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了個優酷VIP，周末兩天時間刷完《長安十二時辰》。首先得表揚，這劇的前28集拍得确實好，無論是演技、台詞，還是場景、配樂，都不愧是本年度最佳國産劇，一下就能讓觀衆夢回大唐盛世；其次當然要批評下@馬伯庸 ，做人要厚道，12時辰的故事時間軸設定，拍24集就已經夠水了，非要注水到48集，到了後面必須要用1.5倍速度看，才能不惱火。不過，惱火之餘，細品該劇，妙處很多，尤其是劇中依唐律治國故事的框架設定，讓人不由想對劇中所反映出的解釋方法問題細品一二。

法律解釋方法是語言文字解釋方法在法律範疇上的具體應用，與其他領域的解釋方法有相通之處。正如有學者所言，亞當夏娃的二人世界不需要語言，更不需要文字。語言、文字自其産生那天就産生了需要如何解釋的問題，進而會因解釋産生問題，故而又引發了許多讓人痛苦、讓人歡樂的故事。“郢書燕說”确實可能是個美麗的錯誤；夏娃有時候肯定會認為，亞當的“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是事實”。“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我之所以産生要批評該劇的想法，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之前已經讀了原著。

劇中，反派對賀知章名篇《詠柳》所作的解釋，可謂神來之筆，我之前還真沒想過這首詩還可以如此解釋，這一伏筆，也将引出正反兩派的鬥争，這種鬥争也将體現在兩派對唐律的解釋方法上。《長安十二時辰》第十八集一開始，李必騎馬行走在街上，小孩正在吟誦何執政（賀知章）的名篇《詠柳》。李必在賀府問何執政：“老師的詠新柳，為何要用裁、剪刀這樣銳利之詞？”何執政說：“你也聽出來了，哼哼，大家都聽出來了，聖人以為，我是為太子作的，對聖人不滿的讨伐檄文，說此詩是在責備聖人裁剪太子黨羽。但太子愈挫愈勇，反而追随者衆，其勢已成高樹大才。”李必回答道：“老師詩文并無此意，是有些人惡意解讀，聖人偏愛老師才華，必然是不信的。”

《詠柳》中能否讀出影射聖人的意思？如果按照同時代的文學理論來解釋，确實也可以得出這一結論。“玉樹”在很多詩歌中，确可以指代宮中寶物，如陳後主名篇《玉樹後庭花》中的“玉樹”就是此意。玉，又可以引申為“國之重器、朝廷大寶”，喻指太子、皇子，也未嘗不可。《康熙王朝》中，收複金廈之戰大敗，明珠差人給薩木爾送了一柄玉如意，啥也不說，薩木爾一想，就深知其中含義，馬上寫折子為大阿哥頂罪。“春風”在同時代的多首詩中，都被認為是在喻指“君王”。如李白《清平調詞三首》中的“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詩中的“春風”就公認是在暗喻君王的恩澤，使花容人面倍見精神；王之渙《涼州詞》中的“春風不度玉門關”，明代楊慎就認為該句含有諷刺之意，其在所著《升庵詩話》中言：“此詩言恩澤不及于邊塞，所謂君門遠于萬裡也。”王之渙寫玉門關那裡沒有春風，是借自然來暗喻安居于繁華帝都的最高統治者不體恤民情，置遠出玉門關戍守邊境的士兵于不顧；白居易《楊柳枝詞》中的“一樹春風千萬枝”與“永豐西角荒園裡”相對應，詩中的“春風”也被公認是在喻指君王恩澤。

“人生識字憂患始”，筆者認為，正是為了減少這種語言、文字肆意解釋帶來的問題（或為壟斷對語言、文字的解釋），人類逐漸對解釋的方法進行了規範，制定出若幹的文字解釋規則。一般認為，近代西方解釋學，始于對《聖經》的解釋，後來逐漸發展出文學、法律等領域的解釋方法。西方對語言、文字解釋的方法，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逐漸形成了三種基本觀點。一種是文本主義解釋方法，一種是原旨主義解釋方法，進而自然還會産生第三種折衷主義解釋方法。

文本主義解釋方法認為，“含義似乎就是這麼可以從文字中冒出來的, 觸動了我們的心智。我們很容易得出結論，意義是文字中所包含的；隻要認真閱讀，作者注入文字的含義就會在我們的心目中再現出來。”因此，文本主義解釋被當做解讀文本的基本方法，并成為解釋方法的首選。依照文本主義的解釋方法，當然會産生好多問題，比如常見的法律适用中關于知假買假是不是“消費者”的争議。

為解決文本主義解釋方法所帶來的問題，産生了“探求立法者或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時所作的價值判斷及其所欲實現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的原旨主義解釋方法。但是，也正如西方一種文學批評理論所認為，一部作品産生後就是獨立的文本，和作者無關。一部法律産生之後，又如何探究立法者的意圖，并使法律的解釋為立法者所控制，這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拿破侖制定《法國民法典》，意圖禁止對法典進行任何形式的解釋，不給法官留下解釋法律的空間，判決成了“法律嚴格的複印”，法官不能有任何自己的判斷和裁量，隻能做“宣告法律語言的啞巴”。但是，《法國民法典》問世不久便有人作出注釋，拿破侖聞之抛書歎日“嗟乎，朕之法典已廢矣”。

