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人必須知道的草原民俗——蒙古包與敖包

新月

蒙古包——穹廬氈帳歲月長

蒙古包是遊牧民族特有的建築文化，伴随着蒙古民族走過了漫長的年代，成為具有符号意義的民族曆史文化重要積澱之一。蒙古包是草原生活的凝結點，是了解遊牧蒙古人的窗口。

說到蒙古包，不能不提起這個名稱的由來。實際上，自古以來蒙古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稱這種房子為“格日”（Ger）。17世紀，因為滿族人叫“格日”為“蒙古包”（“包”是滿語，漢譯為“房屋”），蒙古包這個名稱被廣泛接受。至今草原牧民一般不說“Mongol ger”（蒙古包）而仍然沿用“格日”的舊稱謂，他們稱土木或磚瓦結構的房屋為“百盛”（過去寫作“闆升”或“把什”）。除此之外，蒙古包還被稱作“氈房”、“氈包”，古代中原人稱之為“穹廬”。

蒙古包并不是單由蒙古人所創造的氈帳，起初也并不叫“蒙古包”。它的前身“頸式氈包”在南北朝與唐代，被稱作“百子帳”，其鼻祖“頸式氈帳”在公元前15世紀就是蒙古高原遊牧先民的住所。

蒙古汗國和大元王朝建立之後，蒙古人的居所分為三大類：

1、牧民日常生活所用的規模較小的氈帳，形制和當代蒙古包相同；

2、軍事所用的車載帳幕，規模較大；

3、汗王貴族使用的規模大、裝飾豪華的蒙古包，就是通常說的斡爾朵、金帳等。

普通遊牧民使用的蒙古包，是蒙古包中數量最多，最為常見的一種。這類蒙古包大小因家庭貧富而有所不同，覆蓋氈子是否潔白無瑕也因家庭财力來決定。這類蒙古包包内陳設比起斡爾朵雖然簡單，但是所遵循的風俗事項和民族禁忌不會因貧富而被忽略或清除，依然秉持民族風格的陳設和裝飾。

清朝時期，氈帳建築在結構上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木結構的蒙古包開始出現，而且為了适應某些特殊情況的需要，開始擴大氈帳的規模。如庫倫的阿巴岱氈帳可以容納300多人。當時，因為“家”、“屋”在滿語中稱為“博”，故滿語稱氈帳為“蒙古博”，後漢譯根據其音形寫作“蒙古包”。

由陶腦、烏尼、哈那、氈牆和門組成的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的象征物，是他們的生活中心。他們賦予了蒙古包神奇神聖的寓意，并且代代傳承。

敖包——衆神栖落的地方

敖包是薩滿教神靈所居和享祭之地。為蒙古語音譯，意為木、石、土堆。舊時遍布蒙古各地，多用石頭或沙土堆成，也有用樹枝壘成的。敖包神被視為氏族保護神，祭敖包為重要祭祀儀式，于每年夏曆六七月間舉行，供奉羊、酒、奶酪，點火、焚香，由薩滿跳神後，參加者将祭品分食。鄂溫克等族也有類似的祭敖包儀式。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後，薩滿跳神一般已改為喇嘛念經，祭敖包不再是純粹的薩滿教的祭祀活動。

敖包一般都會建在地勢較高的山丘上，這是因為人們相信“高山出神靈”，敖包就是神靈的載體，神靈通過敖包向人們傳遞吉祥幸福，人們也可以通過敖包祈求神靈護佑。

敖包是用粗大結實的石塊堆積而成，也有的用翠綠柔韌的柳條圍成環形，中間用沙土填滿。敖包一般呈圓包狀或圓頂方形基座，敖包上方林立幡杆和柳枝上挂滿了各色旌旗（多為風馬祿旗）、經幡。

（一）敖包搭建，祭祀

（二）“敖包文化”對薩滿教文化形成的影響

薩滿教的思想核心是“萬物有靈論”，薩滿教的發展大體上經過了自然崇

拜、圖騰崇拜、始祖祟拜三大階段。所以說薩滿教的形成首先與自然崇拜有關，而自然崇拜又與“敖包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敖包文化”是“薩滿教文化”形成前主要文化形态之一，對薩滿教及“薩滿教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這在北方民族早期薩滿教文化中可以找到依據。

