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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閏土教學模式探讨

申小龍：當“呆ái 闆”又讀回“呆dāi闆”，小學語文老師的糾錯還有意義嗎？

中文系17級小費同學來信：

老師曾經在課上講過語言的從衆性，比如“呆闆”中“呆”的讀音從“ai”逐漸變成“dai”。這使我想起，小學時，語文老師經常嚴格地糾正這種大衆讀錯的字音，常常整理好這類字印發給我們，但我在生活中依然很難糾正過來。

既然語言是有從衆性的，字音會随大多數人的讀音而改變且似乎無傷大雅，那麼語文老師的這種糾正有什麼意義？以及，古今字音發生變化也有這種從衆的因素在嗎？

小費同學的問題要從語言的性質談起。

語言是人對世界的看法。人對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分類的基礎上，而一個個類别，就是人對世界理解的基石——範疇。

範疇的表達形式是符号，範疇思維是符号思維。沒有符号，範疇也建立不起來。

人有了範疇以後，思維就有了理性，而這個“理性”，意味着要在範疇之間建立聯系，形成一個系統，也意味着範疇會随着人的認識的發展而衍變。

這樣的系統性和衍變性，決定了範疇或曰語言符号具有人文性——它是人的認識的結晶 。

從語言人文性的角度看，一個字詞，它的形式和意義都應該具有理性發展的依據。

語言的學習與傳承，就是以語言的曆史和邏輯存在為依據，将一個民族的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由小到大地理解和掌握。中小學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做的。

但語言除了人文性，還有工具性。

語言在依托人的認識理性發展的同時，作為一種表達媒介，還具有媒介自己的屬性。也就是說，人在使用語言表達時，既有認知上的要求，也有對媒介本身的要求。認知上的要求是顯性的，媒介上的要求是隐性的。這個隐性的要求就是便利。

語言發展中追求“便利”的傾向，從何而來？來自人的惰性，或曰要求省力的天性。

上世紀六十年代，歐洲語言學會會長馬丁内把語言發展的内在動力歸結為兩個方面：

1.交際表達的需要。這個需要促使人采用更多、更新、更複雜、更具有特定作用的語言單位；

2.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省力的需要。這個需要促使語言的活動盡可能減少體力和腦力的消耗，使用比較少的、便捷的或者具有較大普遍性的語言單位。

前者就是我們說的語言人文性的要求，後者就是我們說的語言工具性的要求。

語言發展的内在矛盾運動，就是人的交際表達欲望和人體的自然惰性之間的沖突。這一沖突，是語言發展的基本沖突。沖突的結果，是語言在成功完成交際任務之時，不使語言結構的負擔過重，也就是在最簡的形式方案中實現語言的意義功能，達到兩者相互制衡下的最佳狀态。

由此看來，語言為求便利而發生的變異，是語言内生的發展動力之一，它來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惰性。在漢語中，工具性的發展動力往往和漢字的投射有關。

1.漢字頻率的投射

漢字形音義的高頻項會幹擾低頻項。

從字音來說，例如“葉公好龍”的“葉”的發音，低頻的shè敵不過高頻的yè；“呆闆”的“呆”的方音，低頻的ái敵不過高頻的dāi；“坐騎”的“騎”的發音，低頻的jì敵不過高頻的qí；“說客”的“說”的發音，低頻的shuì敵不過高頻的shuō。

從字義來說，例如“七月流火”的“流火”，低頻的字義“大火星”敵不過高頻的字義“流動的火”。

2.漢字偏旁的投射

漢字的偏旁幹擾字音。例如“發酵”的“酵”，許多人都念xiào，這無疑受到了偏旁“孝”的提示。

“粳米”原來念 jīng mǐ，今人多念 gēng mǐ，也顯然受到了偏旁“更”的提示。

3.漢字組義的投射

漢字組合的意義幹擾漢字的偏旁。例如“蛾眉”很自然地被寫為“娥眉”，顯然“女”旁與字組義的契合度更高。“貂蟬”的“蟬”也是同樣的命運。

在現代漢語中，“密”字的組合義一旦與甜蜜有關，“蜜”就很自然地取代“密”。例如“哈密瓜”被許多人寫成“哈蜜瓜”，這顯然受到哈密瓜甜的感覺的提示。“閨密”一無例外地被寫為“閨蜜”，同樣受到關系甜蜜義的影響。

“宮保雞丁”是有曆史掌故的漢字組合，但宮保雞丁在現代人的眼裡是熱油爆炒的，這樣的理解之下自然就寫成“宮爆雞丁”。

讓我們許多同學想不通的是，這些“語文錯誤”，為什麼往往“習非成是”，被媒體廣泛使用，甚至有些被國家語文規範和标準詞典認可？

因為工具性和人文性一樣，都是語言發展必不可少的内生動力。

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符号的意義和形式，都是社會約定俗成的，具有全民性。一種新生的出于人的惰性的語言變異，當它“初露端倪”的時候，因其和已有的符号約定沖突，必然受到語言規範和語文教學的排斥。

此時堅持語言的人文性具有理性正義和曆史正義。小學語文老師的糾錯無疑是語言人文精神的堅守。

但語言符号的工具屬性其實也是“正義”的，如果沒有了便利性的制衡，符号會因其曆史重荷而難以形成最佳的音義關聯和結構形态。

說到底，語言系統演變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語言功能結構的運轉中合理安排力量消耗，使人們能夠在保證語言完成交際功能的前提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語言活動中的力量消耗作出合乎經濟要求的安排，使系統演變中的各單位實現其最大的也是最經濟的區别功能。

當大多數人都在使用新的變異符号的時候，語言的約定俗成已經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無論語文老師教不教，标準詞典認可不認可，都無法改變這種“全民性”的選擇趨勢。

此時，同學們想一想，到底說“呆ái闆”更具有人文性，還是說“呆dāi闆”更具有人文性呢？

語言的人文性一旦因循守舊，“刻舟求劍”起來，它就離開了語言鮮活的生命。

而在全民約定俗成中成長起來的“惰性操作”——那個工具性的變異，此時卻真正擁抱了語言的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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