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啖荔枝三百顆

紹聖元年（1094年），似乎這年的秋天來得特别早，八月就已感覺秋風乍起，原野間泛着陣陣涼意。

在如今掌權的那些大臣的蓄意彈劾下，朝廷五改诏令，将蘇轼一貶再貶，最後決定貶至偏遠的惠州（今廣東惠州）。

蘇轼踏上前往惠州的茫茫長途之時，弟弟蘇轍也被貶往筠州（今江西高安）。

惠州，處于當時被中原人稱為“嶺南”的地方，據傳是蠻荒之地，條件極其艱苦。

而當蘇轼到達貶所時，久仰蘇學士之名的百姓們，“父老相攜迎此翁”，讓他倍感親切。

在這個讓中原人恐懼的偏遠小州，蘇轼的豁達與幽默，再一次讓潦倒的貶谪生活變得有聲有色。

他與友人的信中寫道：“惠州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

尤其是當地盛産荔枝，蘇轼得以經常品嘗，他還喜滋滋地為此賦詩：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黃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

惠州百姓的善待讓蘇轼非常感動，他也用行動來關心着百姓。

惠州地遠物稀，他常寫信給朋友自己出資采購藥材，制成治療濕熱的湯藥送給民衆。

“治瘴止用姜、蔥、豉三物，濃煮呷，無不效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為緻三石，得作豉散飲疾者。”（《與王敏仲書》）

另外，雖然貶谪诏令上要求蘇轼“不得簽公事”，但他仍然積極輔政，為執政知州出謀劃策。

東西兩座大橋的建成，以及山泉引水工程的成功，都有蘇轼竭力奔忙的身影。

仁愛百姓、為民造福，始終是他的“仕宦快意事”（《與王敏仲書》）。

藤州相會

可能是蘇轼在惠州的生活還算平穩，引起了政敵不滿，他們的報複之心又起。

紹聖四年（1097年）四月，蘇轼再次接到诏書，貶往儋州（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簽公事。這一年，他已經61歲。

蘇轼自感此去兇多吉少，簡單交代了後事，囑咐長子蘇邁“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乃東坡之家風也”。

這次貶谪的幕後主謀是時任宰相章惇。據說他按照蘇轼字“子瞻”，貶儋州，蘇轍字“子由”，貶雷州。

諷刺的是，章惇年輕時曾是蘇轼的親密好友。

五月，在貶谪的路途中，蘇轼兄弟重逢于藤州（今廣西梧州）。

都已是花甲之年的兄弟倆格外珍惜這次相聚。他們在藤州盤桓了數十天，仿佛回到了小時候一起讀書、一起遊玩的日子。“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

短暫的欣喜後，蘇轼登舟繼續南下，弟弟站在岸邊送别。望着海水，蘇轼隐隐有不祥的預感。

這次别離，兄弟二人竟再也無法見面，風雨之夕的約定也成為了永遠的遺憾……

儋州奇遇

一路漂洋，蘇轼終于抵達儋州。

與黃州、惠州相比，儋州極其艱苦。地表炎熱，而海風寒冷，人煙稀少，且語言不通，“靜極生愁”。

八月，新任昌化軍軍使張中來到儋州。他與蘇轼一見如故，很快成為好友。

慢慢的，他們與當地的一些民衆也開始交往，學習儋州方言。其中黎氏兄弟就出現在了蘇轼的詩文裡：

“城東兩黎子，室迩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

蘇轼人格魅力又一次讓身邊的人如沐春風、真心追随。

他很快融入了儋州的生活。每當無米下鍋時，附近的百姓還會送來酒食。

“久居儋自陋，日與雕題（臉上有刺青的黎民）親。”（《和陶與殷晉安别》）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顔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縱筆》）

生活安定下來之後，蘇轼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善這個荒涼偏僻的島嶼。

他與當地文人交友，自編教材、開設講堂。他堅信開此先例，經過時間的積澱，當地落後的文化水平一定會提升。

聽說蘇轼在儋州講學，其他州郡的學子也趕來求教。

瓊州的一位名叫姜唐佐的讀書人也慕名趕來。後來，他成為了海南有史以來的第一名進士。

《瓊台記事錄》中記載：“宋蘇文忠公之谪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自題金山畫像

谪居儋州近三年，此時已是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駕崩，因無子嗣，由弟弟趙佶繼位，即宋徽宗。

五月，宋徽宗诏令蘇轼遷廉州（今廣西合浦）安置，不得簽公事。

本來已打算在海島度此餘生，現在有機會重返故土，蘇轼頗感欣慰。

當他渡海踏上歸途，這年冬天又接到旨意，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軍州任便居住。（有俸祿無職事的官位，且可自選居住地，以示朝廷的優待）

自此，近七年的貶谪生涯結束，蘇轼感慨萬千。

回到闊别已久的中原大地，他斟酌再三，拟定常州（今江蘇常州）作為居住地。

路過潤州（今江蘇鎮江）時，蘇轼與朋友一起遊玩金山寺。在寺中，他看到了李公麟所畫的一幅自己的畫像。

一時間，過去經曆的種種在眼前閃過，如百木凋零，如千帆過盡。他在畫像上提筆寫下：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

人生如逆旅

金山之行後，蘇轼打定主意緻仕歸隐。

可是天不遂人願。六月，蘇轼就開始突發重疾，體内的瘴毒發作，加之舟車勞頓，食不下咽、夜不能寐，身體迅速虛弱下去。

自感來日無多的他，給弟弟蘇轍寫信：“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

拖着病體，蘇轼到達常州。哪知病情惡化，七月再也無法起來行走。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五日，蘇轼在寫給徑山寺長老維琳的道别信中說：

“某嶺海萬裡不死，而歸宿田裡，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維為佛法為衆生自重。”

面對生死，他仍然如此平靜，淡泊超然已似仙者。

七月二十八日，在與維琳的偈語對答中，蘇轼永遠地閉上了雙目，平和地與世長辭。

山河悲泣，世人哀恸，全國上下一片凄然。各地百姓自發舉行悼念儀式，“為設齋供佛，哭之盡哀”。

蘇轼曾有詩雲：“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艱難的一生中，他始終保持着自己的灑脫曠達、仁義寬厚。

願他崇高的品格能永遠照拂着無數世人，給在逆旅中行走的人們以光亮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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