍有相當差距。他引用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的一句話——“沒有地中海、沒有海洋，‘西方曆史’便無從設想”——呼籲提高對海洋史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并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支持相關研究。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副館長陸偉在緻辭中回顧了廣州海事博物館從誕生到加入中國博物館協會航海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的過程。他表示，廣州海事博物館作為系統收藏、展示、研究兩千年來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和對外貿易發展的“海事”專題博物館，不僅是廣州“海絲”記憶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間，也是中國航海曆史與文化版圖中的重要地标。

會議現場

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應邀在大會作主題發言。陳春聲教授近年緻力于韓江流域社會變遷的曆史研究，其新著《地方故事與國家曆史：韓江中下遊地域的社會變遷》（三聯出版社，2021年6月）對海上活動亦有論述。他表示，在研究過程中應該特别注意海上活動的“人群”。“過去對海洋的研究重視貿易、航海、交通，後來興起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則強調‘人’。我在廈門大學讀書時，傅衣淩教授、楊國桢教授一直告訴我們在做社會經濟史研究時要特别重視‘人’的事情。”他指出，在研究海洋史、海上絲綢之路時，與海上活動人群有關的一些特定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戶籍。明代有裡甲制後，戶籍登記愈發嚴密。明清以降，編入裡甲成為編戶齊民，意味着交賦稅、服勞役，也意味着有權利參加科舉、财産受到官府認可與保護。而檢視海上活動的人群——從不同角度看他們有不同身份，海商、疍民、海盜、漁民等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出入風波島嶼之間，素不受有司約束”，是無籍之人。他們不具備經過官方登記的田土所有權，以“籍貫”為特征的地域認同觀念也與陸上人有明顯不同，這一點從明清之際東南沿海許多著名“海盜”籍貫模糊的情形中可見一斑。由此，海上活動人群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關鍵問題，不能僅僅從陸上人的行政地域觀念出發去理解，而需要新的理論視角來考慮他們的籍貫與身份認同。

二是生計。傳統海上活動人群從海洋獲取的産品不足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形态，勢必與從事農業生産的人群進行交換、進而形成市場交易，因此他們是天然的“商業族群”。這些“水上人”的生計還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的社會經濟結構。例如，造船、購船和修船均需要資本投入，這使得幾乎每一位擁有船隻者都潛在地存在着成為“資本家”的可能性。而且，因造船成本高昂，民間很容易自發地形成各種合夥、合股、借貸、抵押等傳統的融資機制，這類機制中常常孕育着某些近代商業制度和金融制度的萌芽。與此同時，由于船隻所有者和無船者雙方的生計需求，雇傭關系又常常成為傳統海上活動人群與海上經濟組織中重要的社會關系。這種雇傭關系還可能以“義子”“契子”之類“泛家族”的形式出現，因為許多富有的“船主”以及他們的兒子們，一般不會樂意出海冒險，于是招募其他家庭的青壯年出海貿易。從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出發，現代學者研究海洋史時，這些特點尤其值得關注。

三是制度。要考慮國家制度的産生與變遷。在國家制度誕生之前已有在海上活動的人群，而随着國家制度的變遷，這些人群的社會身份及公共形象也随之發生變化。明白了傳統時期海上活動人群的這一類特點之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便可以不局限于單一的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

陳春聲

廣州海事博物館館長張珂珂以《潮平岸闊，風正揚帆》為題介紹該館的籌建、發展與規劃。該館位于唐宋扶胥港所在地，毗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海神廟，籌建曆時八年，于2021年6月29日正式開館。南海神廟内所立由韓愈撰寫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820年）被學者認為是漢語中首次出現“海事”一詞的文獻。該館目前征集的藏品中以宋代廣州西村窯瓷器最有代表性，其中“至和元年”款褐彩銘文盤是目前國内唯一帶銘文的西村窯瓷器。此外，方慎言墓志銘、宋代碇石等藏品兼具獨特性和稀缺性。她表示，廣州海事博物館的建設仍在推進，未來還将進一步完善格局、提升品質。

