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衆所周知有珠三角和非珠三角這貧富懸殊的“兩個廣東”一樣，長久以來，世人眼裡也有“兩個江蘇”：富裕的蘇南和貧窮的蘇北，兩者被一道長江鮮明地一分為二。

在這内部，又能分出三六九等。揚州、泰州和南通自認屬于“蘇中”，而不願被貼上“蘇北”的标簽，尤其是操吳語方言的靖江、南通、海門、啟東等地，根據語言學标準，自認不屬于“蘇北人”這個類别，南通近年來更是積極“與蘇南接軌”。

雖然很多人仍然抱着江蘇這個“大内鬥省”内部差異巨大的印象，但現實卻是：如今江蘇省内至少在地區差距上，已收窄到近數百年來最小的地步，正在逐步邁向“共同富裕”。它究竟是怎樣做到的？

撰 文 | 維 舟

責 編 | 施 楊

江蘇的“南北戰争”

要理解這一點有多難，我們首先得清楚對江蘇而言，這一挑戰有多大。

現實是：直到1990年代，江蘇的南北差距仍是巨大的。我一位朋友是蘇南太倉的，家裡算得清貧，1993年才蓋樓，在當地幾乎已是最後一撥了，但當他兩年後到南京上大學，去同學在蘇北漣水的家裡，頓感震驚：“當地村鎮面貌，還不如我小時候記憶中的老家。”

他其實已經說得算是客氣了，很多人在跟我說起這類觀感差距時更為誇張。曾有一個啟東的包工頭跟我感慨，他走南闖北去過無數地方，但蘇北是真窮（他顯然不認為南通是“蘇北”），1993年去宿遷招工，發現當地鄉下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比我們那兒至少落後二三十年！”

這還是在改革開放後相對縮小差距之後了，在早先就更可想而知了。1952年，一個農村調查團的報告毫不客氣地指出，蘇北淮海地區“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落，和江南或沿海農村比較真有百年之隔”。

像這樣地域差距的話題，很多人能跟你談上三天三夜，往往還伴随着地方認同之間激烈的碰撞，堪稱江蘇内部經久不衰的“南北戰争”。蘇南人往往看不起蘇北的貧窮落後，又或歸結于當地社會文化不注重教育、缺乏經濟頭腦；而蘇北人則認為蘇南隻不過是享受了一些政策紅利，宿遷沭陽籍的學者馬俊亞将他那部探讨淮北自清代以來社會生态變遷的著作冠名為《被犧牲的“局部”》，認為蘇北隻是不公平地承擔了許多治理使命，它是“被犧牲掉了”。

本來，這也不止江蘇如此。有一部意大利電影《歡迎來到南方》，雖然是翻拍自法國片，但2010年上映後仍斬獲當年意大利票房最高，因為片中的“地域黑”特别能激發人共鳴：充滿優越感的北方人，來到心目中“落後”的南方，卻發現當地小鎮仿佛是淳樸的桃花源居民，完全沒有北方那種現代都市的冰冷感覺。

意大利人的南北差距之大，在歐洲已屬突出個案，當然也是令人頭疼的老問題，但意大利的地區差距究竟能有多大呢？2017年按人均GDP來算，最發達的倫巴底也就隻是全國平均值的133%，跟墊底的西西裡（61%）和卡拉布裡亞（60%）也就差2倍，而電影中被視為落後地區的坎帕尼亞則相當于全國平均值的64%。

這點差距，跟蘇南蘇北一比，其實根本不算什麼。在這部意大利電影上映的2010年，江蘇人均GDP最高的無錫，是最低的宿遷的4.20倍；就算是南通和宿遷之間，也有2.18倍的差距！考慮到意大利6000萬人分為20個大區，在統計學上意味着方差更大，如果把8000萬人的江蘇也進一步細分為26個單位（現在是13個），那麼表現出來的差距還會更顯著：2003年，蘇州人均GDP是省内最低的宿遷的8.83倍，縣級單位更為驚人，蘇州下轄的昆山竟達到宿遷下屬的泗陽縣的15.88倍！

為什麼蘇南蘇北的差距會表現得如此突出？這個問題極為關鍵，因為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能診斷、了解病因，也就難以對症下藥地解決病根。

