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展雄

明代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西安有戶農民修建宅院，在開挖地基的時候，挖出了一塊石碑。農民擦拭碑上的灰土，發現碑文是歪歪扭扭的、像是蝌蚪的文字。附近有家寺廟金勝寺，農民相信這塊碑肯定跟神佛有關，便交給寺廟和尚。

然而，和尚也認不出石碑上寫了些什麼。事情傳開後，當地舉人張庚虞來到金勝寺探個究竟。舉人驚訝地發現，碑文所載的内容，跟基督教思想頗為類似，上面還刻了一個十字架。

明末，天主教耶稣會士來華活動，傳播福音，徐光啟等少數士大夫皈依入教。恰好張庚虞也是個信徒，他連忙印制一份拓片，寄送給教會高層人士，最終确認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成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方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踏過千山萬水，抵達中華，在長安生根發芽。信徒們尊奉耶稣的名諱，用叙利亞語念着禮拜、禱告。入華的景教徒擁有先進技術，職業為醫生、商人、工匠。

就像今天的高素質國際人才一窩蜂往美國移民，貞觀至天寶年間的國際人才一窩蜂往大唐移民。西方世界帶來了信仰，也帶來了科學，他們向唐朝人介紹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誕生于軸心時代的東西方文明，曆經千山萬水終于相會，萬國衣冠拜冕琉，人類群星閃耀時。

另一邊，技術文明由東向西，從相反的方向推進。阿拉伯引入中國的造紙術，有力推進了學術界的百年翻譯運動。古希臘的典籍保存在巴格達、開羅的圖書館，然後緩慢回流到歐洲。拉丁基督教文明，度過漫長的中世紀後，迎來文藝複興的黎明。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公元428年叙利亞學者聶斯托裡，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論，遭到拜占庭帝國的驅逐。波斯人主要信奉拜火教，部分人信奉摩尼教，即唐宋時期進入中原的白蓮教。

薩珊國王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外交政策，收容聶斯托裡派信徒。波斯的薩珊王朝與東正教的拜占庭争雄數百年，勢均力敵，得到新技術輸入後，勝利的天平開始傾斜。

聶斯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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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斯托裡派來自羅馬帝國，具有玻璃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建築業等多個優勢項目，給亞洲帶來了高新技術。新移民來到波斯首都塞琉西亞-泰西封，修造公共廣場、道路、高架水渠，總之羅馬有什麼，薩珊一樣能造。今天考古發現，公元6世紀末，國都皇家宮殿建築存在風格變化，有了希臘式拱門和半露壁柱，明顯不同于波斯傳統。

原本亞洲人的軍事短闆為步兵，現在獲得改造提升，波斯軍方還一度組建叙利亞人的雇傭軍部隊。薩珊實力猛漲，國君庫思老二世開疆拓土，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甚至短期占領過耶路撒冷。

景教以波斯為基地，遠赴他鄉，向外傳播。他們在陸地穿過沙漠，水路穿過紅海，向南進入阿拉伯半島。由于聶斯托裡派去除了基督教的希臘、羅馬成分，獲得亞洲民族的認同。

他們跟随絲綢之路的商隊，向東來到内陸亞洲。部分草原部落接受信仰，認定巴勒斯坦的木匠為世間真神。現代考古學者在撒馬爾罕平原，挖掘到叙利亞文銘器與石刻十字架。

絲綢之路分為兩支。走南路的翻過積雪高山，深入印度腹地，他們默默無聞，直到近代英國殖民者進入，才發現南亞居然還存在基督教。另一路景教人馬繼續向東，繞過東亞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進入狹窄的河西走廊，公元635年來到了大唐首都長安。

數年前，玄奘大師離開中國、前往天竺取經，在綠洲歇息的時候，或許有一支聶斯托裡派傳教團跟唐僧擦肩而過。中世紀是一個奇幻的時代，遠東印度有着基督徒定居點，而西羅馬帝國流傳摩尼的教義，天主教體系奠基者之一聖奧古斯丁早年曾是摩尼教徒。世界宗教地圖五彩斑斓，還沒哪個教派能完成大一統。

長安城送走了玄奘，又迎來了耶稣的使者。波斯景教徒阿羅本成為入華的第一個傳教士，比利瑪窦、湯若望早了800多年。根據中文資料，宰相房玄齡親自前往西郊迎接，唐太宗在宮廷設宴款待使團，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欽賜義甯坊土地，造寺廟一所。

