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位于上海武定路1133号的中國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館終于出現轉機，迎來了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曙光。

　　雖然一個月以來連續地在全國各地奔波，十分疲憊，但博物館的創辦人劉達臨的心情非常不錯。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越來越光明了，雖然困難還沒有完全過去。”

　　兩年多來一直苦苦掙紮，兩個月前又瀕臨關門的性文化博物館何以在短時間内逢兇化吉，轉危為安呢？

　　風雨飄搖的10月，博物館發出SOS

　　去年10月8日至11月20日，劉達臨在台灣講學，而這時，恰是上海的博物館最困難的時候，劉達臨稱其為“風雨飄搖”。

　　自從去年4月26日撤出南京路以來，博物館每月“入不敷出”的境況依然如故，對此，劉達臨是有思想準備的。博物館新遷，觀衆不可能一下子就來很多，經濟上的支持、合作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他想再要堅持一陣子，但他的稿費收入隻夠他堅持半年。到10月份時，眼看着已經付不起每月5萬元的房租了。房東隔三差五地上門催交租金，并幾次說要把館給封了。情急之下，博物館的總經理、醫學博士胡宏霞女士通過媒體向社會呼籲：性文化博物館瀕臨關門，誰來拉它一把？

　　媒體對此報道之後，有20多家企業和個人與博物館聯系合作，一個月之内，博物館迎來了柳暗花明。

　　11月份，性文化博物館實現了單月收支平衡，這是自1999年以來的20多個月的頭一回。其中原因，除了觀衆人數有所上升以外，房租減少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回想起性文化博物館在上海南京路的風風雨雨，回想起黯然離開南京路的情景，劉達臨有太多的感慨，他這個博物館竟然引發了那麼多激烈的觀念沖撞。

　　劉達臨對記者說，博物館退出南京路，主要緣自觀念上的種種阻礙，特别是來自于管理部門的觀念阻礙。

　　阻礙之一：南京路上不能出現“性”字

　　博物館雖然在南京路上，出口卻在一條小胡同裡，而且沒有門牌号，距南京路隻有十米，可觀衆很難找到。本來問題很好解決，在路口挂一個小的指路牌就可以了。可是南京路步行街管理辦公室說什麼都不讓挂，說“性”字不能出現在南京路上。對方的依據是國家工商局于1996年下發的一個關于“性産品不能做廣告”的通知。劉達臨據理力争，說第一這不是廣告，而是指路牌，第二這不是性産品，而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産。可結果是徒勞。對博物館來說，這是緻命的，等于把觀衆的來源給扼殺了。

　　阻礙之二：“廣告”反着挂，南京路上一大奇觀

　　性文化博物館是在一座百貨大樓的八樓。沒有招牌，物業管理處統一在一樓出口處為各個樓層的不同單位設立指示标牌，八樓的指示牌就是“中國性文化博物館”。這牌子剛出來，南京路步行街管理辦公室就來了，說“性文化”不能做廣告。于是，劉達臨變通一下改為“生殖文化”，挂了幾天，管理辦公室還是勒令将其摘下。博物館無奈，隻好将牌子翻過去倒挂，過往行人仍可以從背面隐隐看到幾個字，多少起到一點指示牌的作用。此事後來被報紙報道為南京路上一大奇觀。

　　阻礙之三：申請旅遊定點單位，審批者不敢簽字

　　南京路開館以後，由于觀衆不多，劉達臨想到了與旅行社合作。幾家旅行社的人來看了之後都覺得好，但提出要想将其安排進旅遊線路進行正規操作，博物館必須要有一塊“旅遊定點單位”的銅牌，這塊銅牌是需要旅遊部門批準的。

　　于是，劉達臨寫了申請交到市裡批。市旅遊委第一次派了一個科長來，邊看邊誇：太好了！太好了！這個展覽意義太大了。可回去以後，沒有下文了。幾經催促，過了一段時間，又來了一個處長，又是全盤肯定一番之後沒有了下文。後來劉達臨通過側面了解到，一個管審批的副主任，要他簽字時，他不敢簽。

　　阻礙之四：中級職稱以上才能看

　　南京路的展館裡還有一個小展室，一些比較暴露的春宮畫等展品被單獨放進這裡展覽。門口還挂了一個牌子，上寫：中級以上職稱者方準入内參觀。劉達臨說，這是管理部門的要求。

　　在中國，性禁锢的大門已被打開了，但隻開了一半

　　對于中國人的性觀念現狀，劉達臨認為，從社會來說，性禁锢的大門已經被打開了，但隻開了一半；從老百姓來說，性觀念新舊交雜，對于年紀大一點的人來說，甚至對一些中年人來說，保守的性觀念還存在。對年輕人來說，一代比一代要開放，而且開放的差距很大很大。這樣開放得太快以後，就需要控制、引導。

　　“我希望這個展覽能從一個方面使人們了解曆史、了解社會、了解性，能夠看到性首先是非常自然的，五千年來，老祖宗就是這樣的，不要有神秘感。通過展覽讓人們看到中國豐富悠久的文化，能鑒古治今。”

　　劉達臨辦這個博物館是希望能轉變人們的性觀念，但這個館能否生存下去，也有賴某些人轉變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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