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保額高低，保函可分為高保額保函和低保額保函兩種。在工程建設領域，一般擔保額度設定在20%以上便屬于高保額保函：履約擔保和付款擔保額度都是100%的美國，以及履約擔保額度為50%的加拿大，都是高保額工程擔保市場的典型。2011年我國浙江溫州試行的50%-100%工程保函也是地方代表。

擔保額度為擔保責任劃定了上限，既明确了具有優先受償權的債務數量，又進一步影響着保證人的承保策略和理賠策略：保額标準的降低可能局限工程保證擔保制度部分功能的實現，而保額标準達到一定水平後，保證人的承保策略和理賠策略也會發生變化。

本文試分析高保額保函與建築市場的互動關系，以為保額标準選擇提供借鑒。

高保額保函與建築市場的互動機制

保額标準的提高能夠促使保證人優化承保策略、改進理賠效率。

提高保額是優化承保策略的重要抓手：由于保證人需以合同價格的較高比例為限履行擔保責任，因此其承保前會對承包人的财務狀況及曆史業績、行業地位、市場戰略、資格信譽、管理水平等方面進行嚴格的評估。以美國為代表的高保額地區還以承保評估取代了業主預審，擔保主體基于不斷優化的承保評判原則所進行的資格預審更能實現市場過濾和引導功能。

一方面在高保額背景下，保函的開具能夠向受益人傳遞信息：擔保人隻有在考察後認為承包商具備承攬這項工程的能力時才會出具擔保——通過篩選實力強且信譽好的建築企業，促使這類企業更多得到市場競争機會，高保額保函能夠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信用橋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作用。

另一方面在高保額背景下，保函的生效更能保護業主利益：由于保證人所需履行的擔保責任較大，因此會充分調動資源對合同履行的每一個階段進行全面的動态把控，一旦出現偏離合同條款的狀況便及時敦促被擔保人規範履約行為。

提高保額也是改進理賠效率的關鍵所在：由于保證人的最大利益源于以最小代價促使工程順利完成，其在理賠調查時會積極尋找繼續履約的最佳方案。這也完美契合了工程擔保制度的目的：使業主得到建築實體而非得到賠償。這也能從不同的政策規定中得以窺見：如日本對貨币賠付型擔保的保額要求為10%，而對義務履行型擔保的保額要求則為30%。

尤其在保額标準高達100%的美國，高保額保函對于改善工程擔保機制的作用較為顯著：不僅明顯降低了履約風險，還提高了投資效益、減少項目交易成本，促進美國工程業的快速發展。

高保額保函的過渡與實現

随着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對公共投資項目實行強制擔保，不少國家也正積極實踐高額擔保，如日本和韓國将履約擔保保額提高至30%-40%。但推行高保額保函，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美國高保額保函模式的建立經曆了多年實踐。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米勒法案，在赫德法案的基礎上增加了承包商付款保證擔保：聯邦政府承包工程項目，承包商必須提供100%合同價格的履約保函和最高達合同價50%或250萬美元保證金額的支付保函。1999年，美國政府将付款擔保的保額由原來的40%-50%合同價和250萬美元的最高限額提高到100%，且立法取消最高限額：當保證人選擇自行履約時，責任範圍并不以原合同價的100%為限。

我國溫州市的先行經驗也啟發政策制定者：直接将保函額度提高至最高額度，容易出現由于缺乏實施經驗導緻項目招标多次流标的現象，對于工程擔保市場的長遠發展也可能适得其反。

由此我們更應該看到，高保額保函模式的成功建立，事實上以工程擔保體系的發育成熟為前提。成熟的工程擔保體系以完備的配套措施、完善的信用體系為依托，應具有健全的評判機制、理賠機制、糾紛處理機制，也應建立起以風控體系為核心的專業競争力。

這為工程市場的發展指引了方面。首先，工程擔保制度應實現強制化：隻有對所有項目一視同仁、要求所有市場主體必須按規定提交擔保，才能幫助工程擔保形成具有足夠規模的市場化的風險“蓄水池”。其次，工程擔保主體應實現專業化：擔保人需積累足夠的風險評判經驗、掌握足夠的承包市場主體信息，才能為高保額保函模式提供堅實後盾。最後，工程擔保市場應構建良性的競争秩序，方能不斷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提升競争能力、擴大市場空間。

囿于建築市場現狀及工程擔保市場發展水平，我國目前主要采用低保額保函模式。但近年來，國家在高保額保函領域已經開始進行區域試點探索，期待在多方合力的作用下，高保額保函能夠早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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