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網絡調查顯示，有17。1%的受訪者認為，2008年是“大學生作為普通勞動者就業元年”。面對這一身份轉變，抱有“精英心态”的大學生自然會有心理落差。

　　調整心理預期，轉變就業觀念

　　2009年，上海高校畢業生高達15。8萬人，加上外省份來上海尋找工作的畢業生，上海就業競争異常激烈，目前招聘崗位數同比減少了20%左右。

　　對此，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張民選表示，一方面上海會努力擴展就業崗位，一方面畢業生也要調整好心态。他強調說：對于零就業家庭，隻要學生不挑不揀，保證每個人都能順利找到工作。

　　隻要“不挑不揀”就可以就業的崗位，這對大學生有多大吸引力

　　上海市政協委員施有毅是上海雲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最近，他的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附近新開了一家商務酒店。酒店前台需要3名會日語的接待員，月薪3000元以上。酒店通過各種渠道發布招聘信息，不過“就是招不到人”。前來面試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或者嫌“工作過于簡單”，或者抱怨薪酬不理想。有兩人來見習了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跑了。

　　趙曉琴(化名)剛結束上海一個單位的面試，回到浙江蕭山的家中。迄今，這位在廣東上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已經接觸過六七家用人單位，投出的簡曆“不計其數”。她希望“能等到好消息”。

　　她父母上世紀90年代下崗後，幾經輾轉，最後在蕭山當地開了一家鞋店，這是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不過，讀新聞的趙曉琴對父母的鞋店興趣不大。在她看來，父母當時下崗、開店，隻要能賺錢、謀生就可以了，而她就業要考慮别的因素，比如社會地位、個人興趣等。她說自己是個有些理想化的人，“不想僅把職業當成賺錢的工作”。

　　這位女大學生希望能在媒體工作，“雖然收入不一定高，但總是個白領吧!”“白領”在趙曉琴心目中的“職業排序”中，在“社會中層以上”，“至少比簡單的體力活要好一點”。

　　“讀大學了，雖然沒有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但多少有些‘社會精英’的感覺。”她說，四年大學，花費不菲，她覺得自己在知識上應該是個“人才”，但她說，“進大學時，絕對沒想到就業會這麼難!”

　　趙曉琴有一位室友，這名女生在人山人海的招聘會場排隊4個小時，終于見到了用人單位。她遞上汗涔涔的簡曆，對方隻看了3秒鐘就放在了一邊。

　　有關專家指出，大學生就業難，在一定程度上同擇業理念有關，他們大多向往大城市、大機關，而忽視基層的工作崗位。

　　“擇業理念”已經成為當下的一個流行詞。在日前閉幕的上海“兩會”上，“大學生就業觀念”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一個話題。季寶紅代表說：“大學生畢業後為什麼一定要坐辦公室，而不能做一線工人呢?有這麼多辦公室崗位嗎?要改變自己的就業觀念，不要總想着外資企業，也可以考慮考慮民營小企業，要拓展自己的就業思維和思路。”

　　一些政協委員建議年輕人“要懷着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态去參與就業競争，否則政府推出再多的就業崗位也難以緩解就業壓力”。

　　“大學生就業難，是一種結構性困難，許多服務業、制造業的崗位需要大量人手，而大學生就業預期比較高，總覺得自己該做‘白領’而忽視普通就業崗位，這當然不現實。”施有毅認為，大學生沒有必要因自己是“普通勞動者”而妄自菲薄。

　　轉變成才觀念，從基層崗位做起

　　“現在的大學畢業生一定要調整就業心态。”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黨委書記武克敏說，大學生欲成為“社會精英”，首先要找到勞動的崗位。在“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座右銘下，“欲掃天下”，先得從基層的“掃一屋”開始。

　　在人才市場上，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勞動者，同時也是優質的人力資源。

　　上海電氣液壓氣動有限公司的工人李斌僅畢業于一所技校，從一線基層鑽研、實幹多年成長為全國著名的“知識型專家”，如今被大學聘為教授，登上“象牙塔”的講台。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早年于華仁書院預科畢業後，找的第一份工作是輝瑞制藥公司推銷員。鳳凰衛視主持人闾丘露薇寫在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最近在大學生中頗為流行。這位著名的新聞記者在博客中說：“我們這些不在乎鐵飯碗和名聲好不好聽的人，倒是機會不少，反正就是要一份工作，有工資，能夠學到東西。大學一畢業，我去了深圳，做過國企的總經理助理，做過接線生，酒店前台服務員，之所以接受這些工作機會，是因為至少我需要有份工作自己養活自己。”

　　事實上，相對于大學生而言，需要調整擇業理念的，也包括學生家長。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許多家長扮演了子女求職“決策者”的角色。一些家長說，與其讓孩子做工人、服務行業人員，還不如先不就業;時間長了，甚至可以先申請低保———也就是說，甯肯讓孩子在家“啃老”。

　　針對這種現象，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呼籲說，大學畢業生要盡快自食其力，所謂“先就業、後擇業”，先能養活自己，再談理想。

　　施有毅認為，選擇普通崗位，相當于在“起跑線”上退了一點而已，隻要有才能，普通崗位照樣能培養出精英

　　高等教育如何同社會需求銜接

　　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黨委書記武克敏對大學生就業的“高期望”表示理解。他說，學生花大量學費讀大學，當然有一個成本預期，“那麼多高分學生願意來讀我們學校，首先是看中我們學校畢業生能找到好工作，期望教育投入有好的回報。”

　　因此，僅要求大學生及其家長轉變觀念是不夠的，高等教育也需要轉變觀念。教育專家熊丙奇認為，妨礙大學生一時難以認同“普通勞動者”身份的，更多的是教育的原因、社會的原因。要轉變大學生就業觀念，根本在于轉變教育觀念，使高等教育從“身份教育”“分數教育”轉變為能力教育。

　　熊丙奇說，我國高校目前還是“精英模式教育”，高等教育大衆化是短短幾年時間完成的;如此短暫的時間裡，高校方面還來不及作出相應的調整，基礎教育也沒有任何轉變。許多高校追逐提升檔次、擴大規模，并沒有多少培養“普通勞動者”的理念。

　　與此同時，這種精英教育逐漸演變為應試教育：注重各類成績的考核，而忽視對學生特長、興趣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我們的基礎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灌輸“赢在起點”的理念，将學生“劫持”到“好幼兒園—好小學—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好工作”的教育模式中。為此，學生及其家長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這種教育模式培養的大學畢業生，調整就業觀念并不是一件容易事。12下一頁尾頁

　　熊丙奇認為，輕視普通勞動者的觀念還與社會保障有關。如今，勞動者越是“普通”，他們享受的社會保障越是“低廉”。

　　“降低家庭的教育投入，改變精英教育的模式，重塑社會勞動價值觀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比呼籲大學生‘心懷普通勞動者的心态和定位’更迫切、更有意義的事。”熊丙奇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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