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寶一直踹我肚子。到底還是舍不得。”

“準備去打胎前一天，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小小的孩子哭着問我‘媽媽你為什麼不要我了？’然後我就哭醒了，再也狠不下心說要去打掉。”

“最近沒心思傷心了，滿腦子想的都是——原來奶粉不能用開水，營養都燙壞了……”

說出這三句話的分别是單身媽媽小織、楊菲菲和田真。

談及未婚生子的決定，她們并非都毫無悔意，但如果再來一次，還是會選擇坦然接受這個生命。

曾經的猶豫，是因為成為一個媽媽對她們來說都太突然了。同時，盡管年輕人的世界已經不被落後的貞操觀所束縛，但未婚生子同樣會遭遇異樣的眼光，“非婚生子”在日後的生活中也會面對一系列真實的困境。

所以，這群年輕的媽媽，會在社會上刻意地“隐形”。

截至目前，中國尚沒有未婚媽媽的權威統計數據，研究者往往隻能從數據之間的關聯度上來測算這個群體的規模。

據國務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無戶口人員”約有1300萬人。而據同時期國内學者萬海遠等人2014年的田野調查結果，非婚生育“黑戶”占被調查“黑戶”的10%。據此不難估算，中國非婚生子女人數可能超過百萬，他們不應該被忽視。

2015年12月，新民周刊發微博稱1300萬黑戶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們的權力應盡早歸位

盡管據我國法律規定，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權利，未婚媽媽依然承受着經濟、制度、道德感等諸種方面的壓力。

近年來，随着試婚、非婚同居、婚内出軌等行為的增加，非婚生子現象呈上升趨勢，而獨自生養的任務，又大多落到了女性身上。

上戶口困難、社會交往受歧視、生活來源不穩定……生下孩子後，橫亘在未婚媽媽們面前的，往往是一條艱難、曲折、充滿挑戰而又似乎看不到未來的路。

“計劃外”的生育

小織清楚地記得，3年前，驗血确認已懷孕時，醫生态度冰冷：“要不要？”

小織戰戰兢兢地回答“要”，醫生便叫她去建檔。她原本還想冷靜下來再考慮幾天，但那位醫生正巧準備離職，一切流程都走得很倉促，就這麼“匆忙地建了（檔）”。

胎兒在小織腹中裡安靜生長，肚子漸漸變大變圓，摸上去硬硬的，用胎心儀能聽到小心髒急速跳動的聲音。

慢慢地，小織心裡的焦慮沉澱了下來，變成一種“奇妙的期待”。

和大部分準媽媽一樣，她開始感到不真實：“我的身體裡居然有一個獨立的生命？”直到現在，看着女兒一天天長大，那種不真實感依然存在。

剛發現懷孕，男友的第一反應是“肯定不是我的”，随後又讓楊菲菲生下來去做親子鑒定，如果是自己的，就會負責撫養。

在這期間，男友的态度比她這個身懷六甲的女人更脆弱，偶爾突發奇想表态“我會做個好爸爸的”，旋即又帶着哭腔哀求楊菲菲“放過他”，還稱孩子“會有更好的爸爸”。

楊菲菲差點被氣得流産，但這反而堅定了她把孩子生下來的決心，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甚至帶着點報複心理：“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他渣。”

懷胎日久，她越發感覺到身體裡實實在在地有一個新生命在長大，身邊的朋友也不斷勸她，得為自己和孩子考慮。

懷孕8個月的時候，楊菲菲發現男友出軌。孕期9個月，即将臨盆，男友突然提出領證，這時候楊菲菲卻怯步了：不再是他不願意，而是我不敢。她不敢讓孩子與這個不負責任的父親生活在一起，更害怕今後自己的人生進一步被摧毀。

（2017年的電影《佛羅裡達樂園》裡，二十出頭的少女哈莉是一個單身媽媽，和女兒單獨生活，連父親是誰都不知道，堅持給孩子一個天真爛漫的童年）

每一個故事都像是翻版。

懷孕3個月左右時，田真夢見孩子哭着求她不要丢棄自己，打胎的的考慮就放棄了。然而，當孩子爸向田真提議結婚的時候，田真卻拒絕了。

兩人認識一年多了，田真逐漸發現男友“是個很差勁的人”。兩人争吵無數次，對方脾氣暴躁，更重要的是，他絲毫沒有成為一個父親應有的責任心和耐性。

但另一方面，田真認為“女人不一定要成為妻子， 但一定要成為一個母親”。她不信什麼“女子本弱，為母則剛”之類的抽象雞湯，但她用老家的土話“能生就能養”來安慰自己，堅信“母親的愛是孩子一生一世最堅固的铠甲”。

婚姻是否是一個家庭的必經之路？妻子是否一定是母親的先導身份？同樣拷問、質疑過這個問題的，還有上海的“高齡”未婚媽媽張萌。

2017年，張萌剛和男友分手就發現自己懷孕了，一時手足無措，甚至“氣急敗壞，覺得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經過幾天的慎重考慮，她還是決定生下這個孩子。

