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初中語文課本中，有一篇楊朔的散文《荔枝蜜》，文章不太長，可大都記不住了，倒是文中引用的一句詩，至今仍記得一清二楚：“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惠州荔枝

這首詩出自北宋蘇轼《惠州一絕》，全詩一共四句，前面兩句是：“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羅浮山，是廣東惠州的一座名山，奇峰林立，風景秀麗。當年蘇轼在這裡寫下了這首傳誦千古的名句，使得羅浮山的名聲更為世人所熟知，幾乎成了惠州的代名詞。

惠州羅浮山

那麼，蘇轼因何到了惠州，惠州又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能讓他發出“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感慨呢？

蘇轼是我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巨擘，詩文相當了得。同時官也做得很大，曾通判杭州，又知密、徐、湖三州，還是朝中重臣，長期身處權力核心，但他“勁直敢言”，屢屢上書神宗皇帝，論新法不便，為新黨所不容，故多次遭貶，輾轉流離，還受誣入獄，幾被處死。

蘇轼雕像

宋紹聖元年（1094）六月，作為元佑黨領袖的蘇轼被新黨打壓，再次被貶惠州，“責受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轼所任的甯遠軍節度副使，是散官，即虛職，又被中央明令不得簽署公事，根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可言。

所謂的“安置”，是宋朝時期對高位官員的一種懲罰手段，受罰者一般不會被逐出官場，而是安排到一個偏遠地區任虛職，是一種變相的流放。

安置蘇轼的惠州，屬嶺南。在當時，嶺南乃蠻貊之邦、瘴疠之地，氣候迥于北方，生活條件極其艱苦。

雄視千古的大文豪蘇東坡

嶺南作為懲治罪臣的流放地，其曆史由來已久。早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就有明确記載：“谪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是說犯罪的官員要麼被發配到北邊修長城，要麼被流放到“南越地”，即嶺南。

嶺南不僅在地理上屬于宋代轄境的最外圍，是安置罪臣最邊遠、最險惡的處所，而且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南遷嶺表無異于到了天涯海角。所以，流放嶺南一直被認為是除了死刑之外最嚴厲的懲罰，是谪官人生中最陰暗晦澀的一頁。

的确是這樣的，路途艱險、語言不通、水土不服、習慣各異，再加上經濟落後、生計艱難，這一切都使初來此地的人們感到強烈的不适和排斥，求生不能，欲死不得。

惠州東坡祠門前的蘇轼像

但是，谪居惠州的蘇轼在與朋友陳季常的通信中卻說：“到惠将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是說惠州山清水秀，飲食豐美，民風淳樸，當地人對他十分友好和尊重。

這又是為什麼呢？

毋庸置疑，宋朝時期的惠州，相對于中原地區來說，經濟、文化、環境方面都比較落後，在當時人們的眼中，此地不僅山高皇帝遠，而且屬于窮山惡水，不适宜人類居住。

可蘇轼不這樣認為，他在《和陶時運四首·其三》寫道：“我視此邦，如洙如沂。”洙水出泰山，沂水出沂源，意指惠州為鄒魯之邦、孔孟之鄉。

在蘇轼看來，惠州之美，既在大美生态，也在厚重人文。

惠州西湖邊的蘇轼與朝雲雕像

剛踏上惠州的土地，蘇轼便寫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表達初來乍到的感受：“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甯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轼初到惠州的第一印象，不僅僅是“嶺南萬戶皆春色”，更是當地的人情世态。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惠州海納百川、善待來者的開放心态，感受到了惠州百姓的可親、可愛、溫暖和真情。杖履所及，雞犬相識，一下子就讓遠谪蠻荒的他有了歸屬感。

蘇轼食荔枝雕像

他在詩中甚至借蘇武陷漠北、管甯栖遼海這兩個典故，抒發了他想在惠州為家終老的感情。

“雞犬識新豐”，也是一個著名的典故，出自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說劉邦做了皇帝，定都長安，其父劉太公身為太上皇，雖享受榮華富貴，卻因思念故裡，時常悶悶不樂。

于是，劉邦就在國都長安附近的秦國故地骊邑（今西安市臨潼區），仿照家鄉沛郡豐邑（今江蘇省徐州市豐縣）的街巷布局，為太上皇劉太公重築新城，并将故鄉豐邑的鄉親故友遷居于此，太上皇這才高興起來。