盡管唐朝非常包容，可畢竟景教對于中國人還很陌生，李世民不大可能因為單純的宗教寬容，隆重接待這群外賓。更合理的推測是，一方面，唐朝跟西方大國波斯示好，保障貿易暢通；另一方面，聶斯托裡派在波斯地位較高，所以阿羅本的本職極可能是外交官，帶有政治任務。

此時薩珊庫思老二世已經死去，他晚年昏聩，王儲卡瓦德發動宮廷政變，謀殺父王，登基為帝。卡瓦德二世延續對基督徒的保護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上台依靠多個基督教富商、大鄉紳。國王鼓勵對外交流，派阿羅本前往東方，跟新生的大唐王朝接觸。波斯再往後發展，景教或許大有前途，可惜薩珊王朝盛極而衰，阿羅本入華後的第二年，波斯在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中敗北，阿拉伯軍隊獲勝。

阿拉伯滅波斯，對于波斯人而言，是亡國亡天下；對于聶斯托裡派而言，隻不過換了個主人，而且他們有專業技能，受到新政府的留用。基督徒曾經為薩珊王室效勞，現在為阿拔斯王室效勞。

阿拉伯的百年翻譯運動其實最早由基督徒發起，他們把叙利亞語的古希臘羅馬典籍，翻譯成阿拉伯語。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柏拉圖的《理想國》、蓋倫與希波克拉底的醫書藥典，轉換吸收為亞洲的智慧結晶。衆譯者中最有名的、外号“翻譯之王”的巴格達國家圖書館館長，原是景教醫生，後來投靠哈裡發，改名為具有阿拉伯風格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幾百年後，天主教世界又将這些阿拉伯文本轉譯成拉丁文，把歐洲的知識重新拿回來。

翻譯、謄抄、錄入，大規模的文本處理需要更好的紙張。莎草紙太脆弱，羊皮紙又昂貴。西亞商人從中國帶來了新的紙制品，原材料為碎布，價格便宜，制造工藝簡單。大唐的造紙術，無意間促進了阿拉伯的文明發展，為其助了一臂之力。

盡管聶斯托裡派為阿拉伯帝國服務，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但仍然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部分有識之士居安思危，尋找新的安身之處。他們想到了遙遠的東方，那裡有個繁榮開明的國度，那裡生産便宜耐用的紙張、精美的瓷器金銀器，那裡人口繁衍衆多，或許有潛在的福音皈依者。而且阿羅本已經探過路，受到了熱情接待。于是傳教士們踏上路途，奔赴遙遠的中華帝國。

安史之亂爆發前，長安是世界性大城市，九天阊阖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琉。景教徒到了中國，使出看家本領——煉鐵、蓋房、經商，謀生定居下來。他們尤其擅長醫學，能做開腦顱的手術，“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通過絲路，叙利亞商人購入異域的珍稀藥材，譬如底也迦（即罂粟，古代通常用作止痛藥）等等。

唐玄宗的兒子甯王李憲患有多年痼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治好了病，皇帝欣喜不已，特賜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魚袋。行醫也是基督教擴張的重要方法，景僧施藥、照顧病人，為鄰裡街坊服務。教會既是宗教組織，也是社會福利機構，照顧信衆的生老病死，災年施粥救荒，打造“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

唐王朝歡迎外來文明，立國之初便實行開明的對外政策。李世民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族皆依朕如父母。”朝廷對外商隻征收10%的關稅和2%的交易稅，嚴禁地方官私自加稅，突厥等邊境部落民投靠入籍者可免稅十年。

較之東羅馬、波斯、阿拉伯，景教徒在中國獲得的自由度最高，教會偶爾會碰上小風波，但總是能擺平。武則天佞佛，洛陽僧侶們招搖過市，刁難其他教派。景僧連忙集資錢财，建造“大周頌德天樞”，彰顯女皇的榮耀。根據史料描述，天樞高聳，有些像古羅馬的紀功柱。《資治通鑒》記載：“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萦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武後大悅，對景僧褒獎鼓勵。

