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生和交流訪問者信息系統顯示，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大學留學生的新生入學人數下降了72％。

其中，中國留學生數量下降最為明顯。

除與美國實施的相關限制政策有關外，疫情暴發後，一些本意赴美留學的中國年輕人也紛紛轉變了方向，選擇去其他國家，或是國内就業。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感到，自己的留學背景似乎并不如以前那麼好用了，還要面臨不斷上漲的學費、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的疫情、國内激烈的競争環境等無奈的現實——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發現房價大漲。”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找不到合适的對象。”

“出國留學好幾年，回國後發現自己的專業已經不吃香。”

這讓不少人心裡産生了疑惑，出國留學到底還“香”嗎？

“名校生又咋樣？”

過去一年對陳小可來說充滿了挫折：手握一張世界名校的學位證，找工作卻頻頻碰壁。盡管她已經将預期降得很低，不奢望高薪工作，但意想不到的是，就連合适的工作也如此難找。

2020年初，陳小可還在悉尼大學攻讀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疫情暴發後，她輾轉回國，先是在老家避過疫情最嚴重的時期直至盛夏，随後前往上海實習。去年10月，悉尼大學給她寄送了學位證，滿打滿算下來，自己在澳洲學習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再看看陳小可的簡曆，可以說非常出色：國内985本科、悉尼大學碩士、曾在頭部券商實習。在上海找工作的一年裡，陳小可試遍了所有的渠道：考公務員，應聘大學行政崗、國企以及外企管培生，或熟人介紹，将她的簡曆發給在企業做高管的老鄉，得到的回複卻是，條件非常不錯，但是專業不對口。

最令她心裡難受的是在一次與同齡人的交流中，對方毫不避諱地直言，“名校生又能咋樣，還不是要回國‘内卷’。”

馬文婧是一名70後，目前在上海一家德資企業工作。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興起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專業熱，她以高分被西安交通大學國際經濟專業錄取。畢業後，馬文婧工作了幾年，又決定到美國讀個商科碩士，此時是2002年。

“我們那代人出去單純就是為了求學，更多是為開拓眼界。”馬文婧說，當時留學最大的痛點是申請不到獎學金、簽證不給過。為了給家裡省點錢，很多留學生還會拼盡全力申請助教職位。

2005年，馬文婧回國就業，她首選上海，當時月工資開到了一萬多元。“作為70後，我并不覺得自己很幸運，也沒有覺得哪個年代的人特别不幸，每個時代生人都有各自的機會和痛點”，“但如果你是在房價漲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出去，回來後房價已經處在高點，這樣沉沒成本就有點大了”。

最近兩年，在為公司招聘新人時，馬文婧發現，有不少留學生都投遞了基礎崗位，同樣競争該崗位的還有專升本、本科學曆的畢業生。她直言，如果自己那時碰到這種就業形勢，“實在是太難想象了”。

競争加劇

上世紀80年代末，趙鳳濟曾是國家教委（現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學生，站在特有的年代立場上，他對記者表示，目前留學生不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出國門檻大大降低，學生們的能力和水平層次不齊。

馬文婧也表示，指望出國留學“鍍層金”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00後留學生劉悠樓，眼下正專注于教育創業項目。她發現，留學生找工作的話，做市場、銷售類别的工作門檻很低，而在技術型人才上則更需要專業對口、學術能力很強的學生。

國内某知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的招聘官Ding Ding（化名）告訴記者，從2020年開始，自己收到的求職簡曆“畫風”就出現了大轉變。“以前投簡曆的學生多是澳洲、加拿大回來的。而一線學校，如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藤校這種不太多，這一類畢業生更願意去金融、投行這樣的地方”。

而現在，Ding Ding能收到很多一線學校學子的求職簡曆。讓她印象深刻的一份簡曆是，男孩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應聘其公司分析師崗位。Ding Ding表示，分析師在咨詢公司屬于最基礎的工作。

