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者，戰國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故名之，為戰國時期的史料彙編，三十三篇，四百九十章。非一時一人之作，最初也沒有統一的名字，“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劉向在整理編訂為一書之後，才确立了現在的書名。《戰國策》為叙事體，以記言為主，以國分類，各自成策，反映了各諸侯國之間尖銳複雜的兼并鬥争和謀臣策士往來遊說的言行，開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之先河。
《戰國策》對曆史記叙的忠實性不敢恭維，記叙史實簡略，又有頗多失實之處。不似《左傳》，有濃郁的神的色彩，這裡活動的主角完全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戰國的辨士、處士、隐士，抛開了道德、善惡的評判，反映士的獨特價值，從人格力量上予以肯定，可以說，《戰國策》反映了另外一種真實，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心态真實，作者往往對自己的人物過分偏愛，傾慕非常，不惜以犧牲史實為代價。
戰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翻開《戰國策》，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向你敞開，這是一個辯麗橫肆、鋪張揚厲、氣勢縱橫而又從容不迫的世界，别出心裁的寓言、風趣形象的比喻，或體驗錦衣還鄉、指點江山、易水送别之豪邁慷慨，或深味落魄江湖、功敗垂成、寄人籬下之炎涼無奈，你可以遊走于“戰國七雄”之間，仿佛時間與空間尚未腐蝕掉舌尖的鋒芒與力量，男兒不配劍，同樣可以笑傲人間。
最早為《戰國策》作注的是東漢的高誘，至北宋曾鞏合諸家之本作了訂補。南宋時，在曾鞏補編本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兩家注本：一為剡川姚宏注本，頗忠于原作，對原本的訛文異字和殘缺之處也能阙疑待證，成于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不久即有刻本行世，後經清代黃丕烈影寫複刻，收入《士禮居叢書》，流傳極廣，今通稱姚本，其中包括高誘殘注和姚宏續注。另一為缙雲鮑彪注本，對原書作了重新編次，按國别分為十卷，章次也有調整，各國之下，按《史記》标出君王世次，分隸策文于其後，隐含編年之意，所作之注遠較高誘為詳，缺點是有時改易舊文，不免武斷。
有鑒于此，元吳師道複據鮑本作《戰國策校注》，對鮑本之誤有所更正，有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四庫總目提要》稱：“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戰國策》即據此影印，今通稱鮑本。1987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缪文遠著《戰國策新校注》，在前人校注的基礎上，參考新出土的竹簡、帛書、銅器、石刻等，是目前較好的注本。通行本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校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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