修造天樞之舉，顯示了高超的煉鐵制造技術。唐玄宗登基後，儒家痛恨女主幹政的武則天，反攻倒算，抹除前朝遺物。“大周頌德天樞”也在銷毀之列，工匠“熔其銅鐵，曆月不盡”，東亞的金屬工藝略遜一籌，不如景教帶來的波斯、拜占庭技藝。

中國士大夫已經注意到外來文明的先進性，出于“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習慣，他們把外國技術貶低為奇技淫巧，勸君王不要浪費精力在玩物享樂上。《冊府元龜·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記載：“開元二年（714年）……會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将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唐玄宗不了解基督教的思想，而對基督徒的工藝器物很有興趣，賜予波斯僧（實為景僧）及烈華美的紫袈裟。明代傳教士利瑪窦用同樣的方式，獲得朝廷的青睐，他攜帶自鳴鐘、地球儀，讓中國人大開眼界。

天寶三年，景僧在皇宮“修功德”。根據唐史學者推測，修功德可能是唱贊美詩，演戲劇。歐洲天主教有演耶稣劇的傳教方式，文盲大衆不識字，看不懂《聖經》，教士便組織表演耶稣生平故事，讓民衆觀看。對希伯來文化一竅不通的唐朝人，看戲至少獲得了娛樂。庶民官員們在劇場上看到，基督降生、收門徒、遇害複活的劇情故事，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基督徒可不隻會這些雕蟲小技，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代、德、順、憲四朝時期，司天台（唐朝天文曆算的最高機構）由景教徒李素掌管。其父李志任唐朝的朝散大夫守廣州别駕上柱國，别駕為地方長官，職位僅次于都督。李素專長天文星曆之學，征召入京，任職于司天台，為朝廷效力共五十餘年。他把希臘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翻譯為《都利聿斯經》和《四門經》，提高了曆法的精準度。

李家源出于波斯，從名字來看，他們漢化已久。為了顯露本門信仰，李素給子女們起名都帶一個“景”字，景亮、景弘、景文，諸子中李景度擔任唐順宗的皇陵守衛者。波斯臣民入唐當官的現象并不罕見。唐高宗時期，景僧阿羅喊曾受命為拂林國(東羅馬)招慰大使，與基督教世界結好通商，因功累官至右屯衛将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

薩珊淪陷于阿拉伯後，末代王子卑路斯二世帶着流亡小朝廷，尋求庇護，朝廷封了他一個官職，還把波斯遺民和滞留不歸的西域使臣編入軍隊，宿衛京師。來自波斯的景教徒，很快融入唐朝社會。波斯有什麼，長安就有什麼，胡餅、胡服、胡樂、胡床，一切應有盡有，胡人早就把大唐國都當成第二故鄉了。

“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胡人女子曼妙的身姿吸引了李白和唐玄宗。坊間箜篌、琵琶、笙、笛、箫的樂聲萦繞，漢家女子熟練彈唱西域樂器，“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漢家男兒喜愛“擊鞠”等外來運動，李隆基在當上皇帝之前，與幾位皇子組隊，迎戰吐蕃馬球隊，大顯身手。

胡人居住的西市，店肆數量和繁榮程度超過了漢人居住的東市，外商以雄厚的财力，交結王公百官，安祿山就跟拜火教商團往來密切。“與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寶，計百數萬。”

伊斯蘭征服中東後，拜火教、摩尼教的勢力播遷中原，與景教并稱為唐代三夷教。情勢如同沙俄羅曼諾夫王朝覆滅，此前政見不同的俄國人，不管共和派、貴族子弟、君主立憲黨人、孟什維克，全部逃亡寓居于巴黎。聶斯托裡派驚訝地發現，老對手們居然也都在長安，摩尼、瑣羅亞斯德的信徒，再次跟基督的仆人交鋒，諸神之戰繼續，隻不過換了個角逐場地。

根據榮新江、沈睿文等學者的考證，安祿山很有可能為拜火教徒，安氏原名為“軋荦山”，是粟特語roχšan（rwxšn, rwγšn）的音譯，即波斯鬥戰神的名諱，典籍《阿維斯陀》把鬥戰神形容為“最璀璨的靈光”。後來為了符合漢人的命名習慣，才改成“祿山”。安祿山死後，史思明追谥他為“光烈皇帝”，取自拜火教“光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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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戰鬥最白熱化的階段，景僧伊斯加入郭子儀的麾下。伊斯投身行伍，從戰後的論功行賞來推斷，他功勞肯定不小，唐肅宗任命這個基督徒為朔方節度副使，官至正三品，試殿中監。