Ding Ding分析，疫情暴發後，很多留學生通過在線授課的方式取得了學位，這也讓證書貶值了。雖說上網課也可以學到真才實學，但學生無法真正地經曆挫折和成長，而招聘官看重的，正是其留學生活背後折射出的經曆。

再者，Ding Ding明顯感覺到，國内名校畢業生水平完全不亞于留學生。她的公司在北京、上海、香港都開設了辦公點，留學生和國内學生的比例基本達到1:1，在薪資上，兩者水平都是一樣的。

與此同時，一些房地産中介、保險公司開始将招聘門檻提高。上海中宏保險公司銷售主管汪夢向記者展示了團隊成員的學曆背景：清一色的國内985和歐美名校。

汪夢表示，保險行業并不看重專業背景，更看重應聘者的個人能力，而高薪水也吸引海歸人士紛紛入行。

有次她跟同行聚餐，對方畢業于國外一流大學，手機響了，她主動展示給大家看，是月工資到賬信息：5萬餘元。這也讓汪夢更加确信，自己從銀行跳槽到保險業是正确的抉擇。

某保險從業者提供的月工資收入單，該公司目前正以高薪、高價值感為由頭大力招募海歸。（已隐藏個人信息）

轉戰歐洲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于今年2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對華留學生的收緊政策之下，每年1.9萬名中國留學生中，大約有3000到5000名會終止學業。美國駐華使領館于今年5月4日恢複正常簽證申請，但從5月到6月中旬，已有500多份簽證申請被拒絕。

李翔畢業于哈工大，在獲得語言學學位後，他期待到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攻讀遊戲開發專業碩士，盡管他就讀的專業并不是美國人眼中的“敏感學科”，但因母校背景，他的簽證申請很快就被使館打了回來，未來的不确定性讓赴美留學的學生感到恐慌。

英國曼切斯特大學商科專業本科生劉悠樓發現，從去年底開始，很多打算到美國留學的人都轉道來了歐洲，大家把疫情和求學當成兩碼事。歐洲，尤其是英國的名校對留學生依舊散發着吸引力。

在決定自己人生方向上，屬于00後的劉悠樓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她高中就讀于武漢一所知名重點高中，剛上高一，劉悠樓就積極參與實踐活動，幾場商賽（商業模拟挑戰賽）下來，她确立了本科就要出國讀商科的目标，向家長表達心意後，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劉悠樓說自己就沒過過幾天正常的高中生活，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留學前後的瑣事都是自己打理的，從擇校、申請到買機票，父母除了出錢，沒有過問細節，他們完全信任劉悠樓的能力。多年來，雙方都已經習慣了這種親子關系，“甚至已經到英國待了半年，我媽都不知道我在哪個學校念書”。

“我特别偏科，語文英語可以考很高，但是數學經常不及格。如果在國内高中努力拼三年，或許最終隻能上一個普通的985，而且精力都花在題海戰術上了。”劉悠樓認為這種投入産出比并不劃算。

“但如果留學，在可以上很好的學校的同時，我還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更多的時間去開拓眼界。”劉悠樓說。而她口中“想做的事”事實上在高中時就已經有所涉獵，即幫助高中生進行教育背景提升（類似于留學申請中介）。

去年7月，劉悠樓申請休學，回國創業，一紙文憑在她眼裡沒多大分量。她的微信名是YOLO，即“you only live once”（人生隻有一次）。劉悠樓認為，在年輕時能接觸到的環境，比文憑帶給她的東西要多得多。

1995年出生的陳卓出國目的則更“純粹”一些，他看重人生的眼界和寬度，個人發展也不是高薪和一線城市不可，正因為這種松弛的心态，他選擇在26歲時出國讀博。

陳卓本科和碩士都在國内雙一流大學就讀，他是工科生。2019年底，讀研二的他申請出國讀博，并于今年7月初抵達巴黎。之所以選擇在法國讀書，是因為在他申請的學校中，法國導師回複的郵件最熱情。

