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孔雀》裡，十多歲的弟弟替姐姐去書店買書，“粉紅色的、兩毛五分錢一本”的書。弟弟照做了，他得到了一本《婚前性知識指導手冊》以及書店售貨員狠狠的一瞪。

　　這是發生在1970年代的故事。國營書店可以出售性書，但購買者必須遭到道德譴責。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這件小事充分體現了中國人在性問題上的被壓抑和罪惡感。

　　30多年後的今天，在性方面，這個社會從表面上看上去仍然非常嚴肅和正經。從小學到大學，中國人基本上是在一個沒有性教育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惟一的正規性教育大概是高中生理衛生課本中一個對性器官進行術語解釋和解剖圖示的章節——而且通常這一章老師是不會講的。

　　但這并不是全部。在表面的波瀾不驚底下，一場看不見的性解放已經驚心動魄地上演了。

　　個體化的休·海夫納

　　幾年前，還在讀大學的A為了得到性啟蒙費盡心機。最後，他在圖書館裡找到英文版的《海蒂性學報告》全文，非常耐心地看完了。現在通過網絡交友，他認識了無數女孩，也和無數個女孩發生了性關系。他有自己的性價值觀，認為性純粹是一種給人帶來快感的東西，就像一個成人遊戲。他在網絡上開了自己的博客，向别人介紹《海蒂性學報告》以及其他各種性知識和性經驗，并在那上面張貼日本色情雜志的女郎圖片。著名媒體人士洪晃說：社會原來非常道貌岸然，其實黃色的東西一直都在我們自己心裡，現在網上堆積的東西就代表了我們在性方面的取向和需求。網絡釋放了性方面的話語權，提出了一個覆蓋面更大、速度更快的平台來供大家談論性話題。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性解放的浪潮是由印刷媒體所掀起的。智商高達152的休·海夫納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籌集8000美金創辦了著名的色情雜志《花花公子》。1953年，瑪麗蓮·夢露登上了第一期的雜志封面。在照片中，她赤身裸體躺在紅色床單上，挑逗地看着攝像機，嘴唇微翕，眼睛半閉。這張照片花去海夫納500美金，但馬上為他赢來3萬名讀者。

　　不過美國性解放的速度和範圍仍然比較有限。即使在鼎盛時期，《花花公子》的讀者也不過9萬人。當時，要融入性解放的大潮，必須具備幾個條件：首先，你要通過一定渠道知道存在《花花公子》、《陽光與健康》這一類色情刊物；其次，你要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這些雜志(特别在剛開始時，隻有極少數報亭敢于出售)；第三，你要有錢來買這些昂貴的雜志。即使這樣，你還沒能真正抱到一個姑娘。

　　至于參加換妻俱樂部這樣的組織活動，代價更為昂貴，因而主要集中在美國的中上階層。

　　而現在，性解放的代價似乎更小，範圍更廣。網絡是一個加速器，這種傳播工具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變中國人的性觀念。在中國的1億網民中，無數像A這樣的人成為中國的休·海夫納。

　　性自由選擇：從0到100%

　　網絡大大降低了性行為的成本，某些網站的同城約會欄目已經變成著名的一夜情聚點。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方剛在去年進行了一項中國多性伴侶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目前在中國，除配偶之外有超過10個性夥伴的人占到0.7%。而去年年底，杜蕾斯公布了另外一個數字——中國人均性伴侶人數為19.3人。一組組數據，就像當初美國的《金賽報告》一樣，把社會道貌岸然的外衣沖擊得千瘡百孔。

　　對個人的自由和性需求的滿足來說，選擇性的增加是一件好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銀河說。她認為，在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占絕對主流的時候，個人選擇性為零；在解放後，婦女開始參加工作，各種婚介所和平面媒體興起的時代，選擇性也許到了10%；而在互聯網時代，這種選擇性也許能夠達到100%。

　　100%代表什麼呢？所有傳奇和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會随之而來。一個不懂英文的打工妹可以在網上遇到一位異國的總統候選人，然後閃電般結婚。今年，37歲的河南女子吳木蘭變成了互聯網時代的灰姑娘，她與波蘭總統候選人蒂明斯基通過網戀喜結連理。即使吳木蘭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結過一次婚，還有一個女兒，她依靠翻譯器進行網絡聊天，但這些并不妨礙她成為總統夫人。

　　女性在愛情、婚姻和性面前的自主性正在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加。半個社會的意識在改變啊！不得了，半邊天啊！洪晃感歎。在方剛選取的樣本中，性夥伴人數最多的女性有400多個性夥伴，而男性最多也就達到100個。