與西方法律解釋方法及流派相對應，我國古代也産生了類似的解釋方法及流派。筆者鬥膽認為，我國最早的成體系的語言、文字解釋方法，起源于對龜甲蓍草占蔔的解釋。《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記載“武王将伐纣，蔔龜兆，不吉，風雨暴至”，武王想吊民伐罪，占蔔出來的兆卻是不吉的，足見，對灼龜占蔔中裂紋走向所預示吉兇的解讀，是有約定俗成的可以遵循的解釋方法的，按照這個解釋方法，确實是“不吉”，因此，“群公盡懼”。姜太公一時沒有想出改變解釋結論的成體系的嶄新的解釋方法，因此，才會推蓍蹈龜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兇？”，太公彊之勸武王曰：“當為則為，當不為則不為，何祈于一方朽物”？武王於是遂行。春秋戰國之後，在對《禮記》、《易經》、《春秋》等儒家經典的注釋中，我國逐漸形成了流派甚多的經學家，最終形成了心學、理學兩大流派，個人拙見，這些派别争論的起點，也是基于對文本的不同解釋方法。

回歸本劇，正反兩派對《唐律疏議》的解釋争議，除了奪權、三司會審等戲外，集中體現在依照《唐律疏議》對張小敬能否免死的問題上。張小敬犯了不義之罪，屬常赦不免之罪（親王在這點上有重大技術疏漏，依照《唐律疏議》規定，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才構成不義，劇中張小敬隻殺了個從八品的萬年縣縣尉，自然不構成不義，如果應該安排張小敬殺萬年縣縣令，縣尉是他鐵哥們，在審訊中一直護着他，他才沒死在牢中，并被摯友徐賓救出，這樣的故事才完滿）。

張小敬能否通過救長安來立功贖罪，反派們依照嚴格的文本解釋主義，給他的答案是“不可能”，因為按照《唐律疏議》，雖然“八議”裡有“議功”的規定，能斬将搴旗，摧鋒萬裡，或率衆歸化，甯濟一時，匡救艱難，銘功太常者，若犯死罪，議定奏裁，皆須取決定宸衷，曹司不敢與專。張小敬如能拯救長安，确屬立大功，但是，張小敬是已經議定的死囚，等待秋後問斬，即使犯罪後再立功，依照《唐律疏議》“八議”的規定，并不能減輕或免除處罰。

正派（也包括騎牆派代表元載）自然也知道依照《唐律疏議》“八議”的規定，并不能減輕或免除張小敬已經判定的刑事處罰，但是，他們基于原旨主義的解釋方法，認為張小敬如能在十二時辰裡拯救長安，自然屬于“百折不撓、不忘初心”的典範，當然可以比照“八議”，奏請聖人予以特赦，故而給出了張小敬能免死的答案，當然，隻是“可能”，并不是“一定”。他們所依據的是《唐律疏議》中特赦的規定：如有特奉鴻恩，總蒙原放，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爵命并合如初，不同赦、降之限。其有會慮減罪，計與會降不殊，當免之科，須同降法；慮若全免，還從特放之例。當然，特赦之所以是特赦，自然因其極為稀缺。聖人乾綱獨斷，臣下自然不敢妄測聖意。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現行刑法中，雖無特赦的條款，但也有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條款，但是，因為案多人少等原因的存在，很多刑事案件，并未啟動這一近乎被遺忘的制度，直至許霆案發生，才讓公衆知曉這一制度。

法律解釋的方法論，本身難以分出優劣，也正如蘇力老師所言，“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盡管作出了種種努力，以求發現一種理解、解釋法律的方法，然而我看不出在通過法律解釋而獲得更确定的法律這個問題上人類有多少進步；如果有進步，那也隻是人們描述自己理解、解釋法律的過程上的進步(而這隻是一種運用文字上的進步)，以及人們對這些過程的在某種程度上的自覺”。

跳出解釋方法本身，從權力分配機制上看，能否解釋法律，以及持何種解釋主義，确實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筆者自揣能力有限，不再就此展開。單從劇中看，文本主義解釋方法信奉者林九郎的政治理想，是想和聖人一起，構建一個“聖人垂拱，以法治天下”的新大唐，“君，以相為盾，以守為攻，無為而治。至此，無對無錯，無功無過，無善無惡”，當然也就包含要杜絕聖人以立法者的面目出現，用特赦來改變他主修的《唐律疏議》的政治局面，讓我唐直接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而太子一黨則認為，右相代政屬太阿倒持，“彼威勢既成，誰敢複議之者，天下大柄，不可假人”。以此看來，太子黨成了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頑固派。當然，關于右相代政一事，在《資治通鑒》中并無右相如何表态的記載，親王在這裡屬于腦補曆史，按照文本主義解釋方法，不屬“曆史虛無主義”，不屬架空曆史的違規之舉。本劇和本文都權作一時談資吧。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