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商鞅初次變法之時，施行“什伍制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但是因為當時的戶籍制度還不夠完善，官僚機構也不夠健全，所以地方的戶籍管理，仍舊停留在鄉、邑、聚的劃分上，帶有濃厚的氏族宗法色彩。

幸運的是，在商鞅首次變法之後，秦國初步執行耕戰政策，農業及經濟的迅猛發展，為秦國帶來充裕的稅賦，也為政府帶來更多的預算經費，正是得益于此，秦國可以實施更完善的政策。

秦孝公與商鞅劇照

為了進一步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商鞅進一步開始整頓地方行政，推動郡縣制。

《史記·商君列傳》雲：“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早在商鞅改革之前，秦國就已經在施行“縣”這一行政組織，但隻是針對某些地區施行。秦孝公執政時，商鞅為了讓君權更加集中，着手推廣縣制，将鄉、邑、聚等組織加以合并，并且在縣中設置不同于封建“世卿世祿制”的縣令和縣丞，這些官員所食的都是定額俸祿，負責管理全縣之事務。

如此一來，鄉、邑、聚加以合并之後，在管理權方面整齊劃一，政策設施的管理和維護才得以與人口和資源相輔相成，發揮最大的效益，彼此互取所需、資源互補，社會的發展和官僚制度也就越來越健全。

商鞅劇照

春秋時期，秦國國土廣闊，但是人力不足，土地無法獲得完全的開發，造成“人不稱土”的現象。我們都知道，農業人口影響一個國家的貧富，為了确保農業人口的數量，商鞅施行“廢井田，開阡陌”，使百姓能夠購置土地，還可以随意耕種自己的土地。

秦國政府積極獎勵和扶持農業發展，取消了貴族分封采邑，禁止土地被把持在少數貴族手中。正因如此，秦國的農業産量進一步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逐步減少了秦國的貧富差距。

商鞅這項政策，廢除了田埂，重新整頓土地：擴大了每人可以耕種的面積，以提升農業産量。如此改善民生經濟的另一個作用，就是進一步收攏了民心，使得人民“歸心于農”。

除了農業方面的改革之外，商鞅還着手制定了一系列的賦稅。早在秦簡公時期，秦國就推行過“初租禾”，然而，春秋以後，井田制度逐漸瓦解，田地由國有逐步私有化，工商業崛起，社會開始出現富商大賈剝削農民。這樣的情況使得百姓沒有立錐之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秦孝公劇照

試想，如果此時秦國仍舊施行“初租禾”，那麼就會造成國家在稅收方面不利的局面。為了壓制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使得農業得以持續發展，在秦孝公時期，商鞅進一步推行征收“人口稅”。

商鞅将全國人口納入管控，使土地不再被地主所把持，抑制工商業從業者逃稅漏稅，使得農業和人口成為政府兩大主要稅收來源。不僅如此，商鞅再下令推行統一的度量衡：“平鬥桶權衡丈尺”，使稅收和行政便于管理。

商鞅采取重農抑商的措施，鼓勵人民堅守本職，限制百姓追逐眼前的蠅頭小利。至秦朝末期，這政策仍舊持續推行。

為了增進農業生産，政府還鼓勵養殖耕牛，推行一年四次的耕牛評比競賽。由此可見，這種競賽會極大地提高秦國的農業生産總量。

平原君趙勝劇照

趙國的平原君曾對趙孝成王說：“秦以牛田，水通糧……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由此可見，趙國無法與秦國抗衡的原因，在于秦國推廣牛耕，深耕細作，擴大了秦國的耕地面積，秦國因而富強。

另一方面，商鞅變法之後成效頗豐，遂開始展開對外戰争。商鞅戰功赫赫，他率軍收服河西地對秦國來說，是最為重要的。秦國對河西地加以開發，并運用其良好的地理優勢進攻中原，實力逐漸壯大。

秦惠文王時期，東方六國合縱抗秦，為了暫避其鋒芒，秦君采納司馬錯的建議，先行吞并了巴蜀，而後再攻陷楚國漢中等地，設漢中郡加以整頓經營。

我們都知道，巴蜀土地豐饒，然而岷江水勢湍急，時常給肥沃的土地帶來水澇，秦昭王于是派出李冰前往治理。李冰興修都江堰，将岷江之水加以疏導和分流，一來改善了農業蓄水灌溉，二來帶動了水利運輸。巴蜀之地、成都平原遂成為天府之國。

秦國以巴蜀作為據點，不斷對楚國發動戰争，向東推進至江漢地區，虎視中原。更加難得的是，秦國對于新征服的土地還能夠視其風俗立法，因地制宜。

商鞅劇照

為了殲滅實力雄厚的楚國，秦國步步為營，最後派遣李信率軍讨伐楚國，李信卻因為低估楚國軍力而失敗，秦王再度派遣王翦前往應戰，最終王翦傾全國六十萬大軍擊破楚國。

累累碩果，皆應歸功于商鞅之變法，以及秦國曆代統治者的努力經營。自此，秦國一躍成為戰國最富庶的國家，就像文獻中記載的那樣——秦國“積粟如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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