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寫的是石頭的故事，故本名《石頭記》。“卻說那女娲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娲皇隻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這就是寶玉的前身。這一設定是耐人尋味的。這塊無緣補天、無才補天的石頭，在這一神話結構中雖仍有其存在的時間和空間，但卻異于我們普通人的生存時間和空間。他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被一僧一道攜至“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走了一遭，而他來到這個凡俗的世界時，“一落胞胎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迹”，令我們不得不刮目相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僻異常，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賈寶玉不折不扣地是一個另類，用我們常人的思維無法理解，無從闡釋。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雨村以一種參透人類曆史的口吻劃分出三種類型的人物。第一種是仁人君子，如堯、舜、禹等；第二種是大兇大惡，如蚩尤、共工、桀、纣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第三種則介于仁人君子與大兇大惡之間，“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萬人之下”，如許由、陶潛、阮籍、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米南宮、柳耆卿、唐伯虎、祝枝山、李龜年、紅拂、薛濤、崔莺等。

賈寶玉自然屬于第三種類型。但第三種類型也不是單一的，或“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或“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或“生于薄祚寒門，甚至為奇優，為名娼，亦斷不至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驅制”。比照這三種情形，與賈寶玉最為吻合的是“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因而與他對應的同類型人物，經過嚴格篩選之後，應是：

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

将賈寶玉列入這樣一個人物譜系，表現出曹雪芹的獨特見識。陳後主在史家眼裡是一個以不理朝政著稱的帝王。身為帝王，卻不理朝政，這種定案足以使陳後主成為被諷刺的對象，而他所喜歡的《玉樹後庭花》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亡國之曲，即杜牧《泊秦淮》詩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但是史家的看法隻是就某一層面、從某一角度立論，如果換一個層面、換一個角度，結論會顯然不同。明末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其《陳後主集題辭》便更為公允，更見深度。他首先指出：

世言陳後主輕薄最甚者，莫如《黃鹂留》、《玉樹後庭花》、《金钗兩鬓垂》等曲，今曲不盡傳，惟見《玉樹》一篇，寥落寡緻，不堪男女唱和，即歌之，亦未極哀也。

《玉樹後庭花》今存，其詞曰：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

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漢魏六朝的詩，就其題材的遷移演變而言，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漢魏詩題材廣泛，凡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均為詩人歌詠的對象；晉宋詩以謝靈運為代表，山水題材成為關注的重心；齊、梁、陳詩以宮體詩為代表，側重于表現女性之美。由廣泛的社會人生向山水和女性遷移，這種題材的變化同時也意味着風格的變化。漢魏詩蒼涼，晉宋詩超拔，齊梁（含陳）詩绮豔。宮體詩以表現女性之美為宗旨，其風格之绮豔是明擺着的事實。但我們不必斥之為趣味低下，事實上，這是齊、梁、陳詩人試圖在漢魏、晉宋詩之外另辟蹊徑、别開生面的必然結果。以女性之美為題材，可能與作者的趣味高低有關，但更與詩壇整體的審美風尚有關。以唐太宗為例，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作詩卻仍不免梁、陳之習：

武德貞觀間，太宗（諱世民）及虞世南（字伯施）、魏徵（字玄成）諸公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绮靡，即梁、陳舊習也。王元美雲：“唐文皇（太宗）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

就這樣一些情況來看，陳後主即使寫了《黃鹂留》、《玉樹後庭花》和《金钗兩鬓垂》等曲，也并非大不了的事，因為這類作品在當時甚多。隻是，陳後主身為末代之君，不幸成為讨好新朝的文人集中諷刺的對象，于是《玉樹後庭花》便成了他荒淫無道的一個罪證。但這個罪證其實是經不住推敲的。張溥以他卓越的鑒别力和膽力否定了《隋書·樂志》關于陳後主詩“绮豔相高，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的斷言，指出《玉樹後庭花》隻是普通的歌詞，并無格外荒淫的意味。接下來，張溥進一步就陳後主的為人指出：

史稱後主标德儲宮，繼業允望，遵故典，弘六藝，金馬石渠，稽古雲集，梯山航海，朝貢歲至，辭雖誇诩，審其平日，固與郁林、東昏殊趨矣。臨春三閣，遍居麗人，奇樹夭花，往來相望，學士狎客，主盟文壇，新詩方奏，千女學歌，辭采風流，官家未有。