鴻溝是如何擴大的

蘇南蘇北之間并非一直這麼“冰火兩重天”的，像很多地方一樣，這種差距本身是各地在曆史上發展不均衡逐步累積下來造成的。

1984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蘇州吳江人）曾調查江北，他說自己一度認為蘇北是“一個貧窮落後沒有前途的苦地方”，但他調查後反思自己“這種偏見其實隻反映了解放前近百年的曆史，與長期的曆史不符”，因為蘇北也曾有過繁榮安康，且有一個能媲美“今日江南的水網”。也就是說，蘇南蘇北都是有發達水網的大平原，地理條件相差無幾，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一度曾有長達上千年的時間，在今江蘇的地理範圍内，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其實是蘇北的揚州。對蘇南蘇北的“大分流”來說，第一次重大沖擊是1128年東京留守杜充為阻止金兵南下，下令開決黃河大堤，迫使黃河改道，自此直到1855年，在長達七百年的時間裡，攜帶大量泥沙的黃河奪淮入海。馬俊亞在研究蘇北貧困成因時曾對此深感痛心：“這是淮北生态畸變的開端……此後，淮北再也沒有中興過。”

即便如此，蘇北仍有著名的兩淮鹽場，1329年曾生産了全國鹽産總量的40%，貢獻了帝國總稅收的三分之一（《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直至晚清，朝廷的“三大政”（漕務、河務、鹽務）的相當大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就都集中于蘇北地區，尤其是揚州和淮安，因而揚州的鹽商在清代仍然富甲天下。

問題在于，當時這些政務的出發點都是“大局”，卻不是為了地方利益，甚至為了确保“大局”倒是要犧牲掉地方利益的。蘇北在當時是黃河、大運河、淮河三大河交彙之地，朝廷為了确保大運河的漕運暢通，每年在此大興河工，但結果卻是用“小河嚴重梗阻”換來“大河暢通”，造成蘇北曆史上極為嚴重的水患。據吳必虎統計，1550-1950年這四百年所發生的水災次數在五千年水災總數中的比重為：淮安71.5%、鹽城88.9%，漣水竟高達95.6%。

蘇北地勢低窪，這樣的水患所帶來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農村的貧困化；而與此同時，蘇南卻依靠四通八達的水網，利用水運的低廉成本和富餘勞動力，以棉紡織等産業帶動起早期工業化，周莊等星羅棋布的“江南古鎮”就是那一繁華的産物。

到了近代，決定蘇南蘇北命運的第二波浪潮襲來：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國重創江蘇，颠覆了原有的格局。連綿十餘年的戰争嚴重破壞了蘇南各地，當地富人席卷錢财躲避到十裡洋場，加速促成了上海的崛起；但遭破壞更大的卻是蘇北：揚州的繁華自此一蹶不振，漕運再未恢複，被海運所取代，蘇北城鎮失去了交通和商業中心地位，蘇北在整個大局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成了被遺忘的角落。由于朝廷不再重視修繕連接大運河的水渠堤壩，水災更為頻繁，農業和手工業都發展不起來，近代蘇北自此愈加貧困化。

這樣，對近代的蘇北人來說，最好的出路就變成了離鄉背井去大上海出賣勞動力，而在那時起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作為居住在上海的一名蘇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窮人”（韓起瀾《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工部局1941年的統計顯示，工部局238名白領雇員中，上海本地人隻有16名，最多倒是蘇南人（85名），廣東人（62名）、浙江人（44名）次之，卻沒有一個蘇北人。舊上海的黃包車夫倒有十有八九都是蘇北人——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劉翔奪冠後，有新聞報道說，他的爺爺是蘇北鹽城大豐的，當年在上海灘拉黃包車，劉翔的奔跑基因就是這麼來的。

正是這數百年的不同經曆，将蘇南蘇北塑造成不同的社會形态。雖然地理條件相差無幾，但蘇北深受水患之苦，難以通過農業和手工業積累财富，加上交通不便，又無法催生發達的商業中心和城鎮網絡。最終，當地富餘的勞動力隻能用腳投票，但即便如此，他們也隻能成為廉價勞動力，而且僅依靠少量人口的出走，并不能改變當地農業生産的内卷化困境，貧困由此累積下來。

如果是這樣，那麼到近些年來，蘇北可能在漫長的曆史上第一次真正迎來了彌合南北差距的關鍵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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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從人均GDP來看，江蘇省内的地區差距在近二十年來已經大幅收窄。如果以2003年南京、蘇錫常、徐州三大都市圈規劃起點之年算起，可以看到蘇南、蘇中、蘇北三大闆塊之間的差距已經逐步得以彌合，正在走向共同富裕：

