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論語治天下”，诠釋聖人孔子對《論語》的貢獻無與倫比。然而，孔子最大的貢獻莫過于《易經》。

《易經》，有三位偉大的作者，伏羲，周文王，孔子。相傳，伏羲演八卦；周文王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孔子為六十四卦作注釋即十翼，稱《易傳》。

孔子處于一個中華文明承前啟後的軸心時代，他把之前的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做了一次系統梳理和深入整理，融會貫通，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孔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他帶領其團隊修繕《詩書》，翻譯《易經》，整理三書六經：《論語》、《大學》、《中庸》，《詩經》、《尚書》、《春秋》、《禮記》、《易經》、《樂經》(焚書坑儒中被毀)，加上之後的《孟子》，一起構築起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學“四書五經”，共同構建起儒學大廈，可見，孔子不愧為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晚年喜歡《易經》并為之立傳作書，寫了《易傳》即《十翼》，将自己的思想融入《易經》，使《易經》發生質的飛躍，提升到經的地位，被并入四書五經之中，為《易經》的完善與升華，功不可沒，功在千秋，蔭及子孫。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可見，孔子的确在晚年才喜歡上《易》，喜歡到什麼程度呢？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書不離身，韋編三絕；研讀《易經》，連竄《易經》竹簡用的牛皮筋都被翻斷了多次，韋編三絕，由此而來。可見，年逾古稀的孔子，研讀《易經》，廢寝忘食，深怕來日無多，以至于感歎“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那麼，為何孔子晚年才喜歡上《易經》呢？

從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看，孔子早年沒有認識到《易經》的重要性，不可能喜歡《易經》。

孔子誕生、生活于二千五百年前的遠古時代，春秋末期，周室衰微，天下大亂；諸侯争霸，王道盡棄；禮樂崩壞，人心不古；“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思想文化空前活躍，而孔子崇尚周禮，特别崇拜周公思想，“克己複禮”，乃其崇高使命、政治追求。人人克己，則天下歸仁，誠如《論語》所曰“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人為仁，則天下仁愛。孔子強調“克己”，當政者應先“克己”，率先垂範，百姓自然也跟着“克己”，人人“克己”，則當然“天下歸仁”。恢複周禮，社會和諧穩定，則周室天下大治。正因為如此，孔子追求的乃天下大治之大道、王道，而《易經》自人文始祖伏羲創立八卦至周文王推演至六十四卦而形成《周易》，曆經三千多年，《易經》隻不過是蔔筮之書，孔子早年當然不感興趣，連興趣都沒有，自然也就不可能認識《易經》的重要性，更談不上喜歡《易經》。

從當時曆史現實背景的視角看，孔子乃沒落貴族後裔，但早年命運多舛，生存維艱，時刻得為生計奔波，根本沒有精力去深耕《易經》，當然也就不會喜歡《易經》。

《史記》有雲：“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可見，孔子的先祖一直在宋國做國君，至宋厲公時，其先祖‘弗父何’才舍棄君位，禅位給宋厲公；但其先輩們依然高官厚爵，多次被任命為輔政大臣，直至孔子的第六世祖孔父嘉，亂臣華督發動叛亂，殺死了孔父嘉，孔父嘉的親信攜帶着其唯一子嗣——木金父逃難到了魯國，家道沒落，開始在魯國謀生，從而誕生孔子一脈。誠如《史記》所雲：“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貴族雖然沒落，但血液仍在延續，孔子作為貴族後裔，身上自然流淌着貴族的血液。但是，孔子一出生，就命運多舛，“纥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既然“野合”而生，一出生就背上“身份不正”的名号。據說，叔梁纥與妻生育九女，與妾育一足疾兒子孟皮，都不能承繼香火；故叔梁纥在六十多歲時，與小四十多歲的顔氏“野合”，老來得子，視為掌上明珠。不幸的是，孔子三歲喪父，母親顔徵為躲避複雜家庭矛盾，帶着三歲的孔子搬到都城曲阜居住，母子相依為命，十六七歲時，母親顔徵因操勞過度而與世長辭，享年三十多歲；從此，孔子要獨立謀生。不久，貴族季孫氏，大宴“飨士”，請“士”及以上的貴族赴宴。孔子雖然“要绖”戴孝，作為聞名于諸侯間的武士叔梁纥之子，自以為夠格赴宴，想借此重振孔家家聲，就欣然“與往”。不料，季氏家臣陽虎呵斥孔子：“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連“士”的資格都不被承認，“由是退”，轉身離開。從此，孔子忍辱負重，決心重振家聲。

但是，為了謀生，“貧且賤”的孔子，不計較季家的羞辱，為季氏做“委吏”，管理倉庫，料量升鬥，賬目清楚明白，“會計當而已矣”；後來又做“司職吏”，管理牛羊畜牧事務，“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在季氏家族打打小工，不可能重振孔子家聲，于是，孔子在二十七歲時，開天下之先河，創辦私學，讓普通人也能接受教育，由于門檻較低，孔子的弟子門庭若市，既有貴族後裔，又有百姓子弟；既有魯國弟子，又有國外弟子。功夫不負有心人，孔子的私學越辦越大、越辦越好，孔子三十歲時，齊景公訪問魯國時，召見了孔子，這是何等榮耀！從此，孔子結識了齊景公，名聲大噪，孔子三十五歲時，魯國貴族後裔孟懿子、南宮敬叔拜孔子名下……魯昭公戰三桓，昭公戰敗，逃奔至齊。不久，魯國大亂。孔子也奔齊，為齊卿高昭子家臣。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他日又複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财。”景公說，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谏阻，齊景公放棄封賜。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四十二歲時，魯昭公死，魯定公即位。魯國從大夫以下全都僭越禮法背離正道。故孔子不做官，隐退整理《詩》、《書》、《禮》、《樂》，弟子更加衆多，弟子三千如雲，賢者七十有二，盛名遠播四方。

