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福建?中國自西晉末年以來，曆次“衣冠南渡”，為南方地區輸送了大量的人口，與之同去的還有中原的文明與衆多先進的生産技術，極大地開發了江淮以及更南區域至南宋時，南方經濟超越北方，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南北的交流，使得整個南方地區與中原文明文化實現融合與同構，并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大中華版圖的形成，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衣冠南渡福建?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衣冠南渡福建

中國自西晉末年以來，曆次“衣冠南渡”，為南方地區輸送了大量的人口，與之同去的還有中原的文明與衆多先進的生産技術，極大地開發了江淮以及更南區域。至南宋時，南方經濟超越北方，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經濟文化的發展促進了南北的交流，使得整個南方地區與中原文明文化實現融合與同構，并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大中華版圖的形成。

為什麼會“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一詞出自唐代史學家劉知己的《史通》：“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體之物，古代“士”以上階層的人能戴冠，因此衣冠就特指“士”以上階層的服飾。魏晉時期，朝廷官員以及文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帶”（高帽闊衣）為裝束，以突顯自己的學識與地位。因此，“衣冠”一詞也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用以代稱中原政權和中原文明。所以衣冠南渡就指中原政權或中原文明的大規模南遷，這樣的遷徙，多發生于北方遊牧民族入侵或國家政權動亂之際。

曆史上有幾次著名的“衣冠南渡”。第一次發生在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使得中原實力消耗殆盡，北方遊牧民族趁勢而起并對中原展開了攻勢。永嘉五年，爆發“永嘉之亂”，五年後，西晉王朝滅亡，形成了“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如牛羊”的局面，上至皇室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紛紛被迫向南遷徙。第二次發生在唐中晚期，自開元年間設立的兵鎮制度使得地方節度使擁兵自重，對中央産生了威脅，最終導緻“安史之亂”，使得唐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陷入戰亂。相較于北方，江南因未受戰火波及，社會相對安定，大量北方人民為了躲避戰亂相繼南遷。第三次發生在北宋末年，金軍滅北宋，大量北方人民陸續向南遷徙。

可見，“衣冠南渡”多發生于國家戰亂或政權動蕩之際，尤其是政權中心在北方的時期。然而，戰亂或動亂隻是北人南遷的導火索，南方相較于北方有着更加适宜人們生産生活的客觀條件。早在上古時期，大禹作為治理水患的領導者，劃分了華夏族基本的生活範圍——九州，并在此之上建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而九州作為古代行政疆域也流傳至今，大抵包括了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下遊的地區。至秦始皇統一全國，南取百越之地，疆域才擴展至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當時的江南之地，雖然氣候上并不太适宜人們居住，生産技術也相對落後，但物産相比北方更加豐盈，可耕種的土地也更加遼闊。南方雖偶有流民暴動、統治集團的内讧，但戰亂都是短暫且局部的，相較政治中心的北方而言更加安定。此外，随着時間的發展，南方的氣候開始轉變更适宜人類居住。加之南方自秦漢以來已有一定程度的開發，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因此自西晉起，但凡遇上國家戰亂或動亂，舉國上下，上至公卿，下至黎庶，就紛紛選擇南遷。

“衣冠南渡”對南方的影響

曆史上幾次“衣冠南渡”，使南方人口大大增加，伴随着人口的南遷，也為南方帶來了更先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

在人口上，北方人民大批南下，壯大了南方漢民族隊伍。東晉初期人口約1050萬，末期則有1600萬至1700萬之多。到南朝宋時期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總數達到了官方戶口登記數的一倍以上。唐“安史之亂”期間遷往江淮、江南的人則更多，其中前往吳縣（現蘇州）的民衆“寓于茲土，叁編戶之一”，前往荊襄及其更南地區定居的民衆“十倍其初”。靖康之難後，北人又一次南遷，所遷地域分布甚廣，江南、江西、福建等地都是北方移民的主要分布區。