張珂珂

韓愈《南海神廣利王廟碑》拓片，圖片由廣州海事博物館提供

姜波教授介紹了其率隊參與的沙特阿拉伯塞林港（Al-Serrian）遺址考古發掘，帶來了國際前沿的港口考古與研究資訊。這一工作由原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産保護中心（現為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與沙特國家考古中心聯合開展，亮點在于采用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遙感考古三位一體，常規手段與數字測繪、3D技術等科技互相結合的新方法。中、沙考古隊員通過水下考古調查，确認了遺址附近的古港灣、古航道與古河道遺迹，解答了當初塞林港于此興起的緣由。塞林港遺址發現了成片分布的大型建築遺址，在流沙掩蓋之下保存完好、格局清晰、遺迹豐富，一處紅海之濱的繁華海洋貿易港依稀可見。遺址發掘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瓷器——宋元時期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以及明清時期青花瓷，是古代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交往的物證。

姜波介紹沙特阿拉伯塞林港（Al-Serrian）遺址考古發掘情況

水下考古作業中的姜波（左）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崔勇以其長期潛心研究的“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小白礁一号”沉船為切入點，探讨中國古船商貨裝載的特點和原因。我國沉船考古顯示，鐵器和瓷器混裝甚為常見，大量鐵質貨物多裝載于瓷器之上，這樣的商貨裝載方式造成船體重心上移。他認為，此舉可能是古人有意為之，擡高重心，以減輕船艙内部因波浪而引起的搖擺幅度，減少貨損率；不過這樣做有可能增加船體的不穩定性，也許是造成沉船的原因。其中實際情況和科學道理，值得更深層次的探讨。

崔勇

浙江大學中西書院教授劉迎勝從古代中國西太平洋-北印度洋地理記錄中“洋”與“海”的命名，探讨古人相關海洋認識的形成與海洋知識的傳播。他指出，這些名稱折射出中國古人所構建的海洋知識，與宋元時代中國人探索世界能力的增強、接觸範圍的擴大密切相關。

劉迎勝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教授曹家齊嘗試從更加宏闊的視野給宋代交通與相關問題提供新的解釋。他指出，10-13世紀世界各地間的聯系與互動空前加強，時代的變化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時代國内外衆多因素與宋朝交通格局變化有密切關聯，包括内部的多政權對峙、人口遷移、兵制變革、财政稅收、商業發展，外部的歐亞形勢、海上交通、海外貿易、十字軍東征等等，都需要聯系起來考量。

曹家齊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教授黃純豔着眼于中國古代帝王中的“航海避難第一人”宋高宗，探讨其為避金人海上漂泊三月餘的經曆對南宋所造成的影響。他指出，宋高宗的航海之行深刻影響了高宗本人對海洋的認識，并奠定了南宋王朝的立國規模，而且呈現出與以往任何一朝不同的海洋氣象。這種氣象又呈現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南宋出現背海立國的格局，海防成為國防要務，市舶貿易的意義得到空前強調，海洋神靈地位提高，海洋事業、經濟貿易得到發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保守取向加重，推動了宋高宗對金朝的屈膝稱臣。

黃純豔

廣東曆史學會會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從國内有關唐代廣州與南海貿易的考古發現來考察唐五代廣州貿易與東西方交流的問題，包括1980年代西安出土廣州都監兼廣州市舶使李敬實墓志銘，嶺南監軍、市舶使劉楚江所進波斯胡商銘文銀錠，1984年在陝西出土的唐楊良瑤神道碑，南越王宮殿遺址出土的南漢文物，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南海海域下發現的唐代至五代十國時期的各國沉船等。他進一步指出，從長時段來看，南海貿易有過兩個“廣州時代”，第一個“廣州時代”從漢晉以來穩步發展，進入唐宋時期，是中華帝國鼎盛時期開放富強的大時代的象征，也是東西方以海洋為紐帶和平交往、文明交流的象征。第二個“廣州時代”處在明清時期，進入中華帝國晚期，傳統的東西方海洋交往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在曲折衰微中走向終結。兩個“廣州時代”反映了古代東西方海上交往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與宏大時代，展示了中華海洋文明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要貢獻。

