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随意放生”的法律規制，關鍵是做好事中監督和事後追責，并讓公衆認識到它的危害，讓人人都來監督它。這比給“随意放生”打上違法标簽，更為有效。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三審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其中明确提出，“任何單位和個人将野生動物放生至野外環境，應當選擇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當地物種，不得幹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産，避免對生态系統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動物，造成他人人身、财産損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統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随意放生，危及物種安全，甚至威脅他人生命和社會秩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通過法律對民衆放生行為進行規制，讓随意放生者承擔必要違法成本，可謂民望所歸。

但是，由于放生問題比較複雜，放生地點多樣，放生物種更是千奇百怪，所以，要想由法律把各種細節都規範好，恐怕不現實。

比如，“草案”規定可以放生的隻限于當地物種。可是，何謂當地物種，除非相關專家，恐怕沒有哪個普通人能弄得清。如此一來，這條法律怎麼去執行？而且是否當地物種，與影響物種安全，威脅他人生命，并無直接聯系。譬如，某人放生一隻家養鹦鹉，鹦鹉并非本地物種，但這鹦鹉要麼無法在野外生存死掉，要麼在野外搭窩築巢，并無什麼危害。将這種基本對社會無害的行為認定為違法，恐怕站不住腳。

所以，對于“随意放生”的法律規制，其實沒必要在“事前”規定過細。關鍵要做好事中監督和事後追責。法律隻需要明确，一旦放生影響物種或生态安全，威脅他人，那麼就得承擔違法後果。

事中監督，主要是在執法層面，例如首先政府部門要做好“排除法”，即對于生物安全敏感的區域，如動植物保育區，一些公共水域等等，一律禁止放生，加強人員在這些區域的巡視，完善各種警示。對于那些民衆自發的放生行為，最好的辦法是讓民衆參與監督，一旦發現随意放生的行為，旁觀民衆可以撥打110，由警方和專業人士共同到場處理。

事後追責，一是要加大行政處罰力度。例如在我國台灣，“小龍蝦”被認定為入侵物種，放生“小龍蝦”将受到重罰，罰金最少一萬人民币左右，最高超過50萬人民币。這樣的重罰對于“随意放生”者無疑是個極大威懾。二是讓刑事追責落地，如放生毒蛇等危險生物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可考慮按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對于“随意放生”導緻物種安全和生态系統受到重大影響，如何取證、認定，如何進行刑事追責，還需要進一步在法律上完善。

當然，對于“随意放生”，在法律層面進行規範，嚴格執法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對公衆的教育，避免違法行為的發生。

我國已建立完善的外來入侵生物清單，但由于科普不力，這份清單養在深閨人不識。所以，完全可以通過學校教育、公益廣告等渠道，向民衆普及物種及放生知識。政府還可聯合宗教單位，對信徒進行相關科普活動，和動物保護組織合作，設立相關的咨詢熱線，為放生人士提供指導等。

一句話，最好的社會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讓公衆真正認識到“随意放生”的危害，讓人人都來監督“随意放生”，這比給“随意放生”打上違法标簽，更為有效。

□于平（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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