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術語是特定學科賴以建立的基石。概念不僅是詞彙，更是活态思想表述的窗口，其意涵的發生流變、伸縮變換，“提示”着一個學科思想觀念、學術體系的變遷。在文學學科中，“文學”就是這樣一個關鍵詞或核心概念。

文學是什麼？文學的特性和門類有哪些？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界何在？很多學者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大家早已将詞典、教科書中的定義視為一種常識：文學，即“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殊不知，這一标準化定義隻是文學諸多義項（文章博學、文獻經典、學問、技藝、語言藝術等）之一，即“去簡化”後的文學現代義，其隐去了文學語義演化過程中多元蕪雜的曆史文化信息。常識總會被人不假思索地濫用，但對一個理當嚴格、規範的學科來說，文學需要首先澄明作為該學科“知識基石”的文學概念的前世今生，否則勢必造成各家自說自話、概念誤植、名實錯位以及術語使用中的不規範。正是在這樣一種問題情境下，十年來，餘來明教授始終以文學概念為中心深入研讨，發表了《在曆史中理解“文學”概念》等文，繼而又出版了被方家譽為“上窮碧落下黃泉”“考證缜密，議論翔實，體例恢弘”的力作——《“文學”概念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3月版）。或出于“無意之有意”，作者将文學加上了引号，這既是對焦點概念、問題術語的明确，也可看成是一種“懸置”“加括弧”式重審與反思立場的彰顯。

“文學”概念演變的曆史軌迹

針對文學概念的曆史建構，無外乎兩種方法：一是就每一時代的文學觀念下，分析整理所有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二是就現代文學觀念下，去尋繹擘畫前代的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第一種方法可稱為“以事實決事實”的客觀法，第二種可稱為“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 的主觀法。“詞義可以通過定義來準确界定，而概念隻能被闡釋”。餘著傾向于“以事實決事實”的客觀法，并且在兼采傳統考據學、現代概念史以及古今中外比較等方法論精髓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可名為“曆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新法。

曆史文化語義學的要義，不止局限于對語義作曆時性研究，它要求論者在對語義進行考察時，着力于開掘語義變化背後所蘊藏的曆史文化意涵。它通過考察關鍵術語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語義變化，探悉由此傳遞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多方面含義。就“文學”而言，從最早“文章博學”“孔門四科”之一的雜文學概念，演化到現代以文字表達情感的“語言藝術”的純文學概念，中間經曆了古今詞義伸縮變換、中外文化互動對接的複雜曆史過程。古今中外文學概念有差異性與易變性，如不對其内涵、外延作明确界定和辨析，勢必造成理解上的困難，給文學史、文學理論的書寫帶來誤導。作者解釋，将“文學”概念置于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目的不是要對“文學”進行準确定義，或者為“文學”的疆界劃定精确範圍，而是希望通過追尋漢語“文學”概念演變的曆史軌迹，重新審視概念生成、演化的當代形态，由此展開一段生動的思想史、文化史之旅。

“文學”語義的“知識遷移”

與“跨語境旅行”

陳寅恪先生嘗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名），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受益于古典文學和曆史文化學的豐厚學養，作者始終貫徹材料第一的學問立場，“文學”語義在古今中西不同語境中的“知識遷移”與“跨語境旅行”，或者說作為活态、在場的“文學”的曆史現場，亦借此向當代敞開。

全書從“文學”的古義、新名，到“小說”“戲劇”，再到話語确立、分科立學，直至“中國文學”的概念生成、“文學”邊界的重新厘定等，均采取了分章立題、各有側重、以史帶論、考論結合的研究策略。無論是引經據典抑或中西日史料互參，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凡所言必有所出，總體上形成“個性”（觀點）隐于“他者”（材料）的低調風格。這樣說并不意味着作者食古、食洋而不化，沒有自己的判斷。例如講到文學概念“多面的曆史”時，作者先是羅列章克标、顔惠慶、舒新城、戴叔清、曾毅、汪祖華、郁達夫等學人以及笹川種郎、太田善男、長澤規矩也等日本學者對“文學”的定義，然後引出個人之見——“近代分科體系中的‘文學’，是在汲納西方（經由日本）近代Literature/‘文學’概念及其知識系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其中一個重要表征，是‘文學’概念的古今轉換，由傳統的廣義學術、學問演變為指語言藝術的獨立分科”。繼而又說：“清民之際概念的轉換雖多以西學漢字術語（許多為日譯漢字詞）成為常用概念而告終，但其間轉換的曆程卻遠比‘替換’更為複雜，在西方知識‘本土化’的過程中，有諸多因素（包括中國）的參與，西方話語的‘霸權’雖然無可回避，但彼時的中國學人并未真正‘失語’。”

一種“曆史闡釋”的叙事

探讨“文學”概念史的最大難點，表面看是材料及語言上的障礙，因為相關史料少見且多散布于年代較遠的各種著作、譯著等文獻中，同時還涉及漢、日、英、德、俄等不同語言的對照互參。實際困難更在于，古今中外的學術各有其曆史文化土壤和思維觀念的巨大差異，因此，“還原”曆史現場的關鍵，就是要通過史料、文獻等“靜态死物”，“重建前人的所作所為，重建過去所發生而如今僅留下印迹的事情”。否則，概念史研究隻可能是文獻、語料的疊加，讀者看到的也隻是事件、問題之間簡單化甚或想當然的關聯。基于上述考慮，作者運用了“以點帶面”“以小見大”的寫作法，不求面面俱到，隻求在重點、節點性事件和問題上說清、說透。例如，該書名為《“文學”概念史》，但作者并不貪大求全，而是酌情将重心集中于中國文學概念的近現代轉型。這樣做不僅可承上而探中西“文學”古義之源，也可啟下以尋“文學”自西徂東，包括接受日本（中介）影響的曆史路徑和對接機制；不但能綜觀中、西、日多元因素在“小說”“戲劇”“文學史”等概念生成上的複合作用，而且能微觀中國傳統因素影響近鄰日本的“回流”。

再如，在節點選擇上，選擇的都是一些“在某些情境及诠釋裡”引發“争議與問題”的“關鍵詞”。作者胪列比較了林傳甲、黃人、笹川種郎、太田善男等人關于文學體裁的取舍，最後得出的結論或“迷思”是：由于國人在“文”的觀念上的古今差異和近代“文學”概念的中外交彙，各家對文學屬性、範域的理解與曆史的實際狀貌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其或雜或純，或守陳或現代，無非是作為邏輯起點的“文學”觀起着決定作用，文學史也因此呈現出含混、矛盾的多面性。又如，在論“文學革命”時，該書延續了呈現與強調問題複雜性的風格，指出整體看清末民初的“革故鼎新”論雖頗為普遍，但若單獨看“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話語，時人對“文學”其實并未形成整體、穩定的觀念。概言之，文學概念固然是在國人迎受西學的語用實踐中形成的，但中西日文化互動絕非一個單向流動、簡單移植的線性過程，其間的複雜性與斷裂點尤當引人注意。

概念史研究不僅考驗學者搜集、解讀材料的能力，更在于拷問闡釋者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自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該書對“文學”概念的聚焦，尤其是對中國“文學”觀近現代轉型之複雜性、斷裂點的考察，與其說是一種還原“曆史事實”的努力，毋甯說是一種“曆史闡釋”的叙事。事實和闡釋之間本無截然分界，高明的學者往往善于在重構中保持二者張力，從而讓曆史現場得以“再生”。我們不敢說該書作者在這點上已經做到最好，但能感受到一份真誠與努力。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藝術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傑泓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于“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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