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外文章——文學、曆史、哲學的對話》

王充闾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王充闾的《詩外文章——文學、曆史、哲學的對話》是一部鑒賞、品讀中國古代詩詞的散文著作。作者從先秦寫至近代，帶領我們遨遊于2000餘年的詩詞長河之中，領略古典詩詞的哲思意蘊。這是作者長年研習古典詩詞和傳統文化的結晶。

審理式的鑒賞，從詩言志入手

閱讀這部三卷本的著作，讓我想起了另一位學者李元洛。他一直在做古代詩詞的鑒賞工作，也出版了《唐詩之旅》等一系列詩詞鑒賞之書。王充闾和李元洛堪稱一北一南兩位詩詞鑒賞大家，但各有側重，并形成了互補。如果說，李元洛側重于“審美”的話，王充闾可以說是側重于“審理”。

“審理”是我讀了王充闾著作後創造的一個新詞，也許不太貼切，但我是想強調，王充闾更看重的是古代詩詞之“哲理”。這本書的簡介中有一句話“作者依憑近五百首曆代哲理詩的古樹”，意思是說書中所鑒賞的五百首詩詞都是哲理詩，我以為這句話并不準确，因為王充闾并沒有刻意要去挑選哲理詩來鑒賞，在他的眼裡，中國古代詩詞就離不開哲理性，富有哲理性恰是中國古代詩詞的一大特點。

《唐詩之旅》

李元洛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古人早就說過：“詩言志，歌詠言”，認為詩是用來表達人的思想襟懷的。詩歌固然具有抒情性，但是中國文人更加看重“詩言志”的功能。王充闾“審理”式的鑒賞正是從“詩言志”入手，抓住了中國古代詩詞的靈魂：中國文人在寫詩詞的時候更看重表達自己對人生、對世界的理解以及自己的胸懷和志向，這一切都跟哲理發生關系。

如《詩外文章》開首第一篇鑒賞的是《詩經》中的《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人們一般将其作為一首優美的情詩對待，表現了追求所愛而不及的惆怅和苦悶。但王充闾更願意将其作為“一首美妙動人的哲理詩”來品讀，他認為：“《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種美好的願景。詩中懸置着一種意象，供普天下人執着地追尋。”

葭：初生的蘆葦

與曆史、人生、現實相連的哲理

我以為哲理性應該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超越世俗、高蹈玄奧，體現智慧極緻的哲理性，這種哲理性可以是哲學家關在屋子裡的冥思苦想，關心的問題多半是宇宙的本質、人類的信仰等超越世俗的問題；另一類是與曆史、人生、現實緊密相連的哲理性。

王充闾更偏重于後一種哲理性。這可能跟王充闾一直的文學追求有關系，也跟王充闾的身份特征有關系。王充闾的文學追求承繼着“五四”的啟蒙精神，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社會擔當，談到他的身份特征則不能不注意到他長年從政的經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以為可以将《詩外文章》看成是王充闾與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對話，這種精神對話更多會上升到哲理的層面。

通過詩詞與士大夫對話

士大夫是中國政治文化制度的特殊階層，他們既是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又是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和傳承者。士大夫是中國文人的一種身份，也是中國文人安身立命的一種方式，中國文人的理想往往希望通過士大夫的途徑得以實現。中國古代詩詞自然也是士大夫寄托情懷的重要方式，而古代詩人大多數都有士大夫的身份。因此，從古代詩詞中可以充分了解到士大夫精神的真谛。

王充闾樂于通過古代詩詞與士大夫進行精神對話，還在于他本人就是一名當代的“士大夫”。士大夫最大的特點便是有強烈的政治情懷。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雖然是在激烈反叛傳統文化背景下接受西方現代思想的直接薰陶而成長起來的，但他們由于文化上的血緣關系，因而對士大夫的政治情懷具有天然的偏愛。因此現代知識分子不僅熱情宣傳現代思想，也積極參與到現代政治運動中。