孔子至五十歲前，基本上沒有入仕，而隻是做小吏、教書育人、著書立說謀生，時刻得為生計奔波，一般不會有精力去深耕《易經》，當然也就不會喜歡《易經》。

從孔子壯年步入仕途、燒旺“三把火”的結果看，孔子集中精力推行周禮、維護周秩，需要的是克己複禮、恢複周禮的王道，不可能分散精力去研究《易經》、喜歡《易經》。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定公曰：‘偌’。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峽谷會盟，齊以夷狄之道，欲囚籠魯君，但孔子機智應變，挫敗齊國陰謀，保護了魯定公，并趁機要齊歸還所侵魯之郓、汶陽、龜陰之田。峽谷會盟，敗齊陰謀，保護魯君，收回“三田”，這是孔子從政後的第一把火。接着，孔子第二把火，堕“三都”，即堕毀“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私邑。當時，魯國政權不斷下移，“三桓”家臣勢力漸強，經常以下犯上，侵淩“三桓”，甚至越過“三桓”而幹預國政，或發動叛亂。而當時“三桓”已控制不了其私邑，為其家臣邑宰所盤據。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為魯國的大司寇兼攝相事，為了加強君權，為防止家臣據“三都”反叛，這年夏天，建議魯定公拆毀“三都”郈、費、郕。起初，“三桓”欲抑制家臣勢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孫氏先堕毀郈邑。費邑宰公山不狃(弗擾)率軍攻入魯國都曲阜，魯定公和季桓子、仲孫何忌（孟懿子）和叔孫州仇躲在季氏之宮，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須、樂颀率軍擊敗弗擾，弗擾敗逃齊國。後來，齊國陳兵邊境，坐等魯國推掉最後一位國相的郕邑，齊國就會乘勢進犯；而郕邑宰公斂處父反對堕毀郕邑，使“三桓”也開始反對堕三都。堕三都，就此半途而廢。第三把火，孔子誅殺少正卯。孔子“收三田”，“堕三都”，魯定公倚重，地位穩固，于是，誅殺奸雄少正卯。《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至此，孔子從政五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韓非子》：“仲尼為政于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一心一意，為政治魯，需要的是“克己複禮、恢複周禮”的王道，不可能分散精力去研究《易經》、喜歡《易經》。

從孔子周遊列國推行周禮的實踐動态看，一波三折，碰了南牆，孔子推行周禮，猶如刻舟求劍，乃“大過”。反思“大過”，回歸中庸，尋求變化，關注《易經》，喜歡《易經》，“假我數年，于《易》則彬彬矣”！

據史記載，孔子五十五歲離開魯國率弟子周遊列國，先後經曆十四載。孔子打着“恢複周禮”旗号，周遊列國，推行“恢複周禮，維護周秩”的王道，實質是開曆史倒車。因為，曆史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再者，當時的曆史現實，周室衰微，諸侯争霸，王道盡棄，禮樂崩壞；大國忙着争霸，小國忙着依附，周室已是強弩之末，又誰會奉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周室王道呢？所以，孔子周遊列國，所到之處，推行“恢複周禮，維護周秩”的政治主張，響應者寥寥無幾，除了衛國衛靈公，以大夫待遇，禮遇孔子；其它諸侯，要麼隔岸觀火，要麼敬而遠之，要麼落井下石。孔子從魯國出發，在顔回、子貢、子路、曾參等徒弟的跟随和輔助下，途經衛國、曹國、宋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孔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按照魯國的俸祿标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無官職，不參與政事；後遇流言蜚語，離開了衛國。孔子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五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魯哀公二年，孔子五十九歲，再次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便派人去迎接孔子。陳蔡兩國，害怕孔子輔佐楚昭王使楚國更強大，便派兵将孔子師徒圍困在荒郊野外；孔子絕糧七日，誠如《荀子·宥坐篇》雲“孔子南适楚，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都急得不行了，孔子還在那裡淡然彈琴，據說還寫下了琴曲《幽蘭操》，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于一死。事後，孔子曰：“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周遊列國，曆時十四載，最後返回魯國，孔子已六十九歲，年近古稀。期間，一波三折，颠沛流離，曆盡艱險；推行仁政，恢複周禮，響應者寥寥無幾，除衛國予以禮遇、楚國禮賢下士外，很多國君諸如曹國公連見面禮都不給，等等。孔子終于明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猶如刻舟求劍，乃“大過”。疑雲重重，孔子故設疑曰：“《詩》雲‘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顔回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得夫子之心，卻好聽不中用。惟子貢見解，既肯定夫子之道，又更符合中庸之道。夫子之道雖至大，卻已不合當時“社會動蕩、裂變孕新”之時宜；否則，逆流而動，危牆難扶，殃及池魚。疑惑難解，破繭成蝶，孔子思變，而“變”乃《周易》之靈魂，變化之道，永恒真理：事物如此，社會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因此，孔子老而習《易》，終于悟到了這一點，可惜有點晚；故感概“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晚則晚也，但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可見，孔子晚年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書不離身，韋編三絕；年逾古稀的孔子，研讀《易經》，廢寝忘食，深怕來日無多，以至于感歎“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好易，感概萬千，受益匪淺，故又歎曰“吾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者，即“無大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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