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學者對《九歌》作于何時有多種說法，歸納起來，大緻可分為“不一時”說與“一時”說兩大類。所謂“不一時”說，即《九歌》十一篇，分别作于不同的時間，并非同一時間的産物。如蔣骥《山帶閣注楚辭·餘論》認為：“《九歌》不知作于何時，其為數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時所作也。”在持“不一時”說者看來，《九歌》作于何時似乎并不是一個十分值得追究的問題，他們認為，《九歌》十一篇很可能分别作于不同的時間，而後由後人輯錄而成，持這種看法的，人數較少，除蔣骥外，近人錢穆也是其一。而持“一時”說的，相對就比較多了。所謂“一時”說，即《九歌》十一篇乃是作者寫于同一時間的作品，至于什麼時間，歸納起來，大約有以下幾種說法：

其一，放逐說，即頃襄王時期。此說最早的創始人是東漢王逸，他在《楚辭章句》中說：“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憂懷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随後贊同附和者，有朱熹（《楚辭集注》）、戴震（《屈原賦注》）、劉夢鵬（《屈子章句》）等。他們都認為，《九歌》乃作于頃襄王時，其時，屈原被放逐于江南，見聞民間祭祀歌舞而創作《九歌》。清人王夫之《楚辭通釋》也贊同放逐說，但他的看法與王逸略有差異，他認為：“《九歌》應亦懷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逮後頃襄信讒，徙原于沅湘，則原憂愈迫，且将自沉，也無閑心及此矣。”

其二，承懷王命說，即懷王十七年。此說由馬其昶《屈賦微》提出，他說：“何焯曰：《漢志》載谷永之言雲：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谏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其昶案：懷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則《九歌》之作，必原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當在《離騷》前。”贊同此說的，有今人孫常叙、孫作雲等人。

其三，早期說，即屈原早年得志之時。持此說者為郭沫若，他在《屈原研究》中說：“據我的看法，《九歌》應該還是屈原的作品，當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時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後。”他在《屈原賦今譯》中還說：“由歌辭的清新、調子的愉快來說，我們可以斷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時的作品。”

對于《九歌》創作時間的讨論，不能脫離屈原本人的身世經曆和《九歌》作品本身的内證。

屈原一生，大緻可分為三個時期：早年得志時期，中年任三闾大夫時期，晚年遭放逐時期。早年得志時期，他任懷王左徒，深得懷王信任，出入朝廷，應對諸侯，志滿意得；晚年遭放逐時期，遠離朝廷和京都，惆怅失望，悲憤郁悶，乃至最終自投汨羅江，以殉理想。這兩個時期，屈原不太可能有條件與祭祀歌舞發生直接關系。即便流放時期，在流放過程中有機會目睹民間祭祀，他也不太可能有心緒拿起筆來，寫作富有濃郁抒情意味的《九歌》。特别是早年得志時期，很難想象，他會寫出如《國殇》般祭奠感懷陣亡将士的氣壯山河的篇章。屈原一生中，最可能與祭祀歌舞發生關系的時間，應該是他擔任三闾大夫期間，即中年時期。這一時期，由于他執掌三闾大夫一職，完全有機會與宮廷及民間的祭祀發生關系，也最可能直接參與祭祀歌舞的文學創作。王逸《楚辭章句》謂：“三闾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此三闾大夫一職，《七國考》卷一楚職官三闾大夫條（補）引吳永章《楚官考》雲：“三闾大夫職掌王之宗族，與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類。”又，《周禮·春官·宗伯》曰：“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秦的宗正，即宗祝，《國語·楚語》注雲：“宗主祭祀，祝主祝辭。”容庚釋曰：“宗祝，告神之官，亦作祝宗。”這說明，楚之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并兼祭祀祝辭之職。這無疑告訴我們，《九歌》的寫作很可能在屈原任三闾大夫時期。

《九歌》十一篇中，《東皇太一》篇告訴我們，其創作的季節大約在春天，因為東皇太一在詩篇中所展示的形象，乃是春神，其祭祀的時令，應該在春季。其他篇章，最能表明創作具體時間的，應該是最後一篇《國殇》，因為《國殇》篇的寫作，毫無疑問是為了祭祀那些為楚國英勇奮戰犧牲在疆場的将士們。全篇讴歌他們的誓死不屈，頌揚他們熱愛楚國的偉大精神，告慰他們為國為民捐軀的崇高英靈。這一定是屈原聞悉楚國将士在前線英勇奮戰犧牲後，在朝廷舉行的國家祭禮上，作為職掌祭禮的官員，親自參與了祭祀歌舞的創作，從而誕生了這篇将神、鬼、人三者融合，驚天地、泣鬼神的詩篇。那麼，這篇《國殇》最可能寫于何時呢？

據《史記·屈原列傳》，屈原于懷王十八年出使齊國，當年返回後任三闾大夫，而懷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軍大敗楚軍于丹陽、藍田，此即著名的丹陽戰役和藍田戰役，這兩場戰役，使楚軍受到重創，是楚國曆史上蒙受損失最大的一次戰役。《史記·楚世家》記載：“斬甲士八萬，虜我（楚）大将軍屈匄、裨将軍逢侯醜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緊接着藍田一戰，楚又大敗。這兩場戰役，大大刺激了楚國上下，楚國為此悼念死亡将士，祭奠他們的亡靈，舉行有楚國君主親自參加的國祭，完全有可能。而懷王十八年屈原正好返回楚國，任職三闾大夫，掌祭祀，從而撰寫包括《國殇》《禮魂》在内的《九歌》，完全合乎情理，在時間上也允許。因此，《九歌》應該寫于懷王十九年的春天——十七年大戰失敗，十八年屈原返楚任三闾大夫，十九年春，楚國朝廷舉行隆重國祭，屈原寫成《九歌》。也就是說，上文所引三種創作《九歌》的說法，第二種承懷王命說，相對比較合理，但在具體時間上略有差異，懷王十七年固然是楚軍大敗于秦軍，但其時屈原尚未任三闾大夫，職責範圍決定他還不可能參與國家朝廷的祭祀，懷王十八年由齊返楚任三闾大夫，而後楚國舉行國家級盛大祭祀儀式，屈原具體參與，甚至主持，都在情理之中，《九歌》的誕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因此，《九歌》确是屈原在其中年時任職三闾大夫期間，為楚國的國祭寫下的祭祀之歌，其祭祀的對象，乃是秦楚大戰中為國捐軀的楚英勇将士。他将楚民祈禱上天諸神的頌歌，與讴歌楚國将士英靈高度融合，縱情歌頌将士們的英靈豪氣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共存，其寫作時間，應該在懷王十九年春。

（作者：徐志嘯，系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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