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推理小說處女作《斯太爾斯莊園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曾六度被出版商拒絕,直到1920年經由約翰·萊恩(John Lane)出版成冊。在這部書中,繼夏洛克·福爾摩斯之後最負盛名的私家偵探赫爾克裡·波洛(Hercule Poirot)初次登場。1976年克裡斯蒂去世,享年85歲,那時候她已成為了一位風靡全球的推理小說作家,《東方列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Orient Express)是她最受歡迎的作品,已經以不同形式與讀者見面,包括1974年的原版電影和兩個版本的有聲書。
由莎翁戲劇大師肯尼思·布拉納(Kenneth Branagh)導演并主演的新版同名電影将在今日首映,其劇情依然基于這部深受讀者喜愛的推理小說設計,所以,絕大部分觀衆已經對誰是兇手心知肚明,對其作案手法和動機也了然于心。不過,一批年輕觀衆将首次欣賞到這樣的經典風格。阿婆的鐵杆粉們不應該劇透,告訴他們海報裡的“令人震驚的結局”到底是什麼。
故事的主線十分簡單,在一輛從伊斯坦布爾開往法國加來的豪華旅客列車上,一名乘客被刺身亡,而波洛偵探隻是“動動灰色腦細胞”就偵破了案件。事實上,所有事情都發生在短短在兩天時間裡,在火車因大雪在前南斯拉夫緩緩停下之後。
《東方列車謀殺案》和推理小說黃金時代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原版小說本來是一部案頭劇,地點、事件和情節都嚴格遵守戲劇的統一性。克裡斯蒂甚至把小說分成了三部分,分别對應着戲劇的三幕。她大量運用對話,這一點證明了她作為作家的卓越實力。不過,克裡斯蒂在氣氛渲染方面沒花多少心思,也很少認真揣測嫌疑人的心理活動。在小說的中間部分,波洛大多數時候隻是在審問乘客:那個穿着和服、基本沒露過臉的人影是誰?這塊繡着大寫首字母H的手帕又是誰的?波洛偵探還細心地注意到卧席車廂包間的安排、晚上乘客的來回走動,以及表面上的行兇時間,他也不排除大雪改變了謀殺計劃的可能。波洛幸運得過了頭,他找到了一張燒焦了一角的紙片,那張紙片上的三個字成為了後來破案的關鍵。
總而言之,作為推理小說的《東方快車謀殺案》聽起來并沒什麼特别之處,為什麼它至今讀起來依然扣人心弦呢?
首先,克裡斯蒂這部小說幹淨利落,與其說是文字诙諧打趣,不如說讀者是為主角本身的獨特性所吸引。書中的男主角挑剔考究、趾高氣揚,身高五尺四英寸(大概160厘米左右),腦袋形狀像蛋一樣,用一位年輕女士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模樣滑稽的矮小男人,是那種人們不會認真對待的人”。隻有在2010年大衛·蘇切特版的電影裡,這部小說才被重新演繹為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劇,波洛偵探在其中飽受精神折磨,面對道德抉擇,在信仰和正義之間左右為難。然而,作為克裡斯蒂的代表作,小說的目的隻需要讓讀者訝異歡喜。《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天馬行空的大膽想象,隻有她1926年的《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這部極具誤導性、出人意料的傑作能與之媲美。
毋庸置疑,克裡斯蒂對推理叙事駕輕就熟,無可匹敵。在她的小說中,真兇不僅是嫌疑最輕的,還常常有着清白無辜的鐵證。即便如此,正如《X檔案》(The X Files)中“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宣言一樣,克裡斯蒂也總在讀者耳邊低語:“懷疑所有人。”
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克裡斯蒂陶醉于展現一個個風格迥異的角色:邪氣外露的秘書雷切特;飛揚跋扈的舊沙俄公主德拉戈米羅夫娜;女家庭教師瑪麗·德本漢小姐,是一位“無論去哪都完全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年輕女性”(克裡斯蒂最喜歡的一類人物);英國駐印度部隊長官,精壯的阿布思諾上校;年輕而魅力十足的安德雷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咋咋呼呼的話唠,來自美國的赫伯德太太,一逮着機會就對身邊的人喋喋不休談論她的女兒;以及其他六個角色——意大利汽車經銷商,舉止得體的英國列車員,德國女傭,加來列車的法國列車長,來自瑞典的護士和傳教士。
從新片《東方快車謀殺案》的預告片和演員陣容來看,我認為導演布拉納——他在電影中飾演的波洛偵探長着戲劇性的濃密八字胡——豐富了這部小說,把人物角色稍微做了一些調整。原著中沒有槍擊和互毆場景,也沒有西班牙裔或是黑人乘客。哈伯德夫人在書中并非一位性感開心的寡婦,波洛不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也絕不會踏出屋子半步。就連電影中的标志性台詞——“我的名字叫赫爾克裡·波洛,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也并非該書所有,而是出現在克裡斯蒂的另一本小說《藍色列車之謎》(The Mystery of the Blue Train)中。
1974版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巨星雲集,諸如阿爾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 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和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均有參演。和這部精彩的前作一樣,布拉納的“東方快車”也讓今天的好萊塢大牌明星有了盛裝打扮、光彩照人、誇張表演的機會。“讓我們來表演吧”,這種幽默的方式和這本極富戲劇性的小說産生了精妙的化學反應,隻有在東方列車上——波洛解釋說“或者是在美國“——才有可能彙聚來自這麼多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
這位偉大的偵探最終把所有嫌疑人聚集在餐車車廂裡揭曉謎底,這一幕對一些讀者來說可能覺得不可思議。誰在乎呢?對經典懸疑小說來說,結局越光怪陸離越好,現實主義往往讓小說變得沒那麼精巧獨特。在這個時候,向來固執地擁護法律和秩序額波洛打破了他的原則,不過,正義有時候還是超越了傳統的道德。
《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略顯矛盾地展現了當人們擁有堅定的信念并信任彼此時,他們的愛與悲痛能夠産生令人敬畏的力量。
(翻譯: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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