安祿山自封為光明的使者、鬥戰神在人間的化身，号令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高麗人、靺鞨人和室韋人。如果絲綢之路上的胡商倒向叛賊，切斷大唐的貿易線，那麼形勢岌岌可危。

中原本土不産鎖子甲、軍馬，很多關鍵軍需品從西域運來，大唐立國之初就調用外來軍用物資。昭陵六駿中的“什伐赤”是匹波斯馬，“什伐”是波斯語“馬”的音譯。定鼎天下的虎牢關戰役中，李世民騎着什伐赤，一馬當先擊敗王世充、窦建德。

唐肅宗剛在靈州登基稱帝，就碰到了西北胡人叛變。當地部落在安祿山的招誘下，反戈一擊，向唐肅宗的流亡政府進發。這些胡人并非穿着毛皮大衣的遊牧部落，有盔甲武裝，甲兵達五萬人。幸而郭子儀及時趕到，與回纥首領聯手解圍，擊破敵軍。

伊斯的事迹在正史裡無具體詳細記載，一句“為公爪牙，作軍耳目（即參謀與收集情報）”匆匆略過。短短幾個字下面，不知道藏有多少幕後工作。根據伊斯的以往經曆和社會背景猜測，他或許從事對外聯絡工作，與胡商維持軍售貿易關系，勸西北各部落忠于大唐。

安史之亂結束後，聶斯托裡派因平叛有功獲得朝廷嘉獎，唐德宗（李亨之孫）在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示聖眷。根據日本漢學家佐伯好郎的考證，請求皇帝立碑的景淨，是伊斯的兒子。

今天，這塊碑坐落于西安碑林，質地黑色石灰岩，高度約為十英尺，碑石四周環繞龍紋。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少數文物外，景教在中國大地幾乎沒有留下蹤影。曾經五彩缤紛的多元文化，到唐朝之後不見痕迹，這個變化歸咎于安史之亂。戰争結束後，中國社會心态趨于保守内斂，直接導緻了狹隘的排外主義。

白居易和元稹等儒士，認定天寶年間流行胡風胡俗是大動亂的征兆，曾經迷戀胡姬的李白，後來則咒罵胡人全部該死(樂府詩《胡無人，漢道昌》)。南宋的朱熹總結經驗教訓說，自南北朝以來，先王冠服掃地盡矣，到了唐代正統文化早就變異了。

安祿山麾下有大批胡族士兵，李唐王室也招募了不少忠心胡人。戰争前期扼守潼關，阻擋叛軍的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唐軍第二号大将，功績僅次于郭子儀的李光弼是契丹人；殲滅叛軍餘孽，完成清繳收尾工作的仆固懷恩是鐵勒仆固部人。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的模式，酷似近代英國征服南亞，英軍以夷制夷，雇用一部分印度人，攻打另一部分印度人。

朝廷收複長安後，為了抹去安祿山的痕迹，将城樓安化門改為達禮門，安上門改為先天門，市内坊名有“安”者悉改掉。邊疆安西都護府、安西節度使也被改稱“鎮西”。對胡人文化的警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帶兵對抗安祿山的忠唐胡人，紛紛諱言自己的出身。唐軍一員勇将、粟特族的安重璋上書天子，懇請換一個姓，以防被人誤會跟安祿山有瓜葛。朝廷賜了他國姓李氏，幾年後又将其籍貫從涼州遷到京兆府長安縣。定居唐朝的胡商，紛紛塗改自己的出身，冒認中原的門閥郡望，與胡人劃清界限。

士大夫們強調華夷之辯，把胡人的風俗、精神思想一并清除。韓愈以“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的理由，展開捍衛孔孟之道的神聖戰争。他斥責佛法入家則家破，入國則國亡。

儒家極端人士，連佛教都不能容忍，更何況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到了會昌年間（842—846年），儒家保守主義取得最大的勝利。朝廷發起滅佛運動，勒令和尚、尼姑還俗，抄收寺廟的莊園田産。

景教被當作是外來文化，同樣遭到打擊，灰飛煙滅，隻剩《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保存下來，經曆戰亂和歲月變遷，遺棄在地底下。時光荏苒，經過842年的時間流逝，石碑在明朝天啟年間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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