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本指的是一年四季中的春季和夏季。

把“春”、“秋”二字組合成一個詞：“春秋”，又被用來指代中國古代曆史上從周平王東遷（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的那一段長達295年的特殊曆史時期。

在“春秋”這兩個字上加上個書名符号，則它又成了中國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經”之一。

以上這三點，到底它們之間有着什麼樣聯系呢？

下面，老覃來詳細說說。

是這樣的，我們都知道，一年之中分有春、夏、秋、冬四季。

這樣的分法，在與黃帝曆、颛顼曆、殷曆、周曆、魯曆合稱為“古六曆”的夏曆已經出現了。

實際上，夏曆也是目前所知我國古代最早的曆法。

即我國古代的勞動人民很早就把一年劃分成春、夏、秋、冬四季了。

換句話說，可以用“春夏秋冬”一詞來表示一年。

不過，上古諸侯朝觐王室的時節都定在春季和秋季。

在語言表述上，為了更簡練，往往不說“春夏秋冬”，而說“春秋”。

所以，“春秋”在古代也表示一年。

中國古代有編寫史書的傳統。

編寫史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總結前人舊事的經驗教訓，用來指導今人的生産、生活方式。

最早的史書編寫，都是按照時間先後，逐年逐年記載的。

這種方式，用宋人王安石的話來說，是“斷爛朝報”；用近代大賢梁啟超的話來說，那是“流水賬簿”；但用得體而通俗的話來說，那可是“編年體史書”。

這種編年體史書一年接一年地記載史事，往往被冠以“春秋”之名。

武王伐纣主天下，分封諸侯。

各諸侯國都設置有史官，則各諸侯都編修有本諸侯國的國史。

因此，世間就出現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春秋》。

為了區分這些《春秋》，後人就不得不往裡面添字，成了《魯春秋》《燕春秋》《齊春秋》《宋春秋》等等。

當然，也有不名《春秋》而另名為《志》、《乘》、《書》、《杌》的諸侯國史。

為了讓人一眼而知是何國國史，它們也同樣被人往裡添字，成了《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等。

秦滅六國，其他《春秋》均毀于戰火，僅剩《魯春秋》。

那麼，《魯春秋》裡面的“魯”字就可以拿掉了。

畢竟，劫後餘生的衆多《春秋》中，獨此一家，再也别無分号了。

這個《春秋》記載了上自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含12個國君，計242年的曆史。

書中所記，雖以魯國史為主，但對魯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也各有涉及。并且，其所記曆史事實的起止年代，大體上與一個客觀的曆史發展時期相當，為了叙事方便，曆代史學家就把其上自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下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這295年的曆史發展時期用《春秋》這個書名來稱呼，稱為“春秋”時期。

下面重點說說《春秋》這部書。

按照上面的說法，《春秋》是由魯國曆代史官編著成書的。

但是，有這樣一種觀點，非常流行，甚至被認定為曆史事實。

即：《春秋》出自孔子之手，為孔子所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觀點呢？

因為《孟子·滕文公下》裡面說了：世道衰敗，歪理邪說和各種暴行紛紛出現，有臣殺君的，有兒殺父的。孔子心中警懼，深以為憂，于是編著《春秋》，意欲匡救時弊。但編著《春秋》本是天子的職權，孔子這是在僭越職權。所以孔子長歎說：“認同我的人，是因為這部《春秋》！怪罪我的人，也是因為這部《春秋》吧!”

孔子是“先聖”；孟子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号稱“亞聖”，那麼他所說的話，非同小可。

西漢著作《史記》的太史公司馬遷就非常相信孟子說的話，他在《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裡面借用文學手法，通過孔子之口，坐實了孔子著作《春秋》的件事。

他是這麼寫的：孔子大叫：“不行不行，君子最擔心的事就是死後沒有留下好名聲，我的政治主張既然不能實施，那我拿什麼留下給後世呢？”想來想去，他決定根據魯國的史書，編著《春秋》。

另外，司馬遷又在《史記·卷一十四·十二諸侯年表第二》中煞有介事地說：孔子深谙治國之道，但遊說了七十多個諸侯國都沒能采用，他于是閱讀了周室的史料檔案，結合魯國的史書編寫了《春秋》。

又在《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第六十一》中說：孔子是聽說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孫氏的仆從鉏商西狩獲麟，認為自己向各國傳道的路途已經窮盡了，隻以通過著史的方式來推行王道了，于是著作了《春秋》。