在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古代士大夫的身影，可以稱為當代的士大夫，如傅斯年、丁文江、瞿秋白、陳獨秀。雖然他們各自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他們身上表現出的一種憂國憂民的政治情懷卻是共通的，這種政治情懷表現在他們是做學問與做人并重、文章與道德并重。丁文江有一個朋友曾評價他是“詩名應共宦名清”，我覺得這就是對士大夫極恰當的概括。王充闾在品讀古代詩詞時，也許内心的政治情懷自然而然地與詩詞中流露出的政治情懷産生了共鳴，也就形成了與古代士大夫進行精神對話的姿态。

《西園雅集圖》（局部）

更在乎對話中的感悟

《詩外文章》中所鑒賞的詩詞也選入了一些并不有名的詩人的并非上乘的詩作，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王充闾選詩的标準并不是以文學性為唯一的标準，而是更在乎他在精神對話中能否有所感悟。

比如他引了韓琦的一首詩《小桧》，韓琦就是典型的士大夫，他并不以詩文名世，但是這首詩非常準确地體現了士大夫的政治情懷，因此王充闾說：“詩人借吟詠庭前移栽的小小桧柏，展示一己的清風勁節的抱負、剛正不阿的品格。這裡有自許，有标榜，有寄托，也有感慨。”李宗勉這個名字，對于不是專門研究古代詩詞的讀者來說，肯定也是陌生的，但王充闾也選了他的一首詩，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幹脆給鑒賞這首詩的文章取名為“官場中的恐高症”。

晉人吳隐之的《酌貪泉詩》很難說是藝術經典，但它被王充闾看中，一定是因為這首詩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詩人是從為官清廉的角度來談為人和為文的，貪與廉取決于人的資秉與精神境界的高下，同客觀上是否飲用了貪泉并不相關，“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王充闾由此獲取一種共鳴，并解讀出詩人對于環境與風氣、欲望與操守、主觀與客觀等關系的理解。

對于那些名詩人的名作，他也更多的是側重于從士大夫精神中去理解詩歌，挖掘詩詞之中的哲理性。即使有些詩作廣泛流傳，形成定論，王充闾也不囿于定論，而是從現代士大夫的視角入手，往往能夠發現别人難以發現的角度和内涵來。比如他談蘇轼的《骊山三絕句》：“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廢又華清。”王充闾說：“寥寥二十八字，為曆朝曆代有國者提出了帶有普遍性、現實性的嚴肅課題：如何在成功之後，能夠居安思危，清慎自守，持盈保泰，過好勝利這一關？”這談的分明是政治之大道。

蘇 轼

士大夫的核心就是文以載道，這個“道”是人間大道、人生大道。王充闾正是從“文以載道”的思路來讀解蘇轼的這首詩的。他覺得這首詩是蘇轼對曆朝曆代更叠、衰興發展的一種感慨，就是他從中發現古代的士大夫對政治大道的理解。

蘇轼的《撷菜》寫的是生活小事，用王充闾的話說是寫有趣生活的詩化紀實，是一首紀實的小詩，但即使是這首寫生活小事的詩，王充闾也讀出了蘇轼的政治情懷。總之，《詩外文章》從哲理入手鑒賞古代詩詞，但又不是泛泛地談哲理，作者以與古代士大夫進行精神對話的方式來談哲理，因此所談内容具有非常突出的現實意義。

希望起到匡正文風的作用

最後我要特别說說《詩外文章》的文風。這是一種特别樸素的文風，樸素是與真摯相聯系的，因此樸素就無法遮掩和粉飾，就讓真性情和真人格袒露在讀者面前。這種樸素的文風在當前散文創作中也是非常難得的。當前的散文創作有不少問題都與文風有關，如矯情、賣弄、無病呻吟、誇大其詞、巧言令色，等等。而王充闾的樸素文風就體現在不矯情、不賣弄、不無病呻吟、不誇大其詞，也不巧言令色上，他給我們提供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幹貨與真貨。為什麼樸素的文風被冷落？因為樸素的文風是建立在功力和積累的基礎之上的，是靠自己的真性情來征服讀者的。

有些人沒有幹貨與真貨，便隻好靠矯情、賣弄等花哨的文風來掩蓋其内心的空虛了。我希望王充闾的《詩外文章》能取到匡正文風的作用。

（作者賀紹俊系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内容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月5日 12版

版面編輯：杜羽 微信編輯：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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