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窯造于越州，相傳所制之瓷,專為供奉吳越王錢氏之物，臣庶不能用，故雲秘色。

秘色瓷在法門寺地宮未開啟之前的今人眼裡，一直是個謎。人們隻是從記載中知道它是皇家專用之物，由“越窯”特别燒制，從配方、制坯、上釉到燒造整個工藝都是秘不外傳的，其色彩隻能從唐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等描寫中去想象。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瓷碗、瓷盤、瓷碟，從“地宮寶物帳碑文”中得知，原來它們就是“秘色瓷”!這些秘色瓷色澤綠黃，晶瑩潤澤，尤其是其中兩個銀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徑23．7厘米，碗口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黃色釉，外黑色漆皮，貼金雙鳥和銀白團花五朵，非常精美。這才讓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風采。地宮中發現的13件宮廷專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發現有碑文記載證實的最早、最精美的宮廷瓷器。

這些秘色瓷器的發現在我國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義，為鑒定秘色瓷的時代和特點提供了标準器。

通常所說的越窯泛指東漢至宋一脈相承的青瓷體系，窯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餘姚、紹興、甯波等地，這裡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東周時為越國政治中心，唐時稱越州，越窯因此得名。

唐代中朝，餘姚縣上林湖窯産品因質地超衆被朝廷錄為貢瓷，并置官監燒。此後，品質愈發日瑩的越窯備受文人雅土推崇，有“類玉”、“類冰”及“千峰翠色”的贊譽。晚唐起，越瓷中的貢品又得了一個千古絕唱的“秘色瓷”稱謂。

越窯品種十分豐富，有碗、壺、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類器皿又有多種制式。以碗為例，分圓口、花口。圓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淺身敞口多見，據考證，當時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盞。花口碗則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廳的晚唐越窯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為器大規整，釉色青黃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顯名貴。壺又是一種特色器，形狀分盤口、直口、喇叭口，壺身有圓腹、瓜楞形腹、橢圓形腹等。唐代執壺最明顯的特點是短直流、小曲柄、體态飽滿。晚唐至五代，流與柄相對加長放大，腹體喜作成瓜果形。宋時則形體輕盈秀長，尤其流和柄，幾乎高于壺口。細辨這一時期的碗、壺、水盂等造型變化，可發現一些小規律：花口或瓜楞體呈四瓣通常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屬宋；直、短流的壺為唐，曲流或長曲流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對較早，玉璧形底足多數屬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現了玉環形淺圈足，宋代圈足相對見高見窄。另外，由于疊燒法世襲沿用，鼎盛時期的部分越窯産品依然在器内可見到支燒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窯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釘痕16個。這說明，唐末五代的越窯疊燒器皿未必都屬粗瓷，收集時當多一份細心。

八棱短頸瓶是筆者幸獲的一件五代末越窯産品。本文的這件八梭短頸瓶失蓋，高14.3厘米。此瓶除足端無釉露出緻密的淺色灰胎外，通體滿釉，釉面晶亮瑩澈，色澤青綠溫潤。上林湖産品代表了越窯工藝的最高水平。

已見天日的地宮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獻繪佛祖的珍貴物品，其中的八棱長頸瓶和二件銀棱碗顯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當标準器。

八棱長頸瓶陳放于地宮後室第四道門内側的門坎上，當時，“瓶内裝有佛教五彩寶珠29顆，口上置一顆大的水晶寶珠覆蓋”。據法門寺博物館韓金科館長考證，“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羅壇場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決定了它不能與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沒有被納入地宮《衣物賬》内。但從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圓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來看，上博研究員陸明華認為“法門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規整，釉色清亮，其制作達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另13件置于地宮中室并用紙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賬》注明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疊（碟）子共六枚”。

遺憾的是，法門寺佛門魂寶自亮相後，代表越窯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特别二口銀棱碗，其泛黃的釉色，讓行家裡手皺眉搖頭沮喪無比。

可是，用心細想覺得并無此種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視為越窯正宗呈色的青綠色、湖綠色，從兩晉起已為數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尴尬沒有可能。其二，法門寺地宮系李唐皇室供養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聖地，自鹹通十五年（874年）封閉後再未開啟過。據記載，地宮内絕大多數珍寶屬懿、僖二宗供奉，許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攜帶的心愛物，并刻有僖宗當太子前的名謂。很難想象，為幾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惡多與個人美學理念與素養有關，各種釉色各領風騷，不惟讨得曆代帝王關愛。因而，現代的“燒造不足”和“釉面偏黃”之說，盡管在測試手段上不可否認是科學和進步的，于色彩認同上很可能屬一種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唐代，重豪華，嗜金銀，人所共知。以重彩裝扮供奉物，作為皇家，實在太自然了。

有關秘色瓷始燒年代，以前有二種說法。一為五代之說。這一觀點，依據宋人趙德麟《侯鲭錄》及曾《南齋漫錄》的“吳越秘色窯，越州燒進，為貢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雲秘色”解釋，長期以來被明清兩代專家學者普遍認同并成為陶瓷學界主流。至1982年，新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該觀點為說，是因為五代的錢氏朝廷向後唐、後晉和遼、宋王朝進貢的越瓷均實地反映在《十國春秋》、《吳越備史》、《宋史》、《宋兩朝供奉錄》等文獻内，這為史證。爾後，“近二十年來，這類越窯青瓷在考古發展掘中也出土過不少，吳越國都城杭州和錢氏故鄉臨安先後發掘了錢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錢元灌墓、施家山錢元灌次妃吳漢月墓、臨安縣功臣山錢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國陶瓷史》），這為實證。故“五代始燒秘色瓷”之說在法門寺發掘前，基本上令當今陶瓷學界深信不疑。一為晚唐之說。由于此說曆來缺乏較明确的曆史背景和強有力的發掘實證，持這一觀點者主要以晚唐詩人陸龜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詞固守陳地。該觀點雖不乏飄渺，卻亦先知先覺。及法門寺地宮藏物發現，“秘色瓷始燒于晚唐”之說終在1995年初于上海舉行的《越窯·秘色瓷國際學術讨論會》上被衆專家學者基本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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