此時的張萌已經40歲了，如果錯過了這個意外的孩子，也許此生就不可能再生育了。

張萌與大部分傳統女性的觀點不同，她“不認為結婚是一個人的必經之路”，婚姻的對象也不應該妥協，沒有必要為了孩子，去委屈一段不健康的婚姻。

但孩子不一樣，這是一個完整、獨立的生命。“隻要他來到了，就應該接納他。”

公衆對未婚女性生育孩子的态度 數據來源：2016年《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

難以靠岸的生命

計劃外的生命，在出生前就面臨着社會的質疑、否認，孩子出生後，未婚媽媽面臨的千難險阻，還遠遠沒有到頭。戶口、社會撫養費和生育保險，是率先橫亘在她們面前的“三座大山”。

前前後後托了幾十個人的關系，足足花了大半年，田真才把孩子的戶口辦下來。“如果我有一本結婚證，那就隻要一天。”田真感慨。

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不會歧視“未婚生子”，隻是這種情況缺失戶口登記所要求的很多材料。“第一反應就是違規”，在不知道怎麼辦的情況下，隻好層層推辭、拖延。

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博士後高碧葉的一項調查顯示，“如何給孩子上戶口”是中國未婚媽媽們面臨的最迫切和棘手的問題之一。

法律上，未婚生子上戶口本是正當的、不該有困難的。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明文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不直接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應當負擔子女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子女能獨立生活為止”。

電影《無人知曉》裡，一個未婚媽媽與不同的男人生下了四個孩子，卻無法負擔孩子們的生活成本，最終獨自遠走

然而，這隻是原則性要求。哪怕如今生育率逐漸走低已經成為我國新的社會現實，計劃生育政策大幅放寬，但在全國不少城市與地區，由于政策、觀念等方面的滞後，戶口仍然是未婚出生的孩子首先面臨的一大難關。

一些省份與地區甚至仍在進行對非婚生育的罰款。比如《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對符合法定結婚條件未辦理結婚登記而生育第一個子女的，應當自生育之日起六十日内補辦結婚登記；逾期未補辦的，依照第三十六條規定基數的五分之一征收社會撫養費。對不符合法定結婚條件而生育子女的，依照第三十六條規定基數征收社會撫養費。”

3年前，于文把孩子生下來後，就按照當地規定繳納了3000多元“社會撫養費”，她在網上交流群裡認識的姐妹，還有人交了6萬元的。

“法律規定不清晰的地方，你可能遇到的意想不到實在太多了。”于文感歎道。“（社會）撫養費就像當年計劃生育時代的超生罰款一樣，因為這孩子是計劃外的。”

後來，于文與早已分手的前男友打官司，争奪孩子的撫養權，因為“隻有拿到撫養權才能給孩子上戶口”。

最後，官司是打赢了，但法院要求男女雙方每月繳納500元撫養費，且男方應當向女方提供孩子的撫養費。然而，孩子生父卻未主動交付，法院強制執行了2年後，于文索性“懶得計較”了，“何苦一輩子為那丁點錢跟個爛人糾纏？”

（2014年至2018年，關于非婚生子女問題的所有司法審判文書中，涉及到戶口、社會撫養費、撫養權、繼承權的案件數量，線條越粗代表關于該類案件的數量越大。來源：澎湃号）

在于文、張萌等未婚媽媽的眼裡，孩子不應該成為用來鎖定一段婚姻或綁住一個人的鎖鍊。

2020年2月11日，張萌收到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于再審申請生育保險的否決裁定書，這已經是她第四次否定判決了。

在過去的4年内，為了給兒子争取到社會撫養金，張萌4次把政府告上法庭，她也成為我國争取生育保險第一案的當事人。

然而，當她準備向上海市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申請生育保險時，卻被由“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符合要求”的原因拒絕了。

張萌女士的受理通知書，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計劃外’的生育是被一票否決的。沒有生育保險，公司停發工資，還可能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如果是外地戶口還會影響入戶、入學。”

張萌起初惆怅叢生，但她仍不肯甘心。她想，這個孩子的到來，的确在自己的人生計劃之外，可難道隻有狠心把孩子打掉，才算得上一個合格的母親嗎？

“有多少生命的來到是可以被嚴格計劃的呢？”張萌在寄給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信中寫道：“未婚生育群體相比婚生群體更需要照顧，卻被剝奪了生育期間的基本生活資源。這其實就是間接告訴未婚先孕的女性要不結婚，要不流産，告訴那些單身的女性你們不結婚就不要生孩子了……”

多年來，張萌所耗的時間成本已遠遠超出了應獲的金錢補助，但她也因此攬獲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單身媽媽。有年紀輕的，離過婚的，經濟條件較差的或稍好的……在這件事上，大家已經心照不宣達成了一種理想化的共識，都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能被這個社會當作正常的母親、孩子來對待。