所謂“史”，指《陳書·後主紀》。其中有這樣一段：“後主昔在儲宮，早标令德。及南面繼業，實允天人之望也矣。至于禮樂刑政，鹹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辟四門。是以待诏之徒，争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張溥認為，即使這一段記叙存在誇大之嫌，也足以表明後主為人不俗，與齊郁林王昭業、齊東昏侯寶卷不屬于同一類型。自然，陳後主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藝術化的感情生活。《南史·後妃傳下》記載：“至德二年，乃于光昭殿起臨春、結绮、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裡，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龔孔二貴嫔居望仙閣，并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舍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叠進，持以相樂。”看來，陳後主“主盟文壇”、“辭采風流”是一個衆所公認的事實。又因為陳後主身為亡國之君，他在這方面的作為往往被視為罪證之一。而張溥不這樣看。他舉了南朝梁羊侃作為參照。張溥認為，羊侃的所作所為與陳後主有相近之處，但“初不聞以此貶德”，可見“辭采風流”不能成為一個人的罪過。張溥又舉了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作為參照。據《南齊書》卷四十《武十七王傳》：蕭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盛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緻名僧講語佛法，經呗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張溥說，如果陳後主“生當太平”，封諸侯王，亦足以“步竟陵之文藻”，“不失令譽”。這樣看來，“辭采風流”、“文壇盟主”也不應成為一個人的罪過。于是，問題就出來了：同樣的事情，何以羊侃、竟陵王做了，便是佳話，而落在陳後主頭上卻是罪狀呢？張溥指出：陳後主的不幸在于他是國君：

使後主生當太平，次為諸王，步竟陵之文藻，賤臨川之黩貨，開館讀書，不失令譽。即假列通侯世閥，魚弘羊侃數輩，亦掃門不及。乃系以大寶，困之萬幾，豈所堪乎？鶴不能亡國，而國君不可好鶴，後主蓋與衛懿公同類而悲矣。

身為國君，便不能熱心于“文壇盟主”、“辭采風流”的生活。或者說，這是角色上的錯位。帝王與“文壇盟主”不可一身而二任。袁枚《随園詩話》補遺卷三第二五則載：

宋太祖曰：“李煜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雜詠》雲：“我思昧昧最神傷，予季歸來更斷腸。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宋太祖和郭麐堪稱别有會心。與袁枚同時代的鄭闆橋也有相近的看法，其《南朝》詩序雲：“昔人謂陳後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的确，陳後主作為一個才人，無疑是出類拔萃的，但他作為一個帝王，其結局隻能說是悲劇。他因此而成為一個有争議的人物。

與陳後主列在同一人物譜系的唐明皇李隆基也是一個有争議的人物。

1985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如明輯校的《開元天寶遺事十種》，集中收錄有關玄宗朝事迹的筆記、傳奇。從這些記載來看，唐玄宗也以“文采風流”為其基本特色之一。如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所記：

禦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于妃子寶冠上，曰：“此個花尤能助嬌态也。”（卷上《助嬌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語花？”（卷下《解語花》）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将康國子放之，令于局上亂其輸赢，上甚悅焉。（卷下《 子亂局》）

由這樣一些片段所構成的生活，是充分藝術化的，具有很高的格調。一個詩人，或者一個承平時代的王室成員，如果在這樣一種生活中扮演主角，世人會毫不猶豫地為他喝彩。但唐明皇身為帝王，這樣一種生活便足以引起争議。因為，按照相當一部分人的習慣性思維，帝王專注于“文采風流”，其行為本身即是不祥之兆，何況它還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即政治上的不良後果呢？宋樂史《楊太真外傳》卷下載：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胐，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鑒，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為造廟；禦制碑及書。叔玄珪代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秘書監崔珣女為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為讓帝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這一系列事情都是在楊貴妃得寵後相繼發生的，表明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愛直接影響到政治上的人事安排和帶有政治意味的婚姻關系。後來安祿山發動叛亂，以誅楊國忠為名；馬嵬坡軍人政變，誅楊國忠、楊貴妃，都不是沒有緣由的。一個帝王，他的感情生活是受到限制的。

宋徽宗比唐明皇更為不幸。不隻是說他被金人擄走、慘死在北方的結局令人黯然神傷，也指他在說部如《水浒傳》等作品中被作為荒淫誤國的形象永久定格，漫畫化的程度較陳後主、唐明皇更高。《水浒傳》第二回這樣描述端王即後來的徽宗：“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禦弟，見掌東駕，排号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采辦花石綱更是《水浒傳》大肆渲染的弊政之一。這樣一個徽宗，自是被鄙薄的對象。

