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分析方法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作者：王晴佳（山東大學講席教授），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比較分析方法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比較分析方法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

作者：王晴佳（山東大學講席教授）

一

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界推陳出新，出現了不少新變化，足以證明曆史學這一傳統學問，正在不斷革新和更新。依筆者管見，這些變化或許可以用本文的正題來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興史學流派層出不窮，但相互之間又沒有明顯的界限，而是呈現借鑒融合之勢；“雙向互動”指的是專業史家與讀者之間，産生了遠比之前更為積極的溝通和交流。不過為了清晰闡明這兩種最新趨勢，我們或許還得從一個多世紀之前談起。

衆所周知，曆史研究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走向職業化，其标志是專業曆史學會和專業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學者，以曆史教學和研究為業，通過學會活動和專業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進曆史知識的獲取和呈現。史學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圈，曆史學亦變成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19世紀末于是出現了兩本史學方法論的著作：德國史家恩斯特·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和法國史家朗格諾瓦、瑟諾博司的《史學原論》，指導曆史從業者如何習得和掌握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領。

也正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曆史學開始受到其他學科（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的挑戰和洗禮，經曆了一個“社會科學化”的過程。這一“社會科學化”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一些史家不滿德國蘭克學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實史料為主的曆史書寫模式，希望借助社會科學的方法，對曆史演變的過程做更為宏觀的概括和解釋。蘭克學派提倡運用檔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軍事史為主，而如果希望對整個社會做綜合的描述，那麼檔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紀初出現的曆史學“社會科學化”代表了一個國際性的潮流，德國有卡爾·蘭普雷希特、美國有“新史學”派如詹姆士·魯濱遜等史家，英國有亨利·巴克爾，法國則由亨利·貝爾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鑒學派集其大成。這一“社會科學化”的哲學前提是實證主義，其意圖是在确證事實的基礎上，對曆史的演變做廣博的綜合解釋。換言之，他們不滿足隻是核定史料，然後據此直書，就一個重要人物的某個或幾個事件，講述一個故事。年鑒學派自稱有三大“敵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見其突破、創新的志向。

從後世的眼光考察，正是這一“社會科學化”的潮流，促使史學界不同流派的出現，如經濟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戰之後，史學界流派紛呈的态勢更為明顯。若以美國為例，“新史學”所倡導的思想史在20世紀60年代一枝獨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則由馬克思主義史家帶領，開展了“眼光朝下”的勞工史、社會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國亦掀起了社會史、勞工史研究的熱潮。此時的法國史壇，年鑒學派獨霸天下，代表人物費南德·布羅代爾以提倡“長時段”名世，成功地實踐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羅代爾的弟子如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裡甚至提倡不再以個别人物的事迹作為曆史書寫的對象。為了對一個社會做“全體史”的綜合分析，計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計量史學在70年代一度大有獨領風騷之勢。在蘭克學派的大本營德國，二戰之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譬如基于比勒菲爾德大學的史家竭力趕超歐美同行，從事社會史抑或“曆史的社會科學”的研究。

饒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曆史學大踏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70年代，一股與之志向和取徑頗為不同的潛流漸漸湧現，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稱新社會史）和婦女史的實踐。具言之，20世紀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繪和解釋社會結構變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為處于邊緣（比如女性）和下層（比如勞工）的民衆發聲，為其寫史，這些嘗試，并不為一個流派所限。舉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麗·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被譽為新文化史的開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歸屬于婦女史，因為其中的主角是蓋爾之妻貝特朗。蓋爾夫婦和冒名頂替的“蓋爾”三人又都屬于社會下層，因此将該書視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個實踐，亦十分恰當。意大利史家卡洛·金茲堡的《奶酪與蛆蟲》，也是新文化史的一個範例，同時也被稱為“微觀史”這一流派的開創之作。與戴維斯的取徑類似，金茲堡從一個磨坊主的言論着手，以小見大，窺視和描述19世紀歐洲人宇宙觀、世界觀的變化，同樣展現了“眼光朝下”的視角。上面已經提到，馬克思主義史家首先提倡史家為普羅大衆寫史，譬如“眼光朝下”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愛德華·湯普森。湯普森的名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無疑探讨的是一個社會變動、變革的大問題，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處于下層的勞工，而且還從文化的角度分析“階級意識”的形成。湯普森的著作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文化轉向”的代表作品，而這一嘗試又與新文化史的關注點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婦女史的發展來看，流派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這一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婦女史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是婦女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常兼涉法律、政治、社會、人文、思想等諸方面。1986年，勞工史出身轉入婦女史研究的瓊·W·斯科特發表了《社會性别：一個有用的曆史研究範疇》，又将婦女史擴展到社會性别史，進一步促進了婦女史研究與其他流派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近年史學界出現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個結果。