　　在文革時期，一個女人被懷疑紅杏出牆，就會被抓起來，在脖子上挂滿破鞋遊街。中國在性問題上曾經是一個認識單一至極的國家：結了婚就盡量避免離婚，絕對不能有婚外戀">婚外戀之類的行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如果你敢搞婚外戀，單位就會給你非常嚴厲的處分，離婚比登天還難。

　　性是個人取向還是社會統一要求？洪晃反問，在任何社會的任何階段，完全不同的性道德應該能夠和諧共處。

　　李銀河把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稱為性革命的階段。她認為有兩個因素導緻了這一場性革命。首先，城市化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鄉村的生活是一種熟人社會，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矩和行為方式。而城市使得人的匿名性增加，這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其次，随着個體戶和外資企業的進入，單位不再管個人的私事，個人能确保自己的獨立性。

　　而互聯網使得陌生人社會的圈子變得更為寬廣，個人的身份更加不受束縛。李銀河認為，互聯網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性伴侶的增加，和性伴質量的提高。

　　可能的交配機會多了，可能的性夥伴多了，這是壞事嗎？洪晃這樣說，不是變化可怕，而是速度太可怕。

　　主流社會的暴力和沉默

　　在1980年代初，如果有人膽敢在大陸販賣香港的色情雜志，他會被抓起來判刑。而現在網絡使所有最為隐秘的東西變得根本無法隐藏。你在那裡能夠找到比當年《花花公子》上的照片更過火的色情圖片，并且能夠找到性方面的所有知識。

　　在1980年代初，有4對夫婦因為進行換偶活動，為首的被槍斃，一人被判無期徒刑，一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現在，李銀河說，3人以上的性PARTY、換妻俱樂部已經非常普遍。

　　人們的性活動正在以加速度偏離傳統道德，但主流社會似乎對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應冷漠。

　　在中國，有三方面的法律條款現在處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李銀河說。她指的是《刑法》中關于淫穢品、賣淫和聚衆淫亂的條款，這些法律已經有名無實。

　　比如關于淫穢品問題，最近政府處理了一批人，這些人通過鍊接國外色情網站，賺取會員費。但是不赢利的色情網站更多。法律實際上處于法不責衆的狀态。而且，即便懲戒了1億網民，另外看色情VCD、DVD的可能還有10億人，怎麼懲罰？

　　李銀河在今年的政協上建議取消《刑法》中關于淫穢品、賣淫和聚衆淫亂的條款，并沒有得到任何反應。但是，在舊的行為方式和道德觀念下建立的法律必須進行改變。網絡在這方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新技術帶來了新的社會變遷，而相關的法律和教育亟待跟上。

　　平面媒體還是可控的，而互聯網是根本就不能控制。李銀河說，互聯網創造了一個新的性信息傳播的環境。我們需要性教育，而且可能僅有性教育還不夠。人們上網是一種消費和享受，而且孩子們在青春期有了生理沖動以後，壓是壓不住的。

　　根據某職業學校調查，該校90%的學生已經有過初夜行為。中學生流産已經不算是新聞。

　　B從15歲開始有性生活，第一個性夥伴不是自己的男友，到今年她20歲了，已經有了八九個性夥伴，其中包括一名雙性戀。她不介意對方是否使用安全套，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安全套僅僅被作為避孕套來使用。

　　增加性夥伴，特别是增加一個陌生人，性病傳播的概率會上升。李銀河說。這是惟一讓李銀河覺得需要擔心的東西。

　　在方剛的調查中，有一位被訪對象承認艾滋病離我并不遠。中國需要大規模的性安全教育，尤其是安全套教育。

　　但是，面對新技術帶來的這些挑戰，主流社會沉默了，或者采取了簡單暴力的手段。最近，重慶師範大學規定，如果發現學生有一夜情或者做二奶的行為，就會被校方開除。但是這條規定怎麼執行？學校用什麼方法窺探學生的這種隐私問題？

　　沒有主流社會積極正确的參與，性解放有更多東西值得我們擔心。著名的《金賽性學報告》作者、美國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說：性活動不但影響其行為主體，可能更影響他人，或對作為整體的社會組織産生危害。

　　今天，一位在傳統教育背景下長大的妻子，某一天忽然發現自己的丈夫在和其他女人進行視頻做愛，她會怎麼反應呢？所有她曾經接受的性觀念，可能需要徹底推倒重建；又或許她會在兩種性道德之間茫然不知所措。作為社會最基本元素的家庭，在這種混亂飛速的變化中，會受到最直接的沖擊。

　　根據社會學理論，在社會處于劇烈變遷的時候，人們容易失範和恐慌，不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中國人現在處于失重的狀态，不知道應該追求什麼。洪晃說，反正我是暈菜，徹底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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