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高光”＋“天鵝之歌”可否一直通行

——談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

李金秋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預告片

傳記電影，尤其是以偉人、藝術家為改編對象的傳記電影一直是好萊塢電影産業帝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經典好萊塢到當代好萊塢，知名導演、編劇、演員主創的傳記電影不僅持續出品，更屢屢斬獲國際大獎，評委們仿佛一直不吝于将各種重量級獎項頒給傳記電影。

在備受肯定的傳記電影類型中，音樂傳記電影本是一個偏“音樂粉絲向度”的小衆類型，但2018年上映的紀念知名搖滾樂隊“皇後（QUEEN）”樂隊主唱弗雷迪·莫庫裡的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卻将這一偏小衆的類型推上了音樂傳記電影的新高度。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在專業影評人的激烈批評和大衆粉絲口碑持續向好的割裂式争議中，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恰如影片主人公弗雷迪一生的命運映照，在曆經幾次更換主演、導演的波折中一躍成為2018年底至2019年年初的影壇黑馬，不僅斬獲奧斯卡、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等多項國際重量級大獎，更以超越8.5億美元的票房創下了“史上全球票房最高音樂傳記電影”的曆史紀錄。

編劇安東尼·麥卡滕和皮特·摩根是慣于創作傳記電影的成熟編劇，他們秉承經典好萊塢傳記電影一貫的“為大衆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斷突破挑戰并最終凱旋”的叙事傳統，在“皇後”樂隊在世成員布萊恩·梅、羅傑·泰勒以及主唱弗雷迪家人朋友的嚴格限制之下，選取弗雷迪生命曆程中與樂隊及成名曲有關的幾個“高光時刻”進行排列組合，再叙了傳奇搖滾音樂家弗雷迪的一生。

不僅在英國曾經連續九周蟬聯音樂單曲排行榜第一的經典曲目Bohemian Rhapsody被視為是對弗雷迪傳奇一生的隐喻，影片最後20分鐘完美複現的live aid 演唱會更被作為弗雷迪與“皇後”樂隊的“天鵝之歌”，将弗雷迪及“皇後”樂隊定格在這最美最凄然，也是最毫無保留的一刻。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傳記電影不同于紀錄電影，雖然二者都“描繪過去或現在的一個曆史人物的生命”，但是傳記電影不是“人物志”或“民族志”，“傳記作者”作為“書寫生命的作家，描述人物具體行動的叙事者”，在“生命記錄”與“生命書寫”的雙重維度中更傾向以人物生平為創作素材進行故事的“再叙式書寫”。 可見，“再叙”式的創作并不是《波西米亞狂想曲》的原創，大部分傳記改編都存在着對原故事素材的重組與再叙現象。 但是相比其他音樂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選擇讓叙事核心回歸到音樂本身，用原聲音源植入的方式為模式化的傳記故事“賦魅”。

正是這種“再叙事”的創作方式使得傳記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在歐美評論界備受争議。英國《衛報》批評它“選擇将弗雷迪當作一位名人來仰視，而不是還原成一個人”。 在常規傳記片的評價體系中，不斷探索傳記人物的生命複雜性才是評論家們一貫認可的創作方式。但《波西米亞狂想曲》卻極力避免去探索人物的複雜性，為了凸顯故事的戲劇性，編劇還不惜更改了真實事件的發生時間，即将弗雷迪确診艾滋病的時間提前了兩年，以凸顯最後20分鐘live aid 演唱會“天鵝之歌”式的“悲壯”。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這種叙事方式使得充滿傳奇性和複雜性的弗雷迪被簡化成了一個簡單的“音樂英雄”，再組之後的“英雄人物突破困境最終成功”的故事模式重複了好萊塢工業叙事的窠臼。規避人物複雜性的套路化叙事被認為消弭了“皇後”樂隊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新舊時代沖突的文化背景中，作為一個極其出格和極具颠覆性的樂隊所呈現出的核心價值——藝術表現的突破性和對主流社會的反抗性。

但是，專業評論界的批判卻未能阻擋經典好萊塢叙事模式對普通觀衆的征服，尤其是在原聲音源的加持之後，這場音樂英雄的“天鵝之歌”還是以無與倫比的音樂感染力将大部分粉絲和普通大衆再次吸引到弗雷迪的身邊。在一首又一首經典歌曲的再回憶中，在最激動人心的live aid演唱會複刻中，觀衆仿佛第一次或再次親臨“皇後”樂隊音樂會現場，難以抗拒地為弗雷迪瘋狂。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當票房突破8.5億美元成為影史傳奇的時候，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和它所叙述的主角弗雷迪以及同名歌曲Bohemian Rhapsody的發行一樣，再次成為“黑馬”并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爆全球。 因此，《波西米亞狂想曲》對搖滾傳奇人物弗雷迪的“生命書寫”依托在了“皇後”樂隊原聲音樂的先在魅力上。

影片第一編劇安東尼·麥卡滕一直都很擅長尋找傳記人物生命曆程中的“高光時刻”并以其為中心勾連人物的各個側面。在《至暗時刻》中他選擇丘吉爾指揮敦刻爾克戰役的橫截面作為他人生的“高光”，在《萬物理論》中他選擇表現最不像“人”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那最具“人性”的愛情故事。到了搖滾傳奇弗雷迪，他選擇用音樂去勾連弗雷迪的複雜性。麥卡滕認為弗雷迪和“皇後”樂隊的“高光”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經典歌曲，是打破曆史紀錄“嗨翻”10萬人的live aid 20分鐘演唱會。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于是，所有的“再叙”都聚焦在了音樂複現上，經典歌曲的原聲通過“對口表演”的方式植入影片，對“燃爆”體育館的演唱會進行了1比1複現，故事戲劇性的設計要圍繞音樂展開并最終通過音樂解決。當觀衆能夠再次感知到弗雷迪音樂的狂熱魅力時，影片就成功地實現了對人物的“生命記錄”。原聲音樂無可阻擋的感染力有效且巧妙地縫合了故事叙事上的裂隙、妥協、回避、淨化、陳舊、老套等等不足。

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劇照

但“人物高光 天鵝之歌”式的“生命書寫”是否可以一直通行？主客體之間生命層次的書寫應該以什麼為主？傳記電影在改編人物真實人生命運時到底應該遵循怎樣的思路？也許口碑割裂的《波西米亞狂想曲》在票房和大衆口碑上的逆勢翻盤，可以為當下的傳記電影創作提供更豐富的思考。

（作者系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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