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張藝謀拍完《紅高粱》的最後一個鏡頭後，把鞋子埋在了片場，他當衆發誓，如果電影不成功，永生再不當導演。

電影送審期間，恰逢國外幾大電影節開幕，領導部門打算選幾部優秀作品去參展，看能不能獲獎。

本來預定陳凱歌的《孩子王》到柏林參展，結果他非要參加法國戛納電影節，上級部門隻好重新篩選，把《紅高粱》報了上去。

沒想到，《紅高粱》在柏林爆了個大冷門，直接奪得了最高獎金熊獎。

這是中國首次參加四大國際電影節，也是中國電影首次獲得四大電影獎項。

消息傳到國内後，娛樂圈興奮異常，中國人終于揚眉吐氣站起來了。電影上映後，有些地方的票價甚至從幾毛炒到了10元，最終創造了400多萬的票房記錄，一時間風頭無二。

第一次拍片的張藝謀瞬間蜚聲中外，成了第五代導演的領軍人物；正在讀大二的鞏俐一炮二紅，迅速晉升為國際巨星；男一号姜文也有了做導演的想法，很快成功轉型；甚至還改變了一個普通人的命運。

下面就來說說這四個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張藝謀是攝影師出身，可是很少有人清楚，他還是内地第一個A級國際電影節影帝。

1987年，正在廣西電影廠做攝影的張藝謀，突然接到導演吳天明的邀請，要他擔任電影《老井》的男一号。這讓張藝謀很摸不着頭腦，自己一個素人，能演什麼電影。

不過，看在吳天明100元的挖角工資，把他和妻子雙雙調入北影廠，甚至還分了一套房的誠意上，張藝謀爽快答應了。

電影上映後，不知道是張藝謀運氣太好，還是天賦太高，竟然直接拿下了東京國際電影節影帝，還獲得了金雞和百花雙料影帝，在内地娛樂圈一鳴驚人。

一般人可能就轉行做演員了，可張藝謀卻燃起了導演夢，恰好他在《人民文學》上看到了莫言的《紅高粱》，喜歡的不得了，趕緊坐着公交到莫言家，800元買下了版權。

搞定版權後，張藝謀找吳天明拉了筆投資，吳天明是北影廠廠長，對他相當看好，劇本還沒通過就批了一筆錢。

張藝謀拿到錢，又展現了他非凡的魄力。第一件事竟然是到山東高密種高粱，一口氣要種了幾十畝。

這讓莫言完全不能理解，費那功夫幹嘛。張藝謀豪氣地說：聽我的，高粱種好了，電影就成功了一半。

沒想到開拍時，高粱長得稀稀拉拉，毫無氣勢可言，張藝謀趕緊找縣調了批化肥，每天帶着人除草施肥，還給高粱噴了不少紅漆，這才有了片中一望無際的火紅高粱，讓整個電影充滿了質感。

拍攝過程也很辛苦，張藝謀跑爛了幾雙鞋，最後殺青時，他把爛鞋埋在腳下，如果不成功，就再不拍電影，太遭罪了。

之後就如前文所述，《紅高粱》陰差陽錯被上級選中，然後斬獲國際大獎，張藝謀一夜爆紅，成功轉型為導演。

随後，他和鞏俐聯手，相繼推出了《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挂》和《活着》等經典，一步步把鞏俐送上了國際巨星的寶座，自己也成了無可争議的大導演。