在史家筆下，徽宗盡管未被視為“浮浪子弟”，但也是作為反面教員來定位的。他常常被指責為窮奢極欲，是個醉生夢死、揮霍享樂型的皇帝。史家往往忽視或忽略一點，即：徽宗是個真正的藝術家，至少作為畫家，他可以進入第一流的行列。徽宗對于畫的鐘情幾乎已成為一種癖。宣和年間，曾修築五嶽觀、寶真宮，征集天下名士作畫。政和年間，設畫學畫院，仿舊制定六級官階，和經由科舉選拔的官員一樣，畫院官員可以服绯紫、帶佩魚；科舉考試除詩文策論外，兼試畫藝，可說是史無前例。試題多取自古詩，如“踏花歸去馬蹄香”，以畫群蝶追逐馬蹄得上選；“嫩綠枝頭一點紅，惱人春色不須多”，以畫楊柳樓頭美人憑欄者得上選；詩中求畫，畫中求詩，注重詩畫的溝通或滲透。這些發生于徽宗在位期間的事情，提醒我們：徽宗如果有幸不成為帝王，在藝術領域他必然是一個出色的人物。這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不乏值得喝彩之處。

徽宗在感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帶有一定程度的傳說意味，很難落實。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事雖不實而神情相肖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清張宗 輯《詞林紀事》引《貴耳錄》雲：“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逐（遂）匿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雲江南初進來，逐（遂）與師師谑語。邦彥悉聞之，櫽括成《少年遊》（即‘并刀如水’一詞）雲雲。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奏雲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宣谕蔡京：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複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雲：爾往哪裡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緻一杯相别，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雲：有《蘭陵王》詞，即‘柳陰直’者是也。道君雲：唱一遍看。李奏雲：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複召為大晟樂正。”根據這一記載，宋徽宗與周邦彥的關系頗像一出輕喜劇：因周邦彥寫《少年遊》，徽宗不悅，借故将他逐出都門；又因周邦彥寫了《蘭陵王》，徽宗大悅，将周邦彥召回做大晟樂正。這一事件的真實程度大約是不高的，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一文曾予辨證，表示不可信。但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即：在這一傳說中，宋徽宗被預設為一個什麼樣的形象？簡潔的答案是：情癡情種。宋徽宗幸李師師，兩人的調笑和對答，含情脈脈，彌漫着溫馨的氣氛。第三者周邦彥的介入自然令他不滿，也許還含有帝王被人窺見隐秘後的惱怒。徽宗後來何以又寬恕甚至賞識周邦彥呢？除了《蘭陵王》在藝術上的功力外，主要是因為它所蘊含的那一份深情令人感動。即使我們承認此乃齊東野語，宋徽宗被輿論預設為情癡情種這一事實本身，已足以表明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經确定。這比個别的确鑿證據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紅樓夢》将賈寶玉納入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這一人物譜系，并以之作為小說主角，這是對人情小說傳統的一個重大超越。在《紅樓夢》之前，人情小說的主角是西門慶一類“浮浪子弟”。其特點是無止境地追逐酒色之欲，對女色的追逐更處于其人生的中心位置。文龍評點《金瓶梅》，曾将男女關系劃分為三個等級：重情、重色、重淫。毫無疑問，在情、色、淫三者中，西門慶最不關心的是“情”，他對孟玉樓的冷落即是明證。“若玉樓者，卻是因情而不合，因情而大吐，因情而緻西門慶之來。乃西門慶仍是以淫報答之，以淫酬應之，此玉樓之所以不能常守在西門慶家也。”（《金瓶梅》第七十五回文龍評語）西門慶似乎重色，“上畫般标緻”的女子時常引起他的關注。但是，他不是用與“上床”有一段距離的目光去欣賞女性，而是将“上畫般标緻”與“上床”直接聯系在一起，“上畫般标緻”隻是刺激其淫欲的一個因素而已。甚至，隻要能滿足他的淫欲，女子是否漂亮可以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因素。他所青睐的王六兒、如意兒、贲四嫂、林太太等都既不年輕，又不漂亮，“長處”是可以随時滿足他。“淫人”不隻忽略情，也可以忽略色。明代中篇傳奇小說《尋芳雅集》的一個細節足以表明這一事實。吳生與王嬌鸾侍婢春英苟合，“生雖戰後，而眷戀新人，愈發豪興。且其牡丹一朵，肥淨，瑩膩，窄淺，極是駭人。貌固不及諸美，而此實為最勝者也。生留連不忍去。”春英容貌稍遜，但在滿足吳生的淫欲方面，别擅勝場，竟也大得寵眷。西門慶的所作所為，與吳生相較，堪稱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紅樓夢》中有沒有西門慶似的浮浪子弟呢？有，但不是賈寶玉，而是賈珍、賈琏之流。賈珍、賈琏這類人物向來是世情書的主角，正如西門慶在《金瓶梅》中充當主角一樣。但在《紅樓夢》中他們的主角地位沒有了。作為這種地位喪失的一個标志是：他們無緣住在大觀園中，且很少有機會參加大觀園内的活動，種種詩社更沒有他們的份（須知王熙鳳尚有“一夜北風緊”的聯句）。大觀園内和大觀園外是兩個相互對照的世界。大觀園外是世俗的世界，大觀園内是超世拔俗的世界，前者較多現實的色彩，後者較多理想的意味。在大觀園内活動的多少，以《紅樓夢》作者的眼光來看，不僅是一個人才情的尺度，也是一個人品格的尺度。賈寶玉與賈珍、賈琏之間，其距離不可以道裡計。