在農業上，北人南遷為南方帶來了勞動力、生産工具和生産方式的複合式傳播。北方南下移民在參與農業活動的過程中，不僅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産工具，也成為了水稻插秧與稻麥複種兩項技術的攜帶者與推廣者，這兩項技術結束了江南地區火耕水耨的粗放農業，使江南實現了精耕細作，深耕熟耘，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産力。南方糧食産量不斷提高，有效地增加了社會财富。

在商業和經濟上，南遷使得大量北方手工業者湧入南方廣大地區，帶動了南方商業發展，促進了南方經濟的開發。南方的經濟水平自晉始到唐宋逐漸超越北方。南宋初年，因長期戰亂，朝廷調整了商業政策，增加商稅，加強禁榷，發行紙币。加之開放海禁，發展造船與航海技術，海上貿易空前繁榮，出現了“國家根本，仰給東南”的局面。正如錢穆所說，南宋的疆域，相比全宋時僅占其半，但其國用賦入，卻超過全宋之最高額。

在文化上，“衣冠南渡”提升了南方的文化水平，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在永嘉南渡中作為學術文化傳承重要載體的士人，其社會地位、文化水平、經濟實力遠高于當時南方的平均水平，其生活方式與社會觀念也在客觀上得以傳播到江淮以及更南的地區。中原士族強大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其合乎禮儀的舉止言行也為江南民衆所效慕，在一定程度提升了南方原住民的知識水平與文化修養。這使得永嘉之亂後斷裂于中原的魏晉文化傳統在異地蓬勃而起，一個以建康為重心的漢文化中心，以中華文化主體地位的姿态在江南地區重新崛起。

在政治上，政權的曆次南遷為南方帶去了先進的政治與法律制度。永嘉南遷，自東晉到南朝，基本上沿用北方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盡管南朝朝代更叠頻繁，但其嫡傳華夏之正朔，延續晉的政治與法律制度長達數百年之久。南渡後的南宋依然承繼北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在吸取唐亡教訓之上，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在中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為維護國家内部統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内環境。

“衣冠南渡”促成南北融合

曆史上的幾次大規模“衣冠南渡”，對中華民族影響巨大。呂思勉曾評價：“斯時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見之漸見融和”，“亦我民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關鍵也”。永嘉南渡僑民作為南北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極大地開發了江南以及更南的區域。在此之後，每逢中原戰亂或動亂之時，便是北方民衆南遷之日。

在東晉以前，中國的經濟中心以北方的黃河流域為核心，長江流域則并沒有什麼發展，三國時期雖有東吳駐守，但此時的長江流域在人口、技術、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沒有突破性的改觀。西晉末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改變了這一現狀，晉王室從黃河流域的洛陽東遷到了長江流域的建康，并建立東晉。當時北方的世家大族、官僚權貴、工藝匠人、市民百姓也紛紛南下江南，投奔東晉。長江流域的人口成倍增加，文化層次大大提高，先進的農業技術與手工業技術傳入，大量閑置土地得到開發，商業空前繁榮。當時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經濟中心逐漸從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經過東晉百年經營，到南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遠遠超過黃河流域，成為了支撐中國經濟的核心。隋朝京杭大運河通航後，連接了長江、黃河兩大流域，使得南北兩大經濟中心發生了交融和互動，共同促進了國家經濟的長足發展。此後，經曆代南遷人民的經營，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迅速，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的中心。經過元代的融合與發展，到明清時期，江南已達到鼎盛、成熟狀态。從秦漢至南宋，江南地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主要為中原影響江南；而到了明清時期，情況卻有了反轉，成為了江南影響中原，南北的融合與互促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和統一。

作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華夏文明之所以在其他文明皆消散于曆史的滾滾洪流中獨自存留于世，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不絕、一脈相承，這與我們中華民族包容并蓄、博采衆長的特性是分不開的。中原文明在漢末魏晉之後不斷南遷，在江淮以南紮根，并開枝散葉，實現了南北文明的同構與融合。這都對中華文明的不斷發展與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大中華版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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