李慶新

陸偉副館長利用大量考古、文物資料與照片，呈現了唐宋時期海洋技術進步與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面貌。他認為唐代已普遍應用水密隔艙技術，這是中國航海技術史上一項重要發明，後逐漸被歐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藝所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設計中重要的結構形式。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航海史及海外貿易史上的鼎盛時期。造船技術有較大改進，适應遠洋離岸航行的各種大型木帆船成為當時世界範圍最先進的航海工具，主要可分為福船、廣船、鳥船和沙船。航海導航技術有了較大突破，從“原始航海”進入“定量航海”時期。在外銷瓷方面，隋唐時期以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瓷器為主，宋元時期瓷器是出口貨物中的最大宗，品種衆多，深受喜愛。

1973年在江蘇如臯縣蒲西鄉發現的一艘唐船，是我國發現最早的水密隔艙實物。圖為如臯出土唐代木船模型。

廣州市文物博物館學會會長、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全洪從一件發現于廣東韶關的唐代銅胡瓶入手，分析其産地，推測其為海外進口的舶來品。他認為銅胡瓶在韶關發現，原因在于韶關處在最古老的南北通道上。海外寶物到達廣州後，沿官道北上被運進京師。全洪指出，學界研究廣州時往往強調其貿易城市的屬性，談文化交流則往往“由中原北方南下”。韶關發現具有西亞風格的銅胡瓶，表明海上絲綢之路應有更多寶物通過廣州北上，提供了南方中西交流的新材料。廣州在中西海路交流和傳播方面的作用被低估了。

陸偉、全洪

在主題報告之外，研讨會分三個小組同步展開，二十餘篇專題論文分組研讨，議題涵蓋“海絲”文獻、貿易市場、港口制度、海洋神靈等等，以及瓷器、錢币、墓葬等考古發現。

在閉幕式上，孫鍵、姜波、崔勇、黃純豔、陸偉、全洪、張珂珂等學者展開進一步讨論，暢談心得體會。李慶新認為，本次會議是今年國内規模較大、水平相當高的專題史研讨活動，成果豐碩，亮點不少：一是多學科、跨學科參與合作與跨界交流，曆史學者、考古學者與博物館專家歡聚一堂，進行熱烈而有效的交流對話；這次研讨會由博物館、史學社團、研究機構聯合發起主辦，也體現了這一點。二是論文議題與内容豐富，融通海上、陸上絲綢之路，拓寬了研究新領域，在唐宋海上交通、航海與造船，廣州貿易與世界市場，海港、沉船考古與外銷瓷、古錢币，南海神廟與海洋信仰，東西方文化交流與傳播等議題上，取得不少具有國際前沿水平的成果。三是學術創新與理論建構有可喜建樹，全球史、區域史相結合的視野、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方法成為共識；陳春聲教授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獲得學者高度認同。四是學術氣氛濃郁，讨論熱烈，一批功底紮實的、具有較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能力的青年學人展露頭角，《越南俄厄（Oc Eo）港口城市遺址》、《公元一千年紀東南亞發現的西方金銀币》等報告均受到熱烈關注。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副處長周鑫對大會作了總結報告。他表示，唐宋時代，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結合會議主題，可稱之為東西交流的第一個“廣州時代”，或是從後往前看，是東方“大航海時代”；或是從内往外看，是另一種“唐宋變革”。本次研讨會的論文也正是從唐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态、網絡、節點、技術、商品、人群、制度、文化等重要方面揭明其時代意義與曆史内涵，闡明廣州輝煌的海洋曆史與深厚的文化底蘊。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張豔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