《紅樓夢》不再以西門慶的後裔（賈珍、賈琏等）為主角，而選擇了賈寶玉這樣的情癡情種為主角，這從根本上改變了世情書的面貌。與他的前輩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一樣，寶玉堪稱真正的藝術家。第二十三回寫他“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隻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鸾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作了幾首四時即事詩，傳出去，大得賞愛，“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這寶玉一發得意了，每日家做這些外務”。第二十九回，張道士也證實，他“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寶玉）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第十八回，“天倫樂寶玉逞才藻”，還讓我們具體領略了他的學識。他論“應制之體”用字宜“雅”，論人工與自然之别，引《離騷》、《吳都賦》、《蜀都賦》等文獻辨認芳草，俱見其詞章之學已達到相當水準。

在重情、重色、重淫三種男女關系中，寶玉與“淫”難以聯在一起。《紅樓夢》第六回寫“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宗旨不是展示其“淫”，而是提醒讀者：賈寶玉已進入青春期，他在生理上是正常的。所以，第六回以後，類似的情節便不再出現。寶玉與“色”的聯系無疑甚為密切。但應該強調的是，寶玉雖然注重感官的愉悅，但這種感官愉悅通常不指向“上床”，而指向一種纏綿悱恻的同情和眷戀，也就是說，寶玉重色，但“淫”的意味很淡，“情”的意味很濃。第四十四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是著名的一例。鳳姐潑醋，平兒很冤枉地挨打，委屈之極；寶玉把平兒請進怡紅院中，又是安慰，又是請她洗臉、梳頭、擦脂粉，樁樁件件，極其周到，“寶玉因自來從不曾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為恨。今日是金钏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後來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這就是回目中所說的“喜出望外平兒理妝”：理妝者，平兒也；喜出望外者，寶玉也。何以喜出望外呢？因為平兒“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他一直苦于沒機會在她面前“稍盡片心”，現在終于得了此願，怎麼能不高興呢？看得出來，在起點上，感官的審美愉悅仍是寶玉關注平兒的基本原因，但由此出發，寶玉與平兒的關系卻迥異于賈琏與多姑娘的關系，賈琏與多姑娘成為床上的“相契”，寶玉對平兒則止于同情。小說在寫了寶玉“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後，接下來寫道：

（寶玉）忽又思及：“賈琏惟知以淫樂悅己，并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并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琏夫婦二人，賈琏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

所謂“作養脂粉”，即一往情深的體貼、呵護，即重“情”；賈琏的男女關系以“淫”為圓心，平兒做他的妾，又受到鳳姐的威壓，其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寶玉對平兒的同情深切到如此程度，表明《紅樓夢》強烈反對将女性僅僅作為“出火”的對象。與此相似的例子是第六十二回《憨湘雲醉眠芍藥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香菱在和同伴玩耍時，被推入水窪中，弄髒了石榴紅绫裙。寶玉得知，細心予以關照。事後他“喜歡異常”，“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兒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又是一次喜出望外。在這兩次喜出望外中，我們注意到，寶玉深感憤憤不平的，一是平兒做賈琏的妾，一是香菱做薛蟠的妾。賈琏和薛蟠眼中的女子，無論多麼聰明、清俊，都隻是“出火”的工具，這是寶玉憤憤不平的關鍵原因。他自己願意成為閨閣中的“良友”，也希望所有聰明、清俊的女孩都有這樣的“良友”相伴。這就是寶玉！故警幻仙姑稱他為“意淫”：“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

