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茯苓餅時，必須關注到此中“茯苓”兩字存在的意義。

近來，李大钊先生被高頻率地念及，真正稱得上流芳百世了。

大钊先生曾書寫一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他知行合一，忠于自己的信仰，故而慷慨赴死，毫無懼色，令人敬仰。

由李大钊的死而想到瞿秋白的死。

秋白先生就義時，一個記者的現場報道說：瞿秋白“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

那麼，大钊先生蒙難之前又吃了什麼呢？

這是個鑽牛角尖的問題。答案，若要一本正經地尋找，恐怕很難如願，往往倒是在不經意中獲得——當年，李大钊有個朋友叫張篁溪，兩人多有往來。李被捕之後，張設法營救，最終未果。李臨刑前，張特地叫兒子張次溪給李送去了茯苓餅……

顯然，茯苓餅算是大钊先生臨終的吃食之一吧。

這是有案可稽的，隻不過不太為人注意罷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麼，人之将死，其食也真了。

人在生死關頭，最希望吃到的東西，就是平時最嗜好的東西。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張篁溪不送烤鴨、不送爆肚，送的竟是茯苓餅，可見他深知李大钊有這個偏好。在送老友最後一程的當口，張篁溪做出了最能撫慰人心的正确選擇。

李大钊先生是河北省樂亭縣人，也就是從前直隸地區的人。直隸，是直接管轄的意思。京師（北京）跟直隸的關系，相當于首都對其周邊一部分地區實行垂直的行政統轄。直隸地區肯定會在很多方面受到京師影響，包括食俗。

李大钊既出生于直隸，又生活于京師多年，喜歡吃茯苓餅，那是太正常不過了。

毫無疑問，李大钊和瞿秋白都是了不起的戰士，并且都是食人間煙火的戰士。

上海乃至南方人知曉茯苓餅的并非少數，但吃過的不算很多，原因是售賣這東西的地方太少。

很早以前，上海南京西路上的體育大廈和金門飯店之間有塊小空地，上面開着幾家商店，除照相館、皮鞋店外，還有一家專門賣北京食品的商店，叫翠文齋。其所售品種不多，果脯、麻花、京果粉、薩其瑪、京式月餅等。要吃到正宗的茯苓餅，非得到這家店買不可。

上海人到北京出差、旅遊，能作為伴手禮帶回來的，預算當中差不多總有茯苓餅。

我相信上海人中很少有人像李大钊那樣鐘情于此。和江南糕團相比，茯苓餅不那麼好吃，也不那麼難吃，僅此而已。

恐怕，這裡面存在着一些誤解。

李漁《閑情偶記》中說：“糕貴乎松，餅利于薄。”茯苓餅非常合乎這個黃金标準。然而，真的做到薄如蟬翼，人們往往又變得異常苛刻，以為它違背餅的初衷，不履不衫，成了耍酷的花架子。這是它不待見于南方人的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許多人對茯苓餅不以為然，純粹出于一種偏見：兩張真正薄到極緻的餅皮，夾着一坨由果仁、桂花、蜂蜜、白糖等制作而成的餡料，顯出很工匠、很凡爾賽的模樣。可惜在他們看來，餡料本該與餅皮面積相仿的安排，被“莫名其妙”地省略了，頗有點“狗皮膏藥”的嘴臉；更仿佛西餐裡很大的白色盤子中央隻留着很可憐的一勺土豆泥，自然而然地感覺滿嘴淨是一張受了潮的、白白的棉紙。

殊不知，茯苓餅的賣點，正在于那張“白紙”上。

吃貨必須關注到茯苓餅中“茯苓”兩字存在的意義。

古代藥典上的說道不必啰嗦了，《詩經》中“山有榛，隰有苓。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多麼優美；“采苓采苓，首陽之巅。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多有哲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寫過一篇《服茯苓賦》，對茯苓不吝贊詞：

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濃犀兕，根堅鐵石，須發不改，蒼然獨立，流膏脂于黃泉，乘陰陽而固結，像鳥獸之蹲伏，類龜蛇之閉蟄，外黝黑似鱗皴，中結白而純密。上霍莽之不犯，下蝼蟻之莫賊，經曆千歲，化為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

此賦寫得洋洋灑灑，文采斐然。

古人作賦，大多尋章摘句、雕琢堆砌、矯揉造作、言過其實。蘇轍此賦，我們卻要另當别論，因其自言“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複能愈”。吃了茯苓，宿疾居然好了，怎不教蘇轍文思泉湧，欣然命筆！

事實勝于雄辯。慈禧常犯心痛，後來吃到一個方丈親手制作的數枚茯苓餅，三天後感覺不再心痛，便命禦醫和禦廚如法炮制。

其實，茯苓餅還是不錯的茶食，點點饑，吃不飽。薄，正是它的好處之一。

茯苓餅當然不是在清季才突然蹿紅，金代醫學家張從正《儒門事親》曰：“茯苓四兩，白面二兩，水調作餅，以黃蠟煎熟。”可見它是一種很古老的餅。

關于“茯苓餅”這個名稱的由來，很多信息提到因餡料或餅皮裡摻了茯苓粉而得名。但更多信息隻說因它的餅皮“很像國藥中的雲茯苓片”而得名，那就非常考驗吃貨的心理承受力了——據說人參和像人參的蘿蔔是天差地别的，那麼，茯苓餅和像茯苓片的餅呢？（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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