這種友好、熱情想必也是教育體制的差異所導緻。相對而言，法國博士的競争力不會很大。陳卓表示，自己也着實感受了法國科研圈的“佛系”氛圍，每天吃過下午飯後就有保安來實驗室“攆”人，這在國内科研圈是無法想象的。

陳卓全然沒有畢業後留在法國的想法，法國應屆生起薪大概在每月3000歐到4000歐的樣子，而巴黎一套20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就達到了950歐，隻夠應付生活。

陳卓還發現，法國買房可以零首付，隻要申請者有正式的工作，銀行很願意放貸。“如果你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也許留在巴黎是不錯的選擇”，隻是大部分留學生都沒有這種打算。

“現在國内發展已經很快了，不一定需要海歸，但絕對需要螺絲釘，所以我現在就是個螺絲釘的心态，不會覺得讀了博士學位就能怎樣。”陳卓說。

陳卓宿舍窗戶正對巴黎14區的大學城。他的住所處在該市著名景點半徑距離5公裡範圍内。他說自己喜歡這種輕松、簡單的環境。

身不由己

“一般隻有家長才會考慮留學回報率的問題，學生倒是不怎麼想。”周宇在事業單位工作，年近50。幾年前，普通家庭收入的她咬緊牙關将兒子小張送出國讀書了。小張今年剛從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畢業，在經曆了殘酷的校招後，終于在今年夏天入職華為。

周宇在西南小城生活了一輩子，她曾有機會到北京上大學，但因父親阻撓，最終隻能在家門口一所大學讀了中文。這是她一生的遺憾。

自然而然，周宇對教育的期待轉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小張從來沒有叛逆過，也很孝順，奈何再怎麼努力，學習成績隻能跻身中流，最終隻考上了省城三本大學的英語專業。

深知專業“雞肋”，小張入學不到一年，一家人就産生了緊張感。“如果再不有所行動，那他将來想進普通事業單位都成問題。”不得已之下，他們看上了本科學校的出國項目，兩年在本校讀，兩年在國外讀，兩邊都能拿上學位，是留學中的高性價比之選。

周宇的丈夫在當地的銀行系統工作，曾因炒股虧了幾十萬。戲劇性的是，小張大二那年，又靠長期持有的白馬股躺赢了一筆。如果不是股市的這筆熱錢，送小張出去就得賣一套房子了。

留學前，周宇跟小張說得很明白：“送你出國一趟，以後給你出首付和彩禮的錢就沒了。”

“我從來沒有把送他出去的錢和投資成本挂鈎，也對能不能收回成本的論調有些鄙夷。”周宇說。

而全球疫情暴發中斷了小張繼續讀研的計劃，他果斷回國。“挺好的，（出國）長了很多見識，感覺身邊的人都挺優秀的。”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小張正在東莞參加華為的入職培訓，擺在他面前的是更激烈的成人社會競争。

“看看以前本科的同學們，大部分就業情況都不好。”思及此，小張覺得，無論當初花了多少錢，這一趟值了，不然就是無路可走。

對于“身不由己”，陳小可也深有體會，她的本科同學，很多都是抱着“轉專業到臨床”的想法，隻有這樣，才可以扭轉人生的路徑去當醫生，若不成，隻能到社區衛生所、衛健委等單位就業，“不是說這樣的單位不好，而是說就業選擇面實在太窄了”。

陳小可說，公共衛生專業從學制、培養方案上來說和醫學生沒什麼不同，很多同學入學後沒有做好思想準備，輪到解剖試驗時就磨磨唧唧不敢上台。因為無法轉專業，很多同學的人生軌迹就此改變，這才是實打實的“身不由己”。

和他們相比，陳小可身上的“對抗性”并不強烈。

“我沒有什麼複雜的想法，隻是覺得有學上，然後畢業後有工作就可以了。”陳小可自稱是一個非常平淡的人，對人生的追求也是。她從小是“被迫型學霸”，得有人逼着才行，當年高考是人生的高光時刻。