“情”與“淫”是相對的，“情”與“理”也是相對的。寶玉因其重“情”，一方面與賈珍、賈琏等人區别開來，另一方面也與追求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功的那一類人（如賈雨村）區别開來。警幻仙姑說他“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卻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謗，萬目睚眦”，就是此意。寶玉無意于追求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功，這在常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所以《紅樓夢》喻之為無才補天的一塊多餘的石頭，并用兩首《西江月》詞來概括“世人”對他的鄙薄。第七十一回，寶玉對探春說：“我常勸你總别聽那些俗話，想那些俗事，隻管安富尊榮才是，比不得我們，沒這個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反駁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挂礙！隻知道和姊妹們玩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這不是頗有醉生夢死的意味嗎？寶玉不關心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功，其人生觀是非功利主義的。常人着眼于功利和實際得失，寶玉卻總是關心和忙碌那些在常人看來無關緊要的事，因為這一緣故，他在賈府的重大事件中往往像個局外人。第十六回記叙了兩樁事情，一是“賈元春才選鳳藻宮”，二是“秦鲸卿夭逝黃泉路”，我們來看寶玉是如何應對的。賈元春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甯榮兩處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賈府上下之所以興高采烈，在于元春晉封貴妃意味着賈府社會地位的極大提高，“皇親國戚”四字将帶來諸多實際利益。寶玉作為元春的親弟弟，其利益更直接些，而他卻并不放在心上，倒為秦鐘的生死而牽腸挂肚。這種非功利主義的感情至上原則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遵循，惟寶玉信守不渝，故成為一個例外，故“衆人嘲他越發呆了”。第十九回，貴妃省親，《紅樓夢》再次提醒我們注意寶玉。“榮甯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總之，所有我們常人眼中的正事，寶玉均不屑一顧。他隻需要感情生活，他拒絕責任和功利

以賈寶玉這樣一個“情癡情種”作為男主角，這是《紅樓夢》别開生面之處。他不是“大兇大惡”，也不是“仁人君子” 而是一個兼具“聰俊靈秀之氣”和“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的獨特的存在。而這個獨特的存在，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其明确的譜系歸屬：他與中國曆史上的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屬于同一類型的人物。而如果要從小說文本中尋找賈寶玉的前輩，《隋唐演義》中以憐香惜玉為特征的隋炀帝是第一個人選。這一陳述可能面對的質疑是：何以賈雨村在羅列第三種類型的人物時，曆數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卻未點到隋炀帝的名？理由可能有二：一是從引導讀者正确閱讀的角度看，曹雪芹有必要淡化《紅樓夢》與《隋唐演義》的聯系。我們讀《紅樓夢》，常隐隐約約有一種感覺，即：賈寶玉俨然具有帝王的身份。比如，他生下來嘴裡就銜着一塊玉，而且這塊玉是他的命根子，這塊玉是不是象征着玉玺？大觀園中住的全是女孩子，僅有賈寶玉是一個男性，這種性别格局像不像宮廷？賈府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必須在外應酬辦事，惟有寶玉例外，這是不是暗示着帝王的特權？說實話，這種感覺并沒有錯。曹雪芹确實是按帝王的生活方式來設計賈寶玉的。但是，這裡必須強調：曹雪芹更希望讀者将賈寶玉與帝王區别開來。他将《隋唐演義》中的帝王形象置換成賈府的少年公子，意在表現自己卓越的虛構才能，意在超越《隋唐演義》，如果讀者老是将賈寶玉想像成一個真實的帝王，甚至直接想像成隋炀帝，曹雪芹的一片匠心就白費了。二是作為曆史人物的隋炀帝，他在感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确實不如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可愛。曹雪芹選擇後三位作為賈寶玉的前輩而不選擇隋炀帝，顯示出曹雪芹的嚴謹。為了幫助讀者正确理解賈寶玉，曹雪芹确實是用心良苦了。至于《隋唐演義》中以憐香惜玉為特征的隋炀帝，他與曆史上的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倒是可以毫不勉強地歸入同一類型，但賈雨村說的是曆史人物，自然不宜讓《隋唐演義》中的隋炀帝闌入其中了。

這裡強調《隋唐演義》對《紅樓夢》的影響，不應該忽略一個事實，即：《隋唐演義》對隋炀帝宮廷生活的描寫，頗受晚明齊東野人著《隋炀帝豔史》（又名《風流天子傳》）的影響，所以，《隋炀帝豔史》也間接發揮了影響曹雪芹創作的作用。

《隋唐演義》與《紅樓夢》的這樣一種聯系，進一步證實了《隋唐演義》的基本品格：它與人情小說趣味相近，而與曆史演義趣味迥異。從對《紅樓夢》的影響看，《隋唐演義》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注：節選自陳文新主編《明清小說名著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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