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的最新标準?黃征學 潘彪 滕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其中，“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首要含義是幫扶對象的拓展，意味着貧困邊緣戶、低收入戶等相對貧困人口将成為長期減貧的重點關注群體合理設定相對貧困線，精準識别這部分群體，成為當務之急我國應充分借鑒國際經驗，結合國内實際，完善相對貧困的劃定标準，夯實高質量減貧的基礎，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貧困的最新标準?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貧困的最新标準

黃征學 潘彪 滕飛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其中，“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首要含義是幫扶對象的拓展，意味着貧困邊緣戶、低收入戶等相對貧困人口将成為長期減貧的重點關注群體。合理設定相對貧困線，精準識别這部分群體，成為當務之急。我國應充分借鑒國際經驗，結合國内實際，完善相對貧困的劃定标準，夯實高質量減貧的基礎。

第一，國際上沒有統一的相對貧困标準，但收入依然是重要衡量指标。

貧困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各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對貧困群體的識别标準也不盡相同，其中，收入水平是廣泛使用的重要衡量指标。20世紀50年代，發達國家基本解決了威脅溫飽問題的絕對貧困以後，收入不平等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日益凸顯，英國等歐洲國家開始改革貧困的識别方法，以中位數收入的一定比例作為相對貧困線。2001年歐盟通過了相對貧困線的官方定義，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60%。與此相似，部分OECD（經合組織）國家采用社會中位數收入的50%作為相對貧困線。這些國家選擇中位數收入作為基準，主要是避免過高收入造成的均值“被增長”效應。目前美國仍采用絕對貧困的概念，其“貧困門檻線”以家庭平均食品消費支出乘以3得出滿足基本生活所對應的收入水平，然後通過物價指數來調整确定。從設定結果來看，美國現行官方貧困線大緻相當于中位數收入的40%。

各個國際組織對貧困的界定标準也不一緻，201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包括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在内的多維貧困指數，從多個維度識别貧困問題；2015年世界銀行分别将每人每天1.9美元（約合人民币7.3元）、3.2美元（約合人民币12.2元）、5.5美元（約合人民币21元）生活費作為極端貧困線、中等偏低貧困線和中等偏高貧困線。

第二，多個衡量标準并行是常見現象，但沒有劃定單一的相對貧困線。

貧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在實踐中表現形式多樣，具體情況千差萬别，很難完全用統一的尺度去度量。同時使用多個不同水平收入作為衡量标準，在國内外都有先例。我國在絕對貧困階段，除了先後使用的3個官方貧困線，還長期存在着最低生活保障标準，特别是城市地區更是以低保人口作為貧困發生狀況的重要參考。

即使是同一條貧困線，在不同區域有時也存在高低之分。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後，相對貧困取代了絕對貧困，貧困發生狀況更為複雜，可以考慮用不同收入水平作為相對貧困的衡量标準，并允許一定的區域、城鄉差異，以更加準确地識别貧困發生狀況。為了更加貼合實際情況，在設定貧困線時，還需要考慮家庭人口規模、結構以及住房和醫療等剛性支出，設定不同檔次的貧困線，而不是簡單設定一個适合所有家庭的單一标準。

第三，低保是判斷貧困狀況的重要依據，但不能把低保線完全等同于相對貧困線。

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國重要的減貧工具，主要通過現金轉移支付直接把部分群體的收入水平提升至低保線以上。低保線是由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依據财政能力狀況采取包括市場菜籃子法、恩格爾系數法、實際收入或最低工資比例法等在内的多種方法制定，标準的調整也主要參照某類群體或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價格指數。

由于目前全國各地城鄉平均低保線（2018年城鎮平均為6956元，農村平均為4833元）已高于國家絕對貧困線，有學者出于識别便利性和精準性的考慮，建議直接把低保線作為2020年以後的相對貧困線。但這種建議并不可取，甚至可以說是減貧治理理念上的倒退。在長期減貧實踐中，我國逐漸構建起了社會化減貧大格局，除了政府财政直接轉移支付以外，市場和社會公衆都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低保主要是靠政府強力幹預，更多是起到兜底保障作用，僅把享受低保的人口作為相對貧困群體，與更多依靠市場力量的減貧治理理念相違背。考慮到低保制度的穩定性、精準性和可靠性，借鑒國際經驗，可以把低保線作為用于判斷是否應該給予政府現金轉移支付的标準，而不完全等同于相對貧困線。相對貧困群體中，除了少部分需要政府低保兜底以外，更多地還是要依靠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這也就意味着相對貧困人口規模應該大于低保人口，實際相對貧困線也要高于低保線。

第四，特定比例法和收入等分法不是關鍵，但相對貧困群體的合理規模是重要依據。

對于我國相對貧困線的劃定，學界提出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數的20%~60%、人均收入均值的1/3或40%、五等分收入中最低收入組、城鄉低保标準的1.5~2倍等不同的方案，這些方案看似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因為使用的基礎數據不同，其實際對應的收入水平大緻在相同區間。

我國人口基數大，按照上述方法計算，相對貧困人口超過2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5%以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一貧困發生率并不算高。相對貧困與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有關，與絕對貧困相比，相對貧困發生率普遍偏高。不能按照既有解決絕對貧困的思路确定相對貧困的标準，要允許相對貧困群體的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在長期内都處于一定水平之上。

第五，按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40%劃線比較可取，但需統籌考慮城鄉、區域差異并建立階段性調整機制。

從目标導向來看，貧困線要與減貧政策措施相挂鈎，否則将沒有實際意義。進入相對貧困階段以後，始終有一部分群體因自身原因或外部風險緻使收入遠低于平均水平，離不開政府直接幹預幫扶，這屬于政府常态化社會救助的範疇，并不是相對貧困治理的重點。相對貧困治理更多是針對那些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需要通過普惠性政策和市場化手段實現增收的群體。建議以城鄉居民收入中位數的40%作為相對貧困線，來識别這部分群體。設定這樣的相對貧困線，主要是用于對相對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狀況進行監測統計，為制定宏觀性、區域性減貧政策以及指引市場化減貧資金投向提供依據，并不與特惠性福利措施挂鈎，可以避免出現“福利陷阱”和“懸崖效應”。

考慮到城鄉、區域之間存在巨大收入差距，建議以省為單元，按各省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高低劃分為高中低3個檔次，每一檔使用排序位于中間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基準，然後乘以40%得出對應的相對貧困線。在周期性調整方面，可以把相對貧困線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或者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專項規劃，以5年為周期，根據收入增速和收入分配結構進行動态調整，以确保其準确性。

（作者：黃征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員；潘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滕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室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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