對另一部分較年輕的未婚媽媽而言，更大的壓力來自經濟。

懷孕後，85後的未婚媽媽沈楠去公司請産假，卻因為沒領證不被許可，隻得請了兩個月病假，但實際上到最後隻批下來了20天，且整個病假期間公司都沒給她發工資。

2個多月後，沈楠回去上班，卻被告知公司想和她解除勞動合同。“知道我沒領證的人不多，公司裡隻有領導和hr。”

沈楠是武漢人，去年爆發的疫情，某種程度上甚至助了她一臂之力。她一面在家養胎，一面與公司協商，公司給她的解除合同協議上寫着是沈楠主動提出離職。沈楠去了6趟勞動局，卻一直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主動權始終掌握在公司手裡。“如果解除合同我就等于失業，一個月隻有1500元失業金。”

從懷孕到分娩，隻有母親一直在照顧沈楠。孩子出生後，公司甚至直接把她在宿舍的停車權限取消了，一直到年後，公司通知她，決定對她降薪30%，“沒得談”。沈楠依然難以接受，試圖協商到20%，hr态度強硬，雙方僵持至今。

“沒有生育保險金、交社會撫養金，這些我都認了，但要把我辭退實在是接受不了。”

“多元家庭網絡”公益組織志願者寄給人大代表的挂号信，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孩子的出現，讓楊菲菲不得不注意到這些年身邊社會發生着的諸多變化，比如早已翻了不止3倍的房租，比如奶粉，“我們小時候奶粉隻要二十幾塊”。

更讓她自責和憂慮的是，兒子從小性格内向，在人多的場所就會往媽媽懷裡鑽，楊菲菲覺得痛心，多次忍不住想問兒子“媽媽是不是錯了？”

“可是，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

未盡的問題

即便順利渡過了前面幾道難關，對未婚媽媽及孩子而言，社會施予的隐形壓迫、單身生育可能衍生的無數後續問題，仍籠罩在生活中。

比如，孩子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是否需要支付撫養費？

比如，孩子長大後，是否對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具有知情權？

再比如，如女方在不告知孩子父親的情況下決定生育，并要求支付撫養費，從法律上而言是否構成欺詐？

……

為此，2019年，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呼籲廢除非婚生育歧視政策，建議給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權，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

2019年，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呼籲廢除非婚生育歧視政策

這個問題，其實具有普世性，全世界任何角落，每一個平凡的未婚母親，都會感受到有翻不完的高山。

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的美國作家法拉奇，曾經也是一個未婚母親。43歲這年，法拉奇被确診癌症，同時意外懷上一個孩子，在經曆了深深的糾結、掙紮與質疑過後，她決定相信“即便痛苦，生命的出現也遠勝于虛無”。

法拉奇在《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裡叩問：“我怎麼能夠抛棄你呢？我怎麼會在意你的出現是否僅僅由于一次偶然的機會，抑或什麼過失呢？難道我們存在其中的這個世界不也是由于一種偶然，或者一種錯誤才開始形成的嗎？”

除非腰纏萬貫，或者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可以用錢、用影響權力的能力來解決問題。2021年1月，我國内地歌手華晨宇與張碧晨公布私生子信息，且最終決定，以非夫妻、但以孩子父母的身份，共同承擔撫養義務。

2021年1月22日，華晨宇發微博承認和張碧晨有一孩子

當下，張萌對自己的選擇及接下來要走的路仍然是信心十足的。兒子今年4歲，在教育支出方面，張萌并不覺得正常撫養一個孩子需要花費過多成本，哪怕是在上海這種一線都市，她也沒有打算随大流一起拼雞娃、瘋狂内卷。

張萌有自己的一套家教方式，在她的引導下，兒子開始懂得事理，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個人家裡都有各自獨特的情況，有的人家裡人多，有的人家裡人少，“就像有的人家裡養貓，有的人家裡養狗”一樣，“他沒有主動去在意‘我沒有爸爸’這件事”。

半個月前，楊菲菲在一個社交論壇上認識了一位尋找“形婚”對象的同齡男性，對方稱可以幫她解決戶口問題，隻需要逢年過節相互配合回家應付父母。

楊菲菲陷入思慮當中——或許，隻要能給孩子一個更靠近正常狀态的成長環境，很多方法都是可以嘗試的。

然而，這也更加襯托出未婚媽媽們人生中獨有的一抹悲涼。

今年春節，24歲的米莉趁疫情沒有回家過年，父母隻知道她最近分手了，但不知道她已經偷偷生了個孩子，目前還不足歲。母親給米莉發了1000多塊錢的紅包，鼓勵她抽空去再考個在職學曆，“女孩子要對自己好”。母親囑咐她，一邊張羅着把家裡老房子變賣，給米莉在她工作的城市買車、買房，甚至還試探性地給她介紹相親對象。

米莉心中五味雜陳，擱在以往，她對家裡的安排往往“深惡痛絕”，但現在聽起來，母親的每一句關心都像針一樣紮在心頭。隐秘的生育讓她一下子長大了，但在電話裡，她仍然隻能嗫呶着強顔歡笑。“我知道他們會站在我這邊，我不說，是不想讓他們傷心。”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編輯 | 李少威

新媒體編輯 | 董可馨

排版 | 肖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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