司馬遷一會兒說孔子在“幹七十馀君莫能用”的情況下作《春秋》的；一會兒又說孔子是在“西狩獲麟”後作《春秋》的。

他還在《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提出了第三種說法，說：“孔子凡陳、蔡，作《春秋》。”

不管怎麼樣，孔子著作《春秋》的緣由，似乎有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諸侯争霸，孔子目睹了禮法遭到踐踏的各種現象，于是周遊列國，推行自己的治國理念，想以一己之力改寫曆史。但都無一例外都碰壁了。他隻好另辟蹊徑，集中精力對周室、魯國的文獻資料加以整理，着手編寫了曆史著作《春秋》。他希望靠《春秋》來正名分，給諸侯、大夫以嚴正的褒貶，從心理上來鉗制他們，從而安定天下的秩序，恢複周的政治權力。

不用說，孔子著作《春秋》說法是很有市場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成定論。

甚至有人認為，東周時諸侯國的史書均已散失，隻因為隻魯國史是《春秋》孔子編訂的，大家都給孔子面子，所以《春秋》能留傳了下來。

因此，他們大加頌揚孔子，說必須感謝孔子，不然，世間就沒有《春秋》了。

既然《春秋》是孔子的作品，而孔子又是儒家先聖，那麼，《春秋》就成了中國古代儒家典籍的“六經”之一，被後世儒家奉為臬寶。

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到，《春秋》裡面有很多地方的筆調不一緻、行文風格迥異，不似是一人的手筆，而應該是魯國各個時期的衆多史官共撰寫而成的。

所以，有人認為，《春秋》不可能是孔子一個人所著。

充其量，孔子最多也隻是對《春秋》進行過整理罷了。

還有人認為，《論語》記載了孔子大量生平言行，其中論《詩經》的很多，但對《春秋》未置一詞，孔子極可能與《春秋》沒有半毛錢關系。

實際上，孔子有無著作、編修過《春秋》，其中最大的一個疑點，就是：孔子如果著作或編修過《春秋》的話，那麼，他為什麼要把魯國的國史從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叙起？

這真是沒頭沒腦，實在找不出什麼合理的解釋。

要老覃說，孔子不可能著作、或編修過《春秋》。

原因很簡單，在西周、春秋時代，著作、編修史書，那是史官的神聖職責，其他人，包括天子、諸侯、卿士大夫和其他任何個人，都無權過問，更不能修改，遑論著作？！

我們知道，西周時周厲王施暴政，結果引起了國人的強烈反對，慘遭流放。

這一段曆史為什麼能流傳下來？就是記錄曆史的史官如實記錄，而後來即位的周宣王也沒有改寫國史。

其實，周宣王非但不敢改寫國史，就連在厲王遭逐後攝行王事的是共伯和，也就是衛武公，他也不敢怎麼樣他。

厲王死，宣王即位後，衛武公還政歸國，全須全尾，一直活到九十五歲。

還有，晉靈公好逸樂，殘暴斂财，禍國殃民，舉國不安。執政大臣趙盾屢谏無效，反遭晉靈公多次加害。無奈之下，趙盾隻好駕車出逃。當他逃到晉國邊境，聽說晉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于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史官董狐在史書上堂而皇之寫“趙盾弑其君”，還宣示于朝臣，以示筆伐。趙盾心存敬畏，不能置一辭。趙氏的後代子孫，也不敢行任何篡改之事，這一段殺戮之事才得以傳了下來。

此外，齊國大夫崔杼殺了齊莊公，掌管曆史記錄的史官秉筆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暴怒之下，将之殺害。但這個史官的兩個弟弟不屈不撓，他們承襲了史官的職位，繼續哥哥的事業，不肯改寫這一史事。崔杼最後隻好認栽。

……

從以上事例可知，記錄曆史是史官的神聖職責，誰也不得幹預，甚至連殺人不眨眼的齊國大夫崔杼也幹預不了。

孔子怎麼可能去著作、編修《春秋》？

而且，孔子一生尊崇周禮、恪守周禮，周禮既然嚴格規定史官之外，天子、諸侯和卿士大夫和任何個人都不得參與和幹預著作、編修史書，孔子怎麼可能去著作、編修《春秋》？

如果孔子著作、編修《春秋》的話，他不就成了踐踏周禮的僭越者了嗎？他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

孔子絕不會去幹這種事！

所以，那些稱贊“孔子開創了私人著史的風氣”、稱贊“《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私修的史書”的人，如若孔子在九泉下有知，不但不會感激他們，反而會痛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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