種完高粱，張藝謀開始選角，其他演員都搞定了，唯獨女主角始終沒有着落，張藝謀想找個新人，這樣好管教一點。

副導演楊鳳良開始到中戲等院校明察暗訪，有人就推薦了正在讀大二的鞏俐。

當時，鞏俐被稱為中戲“五朵金花”之一，名氣很大，可是她正在廣州拍《暑假裡的故事》，根本不在北京。有人又推薦了“五朵金花”之一的史可，覺得她也不錯。

就在張藝謀左右為難的時候，鞏俐趕回北京，和史可一起參加了面試。

看到鞏俐的第一眼，張藝謀印象并不太好，雖然長相很純，可是太清秀，與九兒的潑辣毫不相配，不過一番長談後，發現她其實性子很野，很有爆發性，就定了下來。

事實證明，張藝謀沒選錯人，鞏俐果然演出了九兒純情又剛烈的一面，一下就紅了，憑借後來的幾部作品，在國際上拿獎無數，在90年代是當之無愧的國際巨星。後來陳凱歌拍《霸王别姬》，就大量增加了鞏俐的戲份，海外版的封面都是以鞏俐為主角，以此增加知名度。

很多人說，鞏俐的運氣太好，其實她付出的努力也非常大。

拍《紅高粱》時，鞏俐在村裡連騎驢，一騎就是幾個月。

拍《秋菊打官司》時，為了體驗農村媳婦的生活，鞏俐直接包攬劇組所有人的衣服，每天拍完戲就給大家洗衣服，完全沉浸在農村生活裡，後來走在大街上，經紀人都沒認出來。

現在能有幾個女星做到這一步，化個醜女妝就覺得已經足夠敬業，其實形似神不似。

鞏俐之所以能成“鞏皇”，真不是吹出來的。

拍攝《紅高粱》期間，姜文很窩火。

因為對表演的理解不同，他幾乎天天和張藝謀吵架，每場戲都吵，搞得兩人都很頭大。

前來探班的劉曉慶看得又好笑又心疼，就對姜文說，既然有想法，幹脆自己做導演算了，隻要你拍，資金我來解決。

這句話在姜文心裡埋下了種子，不久之後，他認識了新來的鄰居王朔，并讀到了他的小說《動物兇猛》，頭皮發麻，激動萬分，當即決定要把它搬上熒幕。

一開始，他想請王朔做編劇，可是王朔拒絕了，覺得電影首先應該呈現在導演腦海中，建議他自己編劇。姜文于是開始自己寫劇本，沒想到一拿起筆，靈感就像鼻涕泡一樣，一個接一個，很快就寫了9萬字，比原著的6萬字還多。

這部電影就是後來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的天才處女作。

《陽光》的風格獨特，似乎看不到其他導演的影子，不過姜文還是受到了張藝謀不少影響。

例如張藝謀開拍《紅高粱》前，讓姜文颠了3個月轎子，練得如火純青才開機。

《陽光燦爛的日子》開拍前，姜文也把所有演員封閉訓練了一個多月，所有人隻能聽70年代的革命歌曲，隻能看那時候的《人民日報》，每天必須穿軍裝，就是為了讓大家找到那種特殊年代的氣氛。

張藝謀可以給高粱上紅漆，姜文為了拍出最誘人的米蘭，給甯靜拍了足足23040張照片，最後才選出最完美的一張。

這種認真和不将就，應該沒幾個人能做到了吧。

聶敬來是個群衆演員，在迎親颠轎那場戲中，飾演吹笙的夥計。

當時，45歲的聶敬來因為會點樂器，被推薦到了劇組，本以為就客串幾分鐘，沒想到先是陪着姜文颠轎，練了3個月，好不容易拍完，結果張藝謀回北京洗片子洗糊了，又回來重拍了一次，受了不少罪，當然工資也漲了3倍。

除了這些之外，聶敬來和劇組的淵源也很深，劇中姜文的頭就是他剃的，鞏俐騎的毛驢是他哥哥的，身上的大紅襖也是他母親縫的。

因為這些緣故，聶敬來後來退休之後，直接組了個“紅高粱”民族鼓樂隊，經常到附近演出，平均每年要演200多場，不少人都點名要聽那首《颠轎曲》，讓他賺的是盆滿缽滿。

雖然比不上那些演員，可是收益相當可觀，在當地也有一點知名度，算是徹底改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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