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捋一捋包拯的履曆【1】：

注1：以下隻含宋代官員最主要的三種官職——本官（寄祿官）、差遣（包括職事官）、職名。且一些臨時性的差遣、公幹，如慶曆五年（1045年）時的“送伴契丹使”“考試開封府舉人”“契丹正旦使”，皇祐元年（1049年）時的“赴河北提舉計置糧草”“省汰河北冗官、軍士”等等，也未包含在内。

包拯出生。

三月，包拯中進士。

四月，初授——

本官：大理評事（從八品下）

差遣：知南康軍建昌縣

包拯辭而未就。

再授——

本官：大理評事（從八品下）【2】

差遣：監和州稅

包拯還是辭而未就，并決定回家奉養雙親。

注2：北宋元豐改制前，官品沿襲唐制，共計30級。一品至三品，分“正”“從”；四品至九品，則不僅分“正”“從”，還分“上”“下”。元豐改制後，則減少為18級，一品至九品，都隻分“正”“從”，不分“上”“下”。

包拯重新出仕——

表1，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畫紅圈為包拯曾任過的本官

綜上可知，包拯一生中的各個本官（文階官），除辭而未受的“禮部侍郎”及死後追贈的“禮部尚書”外，大約是這麼一個軌迹：

大理評事（從八品下）

升→大理寺丞（從六品上）

升→殿中丞（從五品上）

升→監察禦史（正八品上）

升→工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升→刑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升→兵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升→刑部郎中（從五品上）

降→兵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複→刑部郎中（從五品上）

升→右司郎中（從五品上）

升→右谏議大夫（正四品下）

升→給事中（正五品上）

表2，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畫紅圈為包拯曾任過的本官

在包拯身上，“降本官”這一情況，實際上隻發生過一次，即1055年由“刑部郎中”降“兵部員外郎”。

但如果從包拯所任各個本官的品級上來看，則有過三次“由高品至低品”的情況出現。其中1044年，包拯自從五品上的“殿中丞”遷正八品上的“監察禦史”；1061年，自正四品下的“右谏議大夫”遷正五品上的“給事中”——這兩次都不是降官，而是升遷。

表3，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畫紅圈為包拯曾任過的本官

既然是升遷，當然說明後一官相較前一官的地位更高，但為何地位更高的文階官的品級，相比之下反而可能更低呢？

這是由于北宋前·中期的文階官裡，有相當多的，是由唐代的職事官（有相對應的品級）演變而來的。【3】而“職事官”作為一種具體職務，其地位自然是由多種因素綜合決定，而非單由品級高低決定的。因此，某些品級較低的官職卻比某些品級較高的官職地位更高，也就不難理解了。

注3：可見“完全的階官”與“官職合一的階官”——北宋前·中期的兩種情況 一文中的相關内容。

表4，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畫紅圈為包拯曾任過的本官

問題在于，到了北宋時，已經體系化了的文階官，卻基本沒有根據其實際地位的高低重新厘定品級【4】。這就造成了文臣本官（文階官）品級的紊亂現象。這種現象直到北宋神宗朝元豐改制後，才在“文臣本官”重編為“文臣寄祿官”的過程中，得到解決【5】。

注4：北宋前·中期武臣本官（武階官）的品級，則有進行一定程度的厘定。這是由于武階官裡，有許多是由唐代的使職（差遣）演變而來的。而衆所周知，使職本身是沒有品級的，其階官化後，也就不得不被賦予一個具體的品級。

注5：本文裡4張表各自的最右邊一欄“元豐寄祿官”，即在元豐改制中将同一行左側的那些文臣本官，整合為一個文臣寄祿官，并賦予新的（同其地位相符的）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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