專業也是随便選的——公共衛生。她還記得那個高考完的盛夏，她和父母坐在桌前，桌子上攤開着擇校指導書，他們先按照分數鎖定了能上哪些較好的大學，又在那些大學裡挑挑揀揀，最後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這也和大多數高考生的擇校邏輯一樣：大學的排名優于專業。

“當時我爸說沒關系，進去了還能再轉專業。沒成想，我們那屆剛好碰上改革，轉不了了。”上了學後，眼看着轉專業無望，陳小可索性過了兩年快樂日子，不是跟舍友出去逛街就是去旅遊，直到大三的某一天才突然回過神來，大學生活已經過了一大半了，而她對未來依舊迷茫。

“既然不知道想幹什麼，那就出國鍍個金吧。”陳小可對這個專業說不上喜歡，但也不讨厭，為了圖省事兒，就繼續申請同專業的碩士，至于為什麼沒有去英美高校，原因還是為了省事，澳洲的語言要求并不高。

“澳洲本來就處于留學鄙視鍊底端，說白了，大家都是來拿學位的”。“當地也很歡迎我們這種國際生，既可以提高學校的國際化指标，又可以擴充當地财政。”據陳小可觀察，其實周圍人，包括自己，對于留學這件事想得很明白。

劉悠樓想起一位學妹，當初為了上曼切斯特大學，在專業上做了妥協，最終去到“東亞文化”專業。這個專業非常雞肋，班上也隻有她一張東方面孔。因為涉及很多生僻單詞，書念得非常痛苦，也不好就業。一開始是抱着提升自己的想法，但回國後，她發現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劉悠樓說，錯誤的決定會讓自己在多年後追悔莫及，但年輕的留學生們并不知道将為這個決定付出多少代價。

不過，在Ding Ding看來，專業或許影響并沒有那麼大，在求職的時候可以去試着尋找更加開放的行業，比如咨詢行業，其實并不看重專業，他們更願意接收個人能力突出的學子，學生也應該多磨練自己的經曆，在簡曆上多幾筆加分項。

慶幸

“大家可喜歡看那種留學花了160萬，回來月工資4500的故事了。”1995年出生陳傑森說，而他一般會與說這種話的人劃清界限。他本科在一所三本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就讀，後來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讀了信息科學的碩士。

這份留學經曆讓他離開浙江老家在上海落了戶。陳傑森覺得目前的生活“還挺舒服的”，之所以這麼順利，也是因為目标明确，選擇對了專業，在日後為自己省去太多時間成本。

2019年夏天，華為專門在匹茲堡辦了招聘會。陳傑森記得，當時會場人擠人，和國内招聘會沒兩樣，還能看到不少印度裔面孔。他的面試體驗不是很好。“感覺面試官好像就是先刷一遍你的簡曆，然後再根據你學校排名給你劃一個薪資的檔次，僅此而已”。

受第一印象驅使，陳傑森與華為擦肩而過。之後又在國内獵頭的推薦下拿到上海某“大廠”的offer，這份工作對标華為，年薪30多萬。

想想當時的本科同學，陳傑森就會産生一種無比慶幸的情緒——他們的工作實在是太普通了，“有在老家的移動公司上班的，也有考公務員的，單位的級别都不是很高”。看着他們，陳傑森會想，如果自己當時沒有去美國念書，自己又會身在何處？

從法國讀博回來的陳卓時常想起父母勸他的話，出去玩幾年挺好的，我們也不需要你養老。陳卓有時會想，自己之所以在26歲還敢選擇出國留學，這種安全感也許是來自父母的兜底。與那些畢業後還要還助學貸款的國外同學相比，中國孩子真是太幸福了。

“畢竟，大多數中國父母又出留學的錢又給買房的，全世界哪裡還有這麼好的父母呢。”陳卓感慨道。

應采訪對象要求，馬文婧、陳傑森、陳小可、周宇、小張、劉悠樓為化名。

本文源自國際金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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