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嘉興日報-嘉興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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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收到”快遞了嗎？

快遞員送貨不上門，隻收到“請憑取件碼至快遞櫃取件”的信息；物流信息顯示“已簽收”，快遞卻還遲遲沒有派送；要求快遞配送到家，卻被告知要加收費用……這樣的“快而不遞”，你是否也遇到過？

2021年9月29日，《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發布，明确未按運單上注明要求上門投遞，或未按收件人電話、信息回複要求上門投遞，由郵政管理機構責令改正，可處5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這是全國首部地方性快遞業法規，将于明年3月正式實施。屆時，快遞“快而不遞”的亂象有望在浙江得到有效治理。

# 快而不遞？其來有自

快而不遞違法違規，為何明知故犯？

原因之一，在于消費者維權難。雖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了快遞必須按名址投遞，卻并未規定未經用戶同意，投放快遞櫃代簽要承擔哪些具體的法律責任。在實踐中，往往由快遞公司自行處置，最常見的是罰款，但随着投訴量越來越多，罰不責衆，效果不盡人意。投訴無果，處罰無據，消費者隻能自認倒黴、忍氣吞聲，更加助長了快而不遞之風。《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在有效落實上位法規定的基礎上，明确對未按名址投遞的企業，處以500元到2000元的罰款，對快遞件遺失損壞由誰擔責、賠償标準也做了明确規定，細化了法律責任，讓消費者維權有法可依，也為監管部門執法提供了明确而具體的依據，有助于形成人人維權、人人喊打的氛圍，倒逼快遞公司不斷改進服務。

原因之二，在于快遞小哥權益沒保障。打通“末端配送最後100米”，有賴于勤快、幹練的快遞小哥。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全國快遞業務量增長了34.6倍，快遞業從業人員數量卻隻增長了約4.5倍。由于工作量暴增，末端攬投人員經常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月收入卻多在5000元以下，且基本小時工資低，采取計件工資制，若達不到公司規定的妥投簽收率不但影響派費，還會被處罰。逐一聯系收件人會影響派送效率，相比之下，直接投至快遞櫃，隻要客戶不投訴就不會被罰。為了提高收入，一些快遞員想方設法多送快送，催生了各種快而不遞的亂象。高付出、低收入，再加上少數公司無合同、無社保的潛規則，讓快遞小哥成了車輪上松散的“流動大軍”，間接影響快遞送貨上門的安全性。為了保障快遞小哥權益，《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單列一章，從法律層面明确快遞企業應當依法簽定勞動合同、參加社保，并建立合理考核獎懲制度、投訴澄清免責機制，連單件最低派送費都有了指引标準，為的就是讓快遞小哥“有保險，有休息，有面子”，提高他們的職業認同感和歸屬感，願意主動提升服務質量，而不是被數據和算法推着走。

原因之三，在于快遞公司的低價競争、同質競争。“快而不遞”的背後，主要還是經濟賬在起作用。現在的快遞行業正處于跑馬圈地階段，為了快速搶占市場，許多快遞企業不惜以價換量。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收入完成7497.8億元，同比增長24.2%，而快遞單件價格卻由13.2元降至11.5元，下滑12.9%，個别電商件甚至低至2元/票左右。這意味着，除去必要的成本，快遞企業幾乎不賺錢。這種低價競争的壓力層層傳導，最終在末端配送環節轉嫁給了消費者和快遞員，其結果就是快遞派送效率高了，消費者的體驗卻差了。快遞業是服務行業，服務質量才是核心競争力。這種以損害消費者利益為代價的薄利多銷、賺快搶快的思路，占得了一時先機，卻難為可持續發展之計。為遏制低價傾銷，《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明确快遞經營企業無正當理由不得低于成本價格提供快遞服務，并鼓勵發展數字快遞、綠色快遞，對當前快遞企業發展急需破解的用地難、車輛通行難、投遞難，也都給予精準回應。這些規定多方發力、标本兼治，旨在引導快遞業擺脫低價、同質化競争，盡快走上靠拓展高附加值服務實現價值增值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從根本上杜絕“快而不遞”亂象。

# 立法治理“快而不遞”

快遞行業一頭連着民生，一頭連着新經濟、新業态，關系千城百業和千家萬戶，立法保障勢在必行。《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以促進快遞業高質量發展為立法起點，平等保護消費者、“快遞小哥”和快遞企業等各方主體權益，為法治護航快遞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浙江方案，也為破解“末端配送最後100米”問題，讓連接城鄉、覆蓋中國、通達世界的快遞服務網絡更好惠及全體人民提供了浙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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