首先我們從這些民族薩滿教的“祭天”儀式來看，所謂的“祭天”儀式本身是自然崇拜的最高形式，可以說是“敖包祭”和“敖包文化”在“薩滿教文化”中的繼續和發展。

其次薩滿教的“祭天”儀式多數都有立杆現象:如居住在敖魯古雅鄉的狩獵鄂溫克人，在“祭天”時，首先要選擇森林中地勢較高的蒼天松柏下舉行，在樹下搭建撮羅子，在他們看來隻有在這種地方天神才能下界，并在蒼天大樹上落腳歇息。居住在鄂溫克草原上的鄂溫克薩滿，在舉行祭天儀式時，在蒙古包中心先埋上一棵白桦樹，透過蒙古包天窗而立。而後在蒙古包前後約20米左右的地方各立一棵白桦樹，都是綠葉枝茂的高大白桦樹，并用皮條把三棵樹樹杆連起來，在皮條上系挂紅、黃、藍三色布條，此樹被稱為“祭天神樹”。達斡爾族在由薩滿主持的“斡米納”祭時，也有一種儀式，被稱之為“托若·托力貝”(達語，意為立“宇宙樹”)，也是在祭地立三根柱子(有的在一條直線上分距埋三棵白桦樹)，并在立柱上部、中間、下部各斜綁三棵稠李子樹枝，三棵斜綁的枝條表示天有三界，後也用皮條把三根柱或樹杆結起來，在皮條上飾挂黃、紅、藍三色飾布條，還挂上他們信仰的以皮或木制成的神靈偶像。在達斡爾族中還有一種簡單的“祭天”儀式，多半以豬做犧牲，宰殺犧牲後把豬的各部位的肉割下一塊，如有豬眼、唇角、耳尖、尾稍、肚皮肉等，然後包在用谷草綁的長條棍中，同時要放五谷，裹好後将草棍插入長木杆上部，将祭杆立于院前籬笆上以示祭天。在赫哲族薩滿教儀式中，也有立“神杆”的祭祀形式，多在室内舉行，共有三棵神杆，其中一棵較大神杆上繪或刻有圖騰崇拜物的圖象，視為神靈。赫哲族的天神多為刻有圖象的大樹怪樹等等。滿族早年有立“索摩杆”祭天儀式。這些立杆儀式中，盡管包含了圖騰崇拜和始祖崇拜的意識，但“立杆祭”本身是自然崇拜的反映，與原始的“敖包文化”是相通的。

我們再從薩滿教服裝飾紋來看“敖包文化”的影響。據吉林省民族研究所

富育光先生調查表明，居住在黑龍江省東部地區的滿族古老的薩滿中，有過以樹皮編織薩滿服的習俗，是用樹皮（主要為桦樹皮）的不同色澤編織而成的，這種薩滿服決不是出于某種愛好，而是由崇拜神樹的意識決定的。在達斡爾族早期薩滿服裙帶裝飾上，曾有過以12種神樹和12種神鳥為裝飾的曆史時期。在科爾沁蒙古部“博”翁貢中就有以柳樹為翁貢的神靈，在他們的“博”冠上就有以銅制作的三棵樹枝，枝葉繁密，其上又飾鳥形等。在黑龍江省呼瑪河流域的鄂倫春族薩滿服裙腰上，也有繡制的“薩滿作法圖”圖象，畫面有二棵大樹，樹下拴有準備犧牲用的動物，每棵樹旁各有一個薩滿持鼓作法祭天的形象。赫哲族的“狩獵神”畫面也多繪有蒼天大樹等等，這些都與自然崇拜有關，是“敖包文化”影響的結果。

新月—— 王穎莉，編輯、策劃。雙本學曆——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傳媒大學。主修古典文學和編劇編導，廣告宣傳，品牌包裝。吉林大學曆史系在讀博士，主修蒙古史。原《京華時報》副刊編輯，現任影視編輯，廣告文案編輯，品牌包裝策劃，文化旅遊宣傳，文化旅遊課程研發等職。寫有文化散文集《霜天殘月》，抒情散文集《城事赤峰》，曆史文化劇本《日出紅山》，蒙元文化系列書籍《行走在文明的長河——蒙元文化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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