同時，婦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開展，還推動了家庭史、身體史、兒童史和情感史等諸多新流派的興起。這些新興流派都将曆史研究關注的對象，從之前的公領域轉向了私領域，打破了兩者之間的區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學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開展，與社會學關系密切。身體史、兒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發展起來的“深度史學”和神經史，不但采用了諸如心理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而且還借鑒了神經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由此緣故，這些流派之間的界限頗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體的層面，因為情感的表達，通常會訴諸肢體動作和語言。在開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時，也有學者從事相關的感覺史研究；後者更與身體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幾乎就是其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如果說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學科，促成了史學流派之間的融合，那麼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環境史、氣候史、動物史、“大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類與自然和其他生物關系的學派。從其命名而言，讀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們的研究手段，必然會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同時，這些流派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說是親密無間、難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蘭的波茲南市舉辦的第23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其主題發言的重點是“動物史和人類史的交互演進”，共有四個場次，分别是“動物的主體性”“人類記錄中的動物”“動物的展現”和“野生和家養動物的管理”，後兩場都涉及動物在人造和自然環境中的活動。而環境史、海洋史和氣候史等流派之間，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們與“大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類在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後人類的史學”。上述例子充分表明，當今史學界各個流派之間的借鑒和融合，已經達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史學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來科學技術的大幅度革新，還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那就是曆史知識的獲取和表述，已經出現專業學者和讀者之間密切互動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紀下半葉曆史學走向職業化，有力地促進了曆史知識的深化和曆史研究的學術性，與此同時也造成曆史著作與讀者之間産生一條明顯的溝壑。曆史學家希望成為人類過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對于普通的閱讀者來說，艱深難懂、枯燥無味。這一現象與18世紀史學大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既可以讓學者在其書房研讀，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妝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曆史學的職業化在今天并無改變，對史學工作者的考核還出現日益加強之勢，但從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專業學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也出現了彼此積極溝通的趨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學家勞倫斯·斯通眼裡，就代表了曆史學中“叙述的複興”，因為其内容的鋪陳頗具可讀性。上面提到的《馬丁蓋爾歸來》《奶酪與蛆蟲》和勒華拉杜裡的《蒙塔尤》，情節曲折生動，很具吸引力。另一位當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筆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達、普及知識的意圖。

這一“雙向互動”趨勢的出現，并非史學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廂情願，而是有着雙方的溝通和交流。借助互聯網和其他新科技，當下曆史知識的普及和傳播，已經今非昔比。近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記憶研究和公衆史熱潮，便是顯例。它們都試圖在專業史家的視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關過去的知識，從原來的曆史知識受衆轉變為曆史知識的參與者。記憶與曆史之間一直存在着某種張力：曆史學者希圖保持記憶，不讓其遺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帶有某種選擇性。法國學者莫裡斯·阿布瓦赫在20世紀上半葉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試圖将人們對過去的記憶，不再局限于近代曆史學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爾·諾拉在70年代主持的《記憶之場》的大型項目，異曲同工，希圖從各個方面擴大人們對過去的認知。自那時開始，記憶研究在各國蓬勃興起，既豐富了人們對過去的認知，也對曆史研究産生了積極的互動和互補作用。

公衆史研究的開展，則是曆史學“雙向互動”的又一個範例，已經在國際史學界蔚然成風。從事和推動公衆史研究的人士同時包括了專業史家和業餘曆史愛好者或志願者，其研究手段也頗為多樣，從文獻資料整理到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保存，全面展開，充分體現了專業與業餘之間的密切交流。總之，當代西方史學界出現的這些新變化，展現出曆史學這一古老學問曆久彌新的魅力。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09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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