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流傳四句關于“寶”的名言：“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谷金銀，國有寶忠直良臣，家有寶孝子賢孫”。這話最早是北宋時期的名臣呂蒙正說的。在這裡，“寶”指的是最為珍貴的東西。

在古人看來，一個家庭最為重要、珍貴的東西是後輩子孫。子孫的賢德與否，代表的是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的希望、潛力和方向。即便到了今天，一個人最為悲哀和失望的事情就是：子孫不成器。

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血脈綿延、注重福澤深厚，建功立業關注的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道德選擇和個人修養，也更加傾向于“争千古不争一時”，以求流芳百世。不僅僅活在當下，更要瞻前顧後，這才是一個傳統中國人的格局。所以，倘若子孫不成器，就會被視為人生極大的失敗。

但是，早在春秋時期，儒家的開山鼻祖孔子卻說：“君子不器”。這話記載在《論語•為政篇》。顯然孔子“不器”的說法與老輩人經常念及的“成器”發生了沖突。一個究竟該“成器”還是“不器”？究竟是誰錯了？

要搞清楚孰是孰非，就必須理解兩種說法的真實含義。首先，探索一下孔子說的“君子不器”的含義。孔子說這句話的時候，有一個背景：孔子的弟子子貢因為家庭富裕，本人似乎也注重個人形象，所以經常穿着華麗的服裝，把自己打扮得玉樹臨風、光彩照人。

于是，孔子就說子貢“君子不器”。子貢起初不理解這句話的本義，認為這是自己的老師在表揚自己，就更加沾沾自喜。後來，在子貢的再三追問之下，孔子才解釋說，這裡的“器”指的是“瑚琏之器”。

什麼是“瑚琏之器”？就是在舉行重大祭祀活動的時候，用來盛放黍稷的器皿。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似乎是特别講究語言藝術，也似乎是出于保護弟子的自尊心，所說的“君子不器”乃至後面的“瑚琏之器”的話語，含義都是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

從正面的解釋看，“瑚琏之器”是重大祭祀活動使用的物品，擺放的位置重要而顯赫，發揮的作用神聖而重大，用“瑚琏之器”來比拟子貢，似乎在贊美子貢儀表堂堂、器宇不凡，是那種堪當大任的人。

從反面解釋，哪怕是“瑚琏之器”這樣重要的器皿，無論外表多麼華美精緻，内部都是空虛的。而後世儒家對孔子“君子不器”以及“瑚琏之器”的解釋，都傾向于反面，都認為孔子是在委婉而隐晦地批評子貢。在孔子看來，一個人更應該重視道德、學識的修養，而非過于注重外表，成為一個“銀樣镴槍頭”或者包着一包糠的“繡花枕頭”。

随着後世對孔子及其著作的不斷注解，“君子不器”這句話的内涵被理解得越來越豐富，除過一個人不應該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梳妝打扮這層意思之外，另外又引申出了三層含義。

在探讨這三層含義之前，必須說明一下“君子不器”中“君子”的概念。孔子時代的“君子”，側重于社會地位，特指社會中地位較高的人。後來的“君子”，則指的是德才兼備的人。而孔子在說“君子不器”這句話的時候，所說的“君子”不但指社會地位高，而且還指那些負有管理社會職能的人。

用現代人的觀點看，這裡的君子就大體是當官的，或者說各個領域、不同層次的領導者。

第一層含義：君子不應該把自己當作一件物品。因為所有的物品都是人為制作的，在制作一個物品之前，人們會賦予這個物品特定的形狀和功能，而這些形狀和功能，會影響這個物品的使用範圍。例如子貢那樣的“瑚琏之器”，就隻能用來祭祀，而不能用來吃飯、飲水、養花，乃至幹其他事情。

如果用來指人，那就是指那些具有特定能力或者說局限能力的人，隻能從事某項特定的工作，處理某個自己擅長的事。但“君子”是領導者，是要管理人、處理各種事務的，就必須打破“器”的局限，是一個不受能力、功能、知識結構、性格等限制的“通才”。

而且，所有的“器”都是有特定容量的，但凡是容量确定的“器”，不論多麼廣大都有“滿”的時候。而在儒家的思想裡，“滿”是一種非常不好的狀态，《周易•豐卦》裡就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一個君子胸懷應該廣大無邊，而要實現這個的唯一途徑就是“不器”。

第二層意思：君子應該是通達無礙的。這裡的“器”也是指局限性，但意思更加傾向于人生态度和處世智慧。一條魚（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器”，放在水裡就會自由自在、生活如意，一旦放在了沙漠裡，就會須臾結果了性命。

而孔子所強調的君子，則應該豁達而随和，放在哪裡都能順心如意，用孔子的原話說，那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層意思非常接近老子“上善若水”的其中一個解釋，水是“不器”的，沒有特定的形狀，容器是什麼樣子，水就是什麼樣子；在天為雲彩，在地為河流，暖為流水，寒成冰霜。但水的本質卻始終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為“不器”而成就了“永恒之器”。

第三層意思：君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都應該是圓融無礙的。一個目标的達成與否，取決于外部條件和主觀因素。在孔子看來，外部條件就是“天”，“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盡人事以聽天命”“天意自古高難問”，外部條件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

而人的主觀因素則包括認識水平和執行手段。一個人，很容易被已有的經驗和知識禁锢自己的思維，用佛學的思想解釋這個就更加形象，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法執”；達成目标的手段也常常受到執行者的能力、價值判斷等各種因素的影響。

按照儒家的思想，一個君子就應該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為了這個目标的實現，就敢于打破一切思想和行為上的障礙，勇于探索，不斷突破，想人所不敢想，為人所不能為，以獲取價值和成果的最大化。

孔子在努力“打破”“器”對人的局限，實現“君子不器”，而傳統的老輩人卻最怕自己的子孫“不成器”，兩者之間是否就形成了沖突呢？

其實兩種說法并不沖突，而且都是正确的。老輩人所說的“成器”，重點指的是子孫能夠保持積極上進的狀态，端端正正做人處世。就好比一棵樹苗，不要歪歪扭扭，不要滿身病害，向着陽光、植根大地，端端正正地長成大樹。

一旦成了大樹，那就是有用之“材”，就可以根據人們的需要制作成棟梁、舟船、家具等各種器物，半路夭折或自甘堕落，誤入歧途的，都無法具備相應的價值，這種情形就是不“成器”。

一個人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積極向上、健康成長，就失去了成為對家庭有貢獻、對社會有價值的各種“器”的可能性，“成器”也可以看作是老輩人對子孫後代最基本的要求。

而孔子所追求的“不器”，顯然是一個更高層次、更大價值的生命狀态。“成器”與“不器”之間的關系，可以簡單概括為：前者是人生的基礎，後者是生命價值的拓展和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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