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 子

電影版《第一爐香》剛一上映，便引來諸多褒貶不一的評論。場景和攝影等收獲好評較多，表演和編劇則成為衆矢之的。畫皮容易畫骨難。從事張愛玲研究的香港學者許子東曾在一篇評論中寫道：“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沒人把這個小說拍成電影？它具備了拍電影的很多基本條件，有故事，有男女，有深度，又有知名度。”如今電影有了，梁太太的小白樓，衣櫥裡的各色衣裙，還有葛薇龍和喬琪喬，紛紛有了具體的形象，但那隻“黴綠斑斓的銅香爐”裡升起的煙依然缭繞，讓人難以把捉。

電影《第一爐香》劇照

愛情面紗下的生存博弈

《第一爐香》是張愛玲的第一部小說，之後的作品從主題、寫法到立意，幾乎都能從這個故事裡找到源頭。女性與她們的婚戀是張愛玲小說最重要的主題。表面上，這些小說描繪的是女性在半舊不新的時代中如何像樣地活着；故事之下暗湧的，則是女性在傳統男權社會中的生存博弈。這種博弈本質上就是人的鬥争，隻不過戴着愛情的面紗。

比如，葛薇龍固執且卑微地愛戀喬琪喬，這表面上是年輕女孩揣測戀人心思，其實她比誰都清楚，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段感情。隻是她不夠強大，對于各色人物隻能見招拆招。所以，她不怕成為梁太太斂财的工具，而是靠自己找到生存法門；她也不怕浪子喬琪喬的辜負，隻擔憂“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也因此一度“深幸喬琪喬沒跟她結婚”。張愛玲筆下的女性，還活在舊時代的陰影裡，卻已對自身的處境和欲求有了超越傳統的認識。她們并不是等待着被解放或啟迪的女性，而是作為一個人，與時代一起尋找生存的可能。正如許子東所言，“張愛玲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在于她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女性的聲音”。

張愛玲與寫了《面紗》的威廉•毛姆不同，後者的“面紗”遮住的是處于階級和人性撕扯中的愛情，本質上是在思考情感與道德。而張愛玲的“面紗”則是以愛之名，無論在《第一爐香》，還是後來的《傾城之戀》《半生緣》裡，她筆下的女人們，都在男性的審視和自我的找尋中，努力在亂世裡給自己争取一份安穩。這份安穩因為直接關乎生存，所以内含着女人與男人之間，人與人之間，最天然的權力鬥争。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愛玲與瑪格麗特•杜拉斯，兩位女作家的文字風格與主題選擇雖不盡相同，内裡卻如同一枚硬币的兩面，有着如出一轍的心靈訴求。

葛薇龍的愛情，卑微隻在表面，甚至那些不得已，也在她的意料之中。面對華麗卻龌龊的婚姻現實，她直言“她們是不得已，我是自願的”。于是喬琪喬和梁太太等人，他們看似主宰一切的位置，微妙地發生了轉換。這不過是在真實人生裡，各人有各人的位置罷了。

洞悉世事後的個人選擇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雖不是因循守舊的傳統女子，但也沒有緻力于反抗傳統，更多是冷眼旁觀。這樣的态度，有點兒消極，但消極中又有聰慧，畢竟她筆下的女性，總是在為自己籌謀着。

年紀輕輕的葛薇龍，沒多久就看透了“那肮髒，複雜，不可理喻的現實”，這一層現實，是她第一天住進“白樓”，衣櫥裡的一件件衣裙告訴她的。“這跟長三堂子裡買進一個讨人，有什麼分别？”說沒有分别，倒也不是絲毫沒有，畢竟梁太太是親姑母，而她也是自願的。葛薇龍其實還是有選擇餘地的，比如可以回上海，或放棄梁太太的各種安排。但權衡再三，她既不想過得不舒服，也無意與時代抗衡。她什麼都想到了，接下去就是“活到哪裡，算到哪裡”。

不過，張愛玲小說中的這種消極，底色不是灰的，仿佛是一種深沉的紫，蘊含着頑固的自我與永遠在線的人間清醒。如果沒有這層執着與清醒，這些小說就隻是癡男怨女劇情或婚戀排雷指南。張愛玲的内心，或許也有類似杜拉斯的那道永恒在場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她們筆下的愛情，既與道德、傳統糾纏，又凝練了一個時代女性的生命曆程。

舊時代新女性的個人意志，與更普遍意義上人的生存鬥争交織，這是張愛玲幾乎所有小說的思考基礎。那些女性不是深深宅院裡的弱女子，也不存在被動和堕落的個人，這些都是表象。表象背後，是由懷念與執着構成的個人意志。在片長有限的電影裡，既要理解和展現張愛玲小說裡的這種意志，又要照顧鏡頭和觀衆的需要，難度自然很高。好在張愛玲在開篇就說過，“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所以，不妨順着小說家的心意，讓讀過的、看過的煙霧般的劇情升起又散去，香灰冷卻之後，我們起身回到自己的人生。畢竟和全部人生相比，愛情是件小事。（葉子）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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