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學校可以發紅頭文件嗎?近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做好2017年中小學生暑期有關工作的通知》（下文稱《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中小學校密切與社區、家庭的聯系，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廣大中小學生度過一個平安、愉快、有意義的暑假 ，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小學學校可以發紅頭文件嗎?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小學學校可以發紅頭文件嗎

近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做好2017年中小學生暑期有關工作的通知》（下文稱《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中小學校密切與社區、家庭的聯系，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廣大中小學生度過一個平安、愉快、有意義的暑假。

按理說，此類文件的印發時間應該是暑假開始的前後幾天，這樣才能及時對整個暑假工作提出宏觀層面的政策性指導與要求，比如2013年的這一文件就是在7月4日印發的。然而今年卻是在7月27日，此時暑假已過去近半，如此姗姗來遲不免讓人猜測其“應景式規定”的可能性：暑期活動單調乏味、違規補課屢禁不止、假期學業負擔過重、各地安全事故頻發，“四面楚歌、江湖告急”的危機讓“過好暑假、快樂一夏”的構想顯得極度力不從心。

不過，一紙紅頭文件真的可以成為消解暑假困境的“及時雨”嗎？不妨先來認真學習一下這份《通知》。

《通知》要求，“鼓勵和引導中小學生利用暑期時間就近就便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看上去這種“鼓勵和引導”帶有民主性與号召性，但實質上，這一規定對很多地區、學校和學生而言卻隻是一張“空頭支票”。一來，既然是“自願”，那學生就可以不參加；即便是“被參加”了，連大學生實習證明都可以“私人定制、包郵購買”，那中小學生濫竽充數、弄虛作假似乎也就不足為怪順理成章了。二來，“鼓勵和引導”的主體是“各地中小學校”，但學校老師也是有暑假的，那麼這額外産生的工作，其費用問題和安全問題該由誰負責？

《通知》要求，“減輕學生過重暑假學業負擔”，“要引導家長不盲目給孩子報各類補習班”。那麼問題來了：第一，“過重”“盲目”的尺度該如何界定，是以學習時間、學習難度來計算，還是以作業多少、補習班數量來衡量？第二，是否“過重”或“盲目”該由誰來認定，教育主管部門還是學校，培訓機構還是老師，家長還是學生本人？

《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校要教育學生文明綠色上網”，要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切實做好安全教育”。作為學校，固然不能缺席學生的暑假生活，但學校教育卻也永遠不可能完全代替家庭教育。暑假期間，學生的監護職責還是主要在于家庭；可許多家長要麼沒有暑假，要麼疏于監管，學校再多的教育和引導也就鞭長莫及了。

近些年來，中央及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類似的文件通知屢見不鮮，但學生的暑假卻并沒有因此而“平安、愉悅”多少。倒不是紅頭文件本身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要因噎廢食就此取消；而是希望能夠避免形式化、口号式、單一性的弊端，紅頭文件或許才會更加給力，才能産生其應有的效力：一是要充分調研，能接地氣；二是要權責明晰，便于操作；三是要多方發力，齊抓共管；四是要規劃協調，做好服務；五是要加強監管，保證落實。

文/蔔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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