傳說新豐城建造得與劉邦家鄉豐縣一模一樣，豐縣百姓遷至新居，連雞犬都能找到各自的門戶，此所謂“雞犬識新豐”，比喻在他處仍能如在故鄉般熟悉與愉快。

惠州東坡祠

确實如此，惠州人對蘇轼這樣的外來者，始終抱有一種相融接納的心态和相互尊重的願望，這種大度寬容也表現為熱心仗義、樂善好施的社會風氣。

蘇轼寓居惠州幾年中，盡管窮鄉僻壤的生活比較艱苦，但經常得到當地許多人的熱心幫助，上至政府各級官員，如太守詹範、方子容，縣令林抃，推官黃焘，下至普通的鄰居村民，如道人鄧守安、何宗一，僧人昙穎，嘉祐寺鄰居林婆婆，白鶴峰鄰居翟秀才、林行婆，江北荔園老翁，都是蘇轼當時的好友。當地人熱情好客、友善待人的人文風尚，給蘇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蘇轼在《和陶歸田園居六首·其一》中這樣寫道：“環洲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限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顔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争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

惠州西湖

這幅桃花源式的民俗風情畫，就是蘇轼對當時惠州淳樸民風的評價，也是對惠州文化包容性的由衷贊美。

從惠州人的包容文化中，蘇轼獲得自己的身份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與程正輔書七十一首之十三》）。

又雲：“今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與孫志康二首·其二》），甚至“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遷居》）。

這不能僅僅看作他在逆境中的無奈和自我寬慰，也可以理解為他獲得認同和尊重後而激發的積極态度。

東坡勸農雕像

事實也正是這樣，蘇轼一來到惠州以後，便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銘記愛民之心，常懷惠民之情。

谪居惠州短短幾年，他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皇皇著述，不僅照亮自己人生中這段黯淡的歲月，也造福于一方黎民百姓。

不過，此時的蘇轼，與在杭州等地任職時境況大不相同。那時蘇轼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手中擁有實質權力，還得到主持朝政的太後的賞識和重用，可以直接獲得朝廷财政支持，想要做點事情，還是比較容易的。

惠州西湖

而此時，他無官無職，賦閑度日，條件和能力都很有限，但他還是非常熱心，利用自己的名望、威信，通過建議、倡導、募捐等方式，把對民生的關懷落實為一樁樁具體的工程。

比如修建水磨，請建軍營，掩埋骸骨，施醫散藥，推廣插秧之法，普及插秧船的使用，改善稅項，減輕百姓負擔……

還有就是對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尤為值得一提。

惠州有一湖泊，北宋林俛《惠州豐湖序》雲：“葦藕蒲魚之利，施于民者豐矣，故謂之豐湖”。由于蘇轼偏愛“西湖”，“十裡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秦觀《東坡守杭》），“東坡原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楊萬裡《西湖長》），惠州人便把豐湖改名為“西湖”。

惠州西湖

為了溝通西湖兩岸交通，浚疏水利，蘇轼向主政官員提出了“兩橋一堤”的惠民方案。在施工過程中，他不僅勞心勞力、四處呼号奔走，而且積極參與其中，甚至慷慨解囊。由于手頭拮據，無錢可捐，便将皇帝賞賜的犀帶捐贈出來。還寫信動員遠在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的弟弟為惠州捐錢“助施”。

工程竣工之日，“父老喜雲集，箪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兩橋詩·西新橋》）。

蘇東坡在惠州生活了短短的兩年又七個月，不僅與惠州人民結下深厚友情，還留下了大量詩文，為惠州山山水水增輝，也使當地人情風物得到了真實生動的展現，赢得了人們真誠的愛戴和永久的懷念。

惠州西湖“蘇堤玩月"

據統計，蘇轼在寓惠期間，共留下詩187首、詞18首、各類散文129篇、書信233篇， 他的詩文歌詠惠州風物，使惠州名揚四海。以至後來數以百計的文人、墨客紛紛聚惠，大辦書院，推廣科舉，使惠州人才輩出。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清代著名詩人江逢辰這句詩，道出了蘇東坡對惠州這座城市的深遠影響。

《惠州府志·卷十》亦稱蘇轼寓惠“首末四年，泊然無所無蒂芥，邦人歡仰之。”貶惠期間的蘇轼，作為一個無權無勢的純粹文人，對一個城市産生了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在中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美麗的惠州

曆史車輪滾滾向前，時至今日，惠州早已不再是當年的“荒蠻之地” “瘴鄉疠海”，而是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重要地區和國内一流城市，成為當前廣東，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一方熱土。

有一種幸福叫過年在惠州，有一種風景叫文明在惠州，有一種美好叫生活在惠州，有一種希望叫創業在惠州。今天到惠州來的人們，依然能夠從蘇轼偉岸的人格和優秀的作品中不斷汲取思想能量，開闊眼界和心界，以堅定的文化自信和進取精神，共同創建惠州美好的明天。#惠民之州幸福之城#（張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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