*蘇南=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五市數據來源：江蘇省曆年統計年鑒，下同

蘇中=南通、揚州、泰州三市

蘇北=淮安、鹽城、徐州、連雲港、宿遷五市

不僅地區間的差距在不斷縮小，細分到不同城市，變化更為顯著：

不難看出，在2003年-2020年間，蘇南各城市的人均GDP不斷下落，趨近于全省平均值，唯一的例外是“強省會”戰略下崛起的南京，在近十年裡逆勢上揚；蘇中三城進步明顯，尤其是南通，而揚州由于底子較好，到去年竟已首度超越了蘇南各城中最弱的鎮江；至于蘇北各城市，淮安、鹽城、連雲港、宿遷也都有不俗的表現，唯一欠佳的倒是徐州，已經從蘇北的領頭羊，變成了中段，身為“徐州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近十年來進展不大。

總的來說，蘇中已經在整體上越過了平均線，蘇北的進步也很快，最高的無錫和最低的宿遷之間，差距已從2010年的4.20倍，收窄到2.54倍。鑒于淮安、鹽城在近十年裡進步神速，如果江蘇各地保持這一速度不變，那麼到2030年，省内的差距有望進一步縮小到1.8倍以内，屆時這一差距之小，将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差距最小的日本也有1.6倍。事實上，世界銀行2019年劃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标準線（1.27萬美元），江蘇去年除徐連宿三市外也已全部達标。

江蘇為何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内，如此驚人地縮小各地差距，做到“共同富裕”？

在這方面，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大緻無非是聚焦于政策扶持、地方官的努力、欠發達地區在土地和人力上的優勢、交通瓶頸的打破、産業的轉移等等，諸說不一。确實，到了城市圈競争的時代，以往約束蘇南蘇北各地發展的水患等自然條件已經不再是大問題，甚至水網、路網的建設水平也逐漸相差無幾，不過在我看來，所有上述這些，可以概括為一個要點：那就是讓勞動力和資本按市場規律流動起來，實現有效重組。

這在數字上可以清晰地體現出來。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這些年江蘇省内各地的人均GDP發生巨大變化，但各大區域在全省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卻非常穩定，蘇南、蘇中、蘇北這三大闆塊的比重基本上一直都是6:2:2：

與此同時，這三大地域的人口比重卻發生了巨大變化：2003年是31:24:45，2010年調整為41:21:38，到2020年人口普查更進一步變為45:20:35——和2003年相比，蘇南和蘇北的人口比重剛好翻了個個。照此趨勢，到2030年，長江将成為江蘇全省人口分布的分界線：江南江北剛好各占一半。

這意味着，長久以來，江蘇是蘇北“人多錢少”，勞動力富餘，但資本和就業機會不足；蘇南則相反，是“人少錢多”，資本富餘，勞動力卻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各地域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保持不變，但通過讓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實現了更為均衡的發展。

就此而言，江蘇這些年裡無論是打破交通瓶頸、強化戶籍改革（2019年2月正式取消城鄉戶口區分），還是各地學習蘇南經驗以優化投資環境等等，說到底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盡可能地尊重市場規律，隻要讓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起來，那就自然會自發走向平衡，因為勞動力自會用腳投票，到有工作機會的地方去，而企業在市場競争中出于利潤的考量，也自然會去那些土地、勞動力更具競争力的地方。至少在江蘇這裡，“共同富裕”其實是市場的勝利。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還要更進一步縮小江蘇各地的差距，應該考慮的就是如何繼續掃清各地仍然存在的阻礙這些流動性的因素——交通瓶頸、地方主義、低效的管理作風，以及最重要的，思想觀念上的問題。像徐州是全省三大都市圈中心之一、連雲港更是全省唯一優良海港，既不缺政策也不缺地理條件，但近些年來的發展卻相對乏力，這就不能不說，在諸如地理屏障等阻礙因素被逐漸打破之後，如今蘇南蘇北之間真正的差距已經更多體現在了意識層面。

這并不意味着挑戰更輕松了。在像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内部差距看似不大，但這一格局一旦形成後，落後地區卻總是難以翻身，很大原因就在于當地所形成的一套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心态。事實上，以前差距很大的時候，也帶來強大的動力，促使人們為了改變命運而流動起來，而當現在漸趨平衡時，需要的是各地如何更明确自身優勢，實現增長。不過，落後地區并非沒有機會實現反超（揚州反超鎮江就是前例，南通也在全力追趕常州），但這就得勇于進入改革的深水區，主動積極地創造機會。這将是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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