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何嘗不是。憂患意識是國家長久興旺發達之本，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逸豫可以亡身，憂勞可以興國”。即便四海無事，也不能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而要居安思危，如孫武所言：“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亦如魏征所道：“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為此，我們必須随時做好應戰的準備，未雨綢缪，防微杜漸。
在安史之亂未起之先，杜甫洞隐燭微，對安祿山的反叛之事早有預料。其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末兩句“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飽含憂患意識，尤值玩味。對此，王嗣奭直言：“此豈憂家之窮？蓋憂在祿山，知其必反也，乃知前群冰西下，‘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皆是隐語。”由此可見，該詩實是一篇“真懇切至，淋漓沉痛”的心迹之論。在此，杜甫以其滿腔愛國熱忱，委婉地向統治集團進言勸谏：在“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嚴峻形勢下，朝廷更應提高警惕，加強防備；而不應耽于荒嬉淫樂，汩沒于名利聲色之場，毫不醒悟。
安祿山，身本“營州牧羊羯奴”，極盡夤緣谄媚之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順次兼領三鎮，實力非常雄厚，甚寵于李隆基和楊貴妃。他在範陽招兵買馬，以蕃将代替漢将，治械儲糧，收買人心，“恣意歡娛，濫賞以給軍心，而嚴刑以箝衆口，祿山叛逆之實成矣。”事實上，杜甫在其他詩歌中，對安祿山的這些異常舉動亦早有所揭露，《後出塞五首》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杜甫看來，安祿山“起淩上郡，明有無君之心，特帝未之知耳。”這明顯是朝廷的重大失誤：對安祿山的陰謀詭計，聽之任之，以緻其羽翼漸豐，殃及江山社稷。以緻天寶末年，四海鼎沸，皇朝危殆，銮輿播遷。
所以說，杜甫所言确屬先見之明，隻可惜不能為當朝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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