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金融風暴，後有情感危機。在欲望時代，愛是一種首善的能量，它挽救的是生活而非經濟;在無情城市，它是最後的精神堡壘，也是一次心靈的複健療程。

　　你是被城市逼到沒有愛情的人：街心公園被改成了ShoppingMall、越調越快的公寓電梯裡人人目不斜視、地鐵中的男女昏昏欲睡、隻隔着3cm桌子夾闆的辦公室同事非要用MSN和你說話——這個時代，節奏快到你連搭讪都來不及。

　　城裡有一種友誼的虛假繁榮。泛泛之交的名片塞滿名片夾，你知道他們的電話，卻想不起他們的樣子。每天無數面孔形成的一道外強中幹的信息流，用禮貌但空洞的對話、用徒有其表的生活、用虛幻的網絡、用不算合身的名牌，用金錢、地位、成功，與你進行着形而上的交流——CBD社交圈為每個進駐市中心的人設定了交際密碼，直到物欲時代最終将你克隆成一個最合格的城市人。

　　市中心人人都處于情感的動蕩之中，以緻佛學插班生成為一種流行。當然，市中心人不全是孤獨，有人隻是單獨而已——在最虛幻的網絡，傳說一對情侶要打超過200萬字，才會懂得什麼叫愛情;在最現實的城市，你難以找到願意與你聊夠200萬句的人——潮水般湧進地鐵的市中心人外表體面，其實内心空虛;比金融風暴更讓人産生不安感的，是情感危機。

　　廣東人迷信風水，認為在夫妻卧室的房門上宜挂上用圓珠串起來的門簾，這樣能激發夫妻相戀的能量，可以避掉夫妻間感情相互不忠的厄運。這顯然效果不佳——2004年開始，廣東一年辦理離婚的就超過了10萬人。社會學家李銀河對中國從2%攀升到現在的10%的離婚率發表看法，提出了一個關鍵詞：“社會變遷”。

　　是的，每個中國人都身處于一出被快進的時代劇中，身處于一個30年來不斷膨脹的“中國夢”中。在日新月異的欲望時代，有人失落了精神世界;在落差巨大的無情城市，有人淪喪了幸福感。

　　藝術家艾敬說過一句“愛是生産力”，其話語背景正是中國人身邊不斷上演的情感危機——“愛”是一個久違了的詞，亦是一種首善的能量。它基本上不能挽救政治與經濟，卻能挽救生活，挽救你。

　　情感危機的化解之道

　　2008年12月，鄭州市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蒙蒙買了一對情侶對戒。“我聞到了愛情的味道，”他驚喜地說，“這家店裡，和我們教室一樣，到處都是愛情的味道。”像8歲的蒙蒙一樣幸運的人并不多——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廣州一場“有史以來最昂貴的相親會”。

　　這場鑽石王老五花費20888元“門票”來進行的相親，變成了一場熱鬧的選秀：5000多名美女自願接受選拔，最後遴選出來的30位，接受有錢人的面試。

　　愛變成了一種稀缺資源，寫過《愛情經濟學》的歐北望提出了得到此稀缺資源之辦法：讓自己也成為稀缺資源。隻是有人質疑：什麼時候開始，婚姻變成像找工作、買賣二手房一樣的事?

　　批量的男女供按圖索骥，然後價高者得——現實版的《嫁個有錢人》正在城市各個角落上演，《“賠錢女”成新族群越時髦越戀愛越賠錢》的新聞登上報紙，并描述出一群想盡辦法進入“上流社會”的女士：“她們善于借勢，知道怎麼混迹各種‘高檔社交圈’，能夠同時有四五個男朋友而不穿幫，并且每結束一個，不是得輛車，就是得套房”。

　　據說公認最不可能結婚的兩種人是：初戀情人和大學男友。受歡迎的是“掠奪者”——美國資深編輯大衛?布魯克斯比較了上世紀50年代和90年代的《紐約時報》上專為上流社會而設的婚慶版，發現以往人們重血統，現在看能力——當今在婚慶版上露臉的大多數是商人、銷售主管等“掠奪者”，少數為“教養者”。

　　他在《天堂裡的布波族》中寫道： “在這個時代崛起的人，就是那些可以把創意和情感轉化成産品的人。”

　　“追求物質基礎，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也不能說這個人就壞。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如果過于強調物質，忽略自己的精神層面，可能會帶來婚後的空虛感。”李銀河如是說。

　　顯然，愛情隻講錢是不行的，上海市婦聯曾做調查，受訪者認為AA制的婚姻有風險：“AA制讓我沒有安全感。”

　　有心理咨詢師總結自己在愛情婚姻咨詢中常說的幾句話，裡面似乎解釋了人們情感動蕩的原因：“愛情如同生産力，婚姻如同生産關系。生産關系是為生産力服務的，直到有一天，生産關系成為阻礙生産力發展的因素，這時候，生産力就要求打破舊的生産關系，建立新的生産關系。這大概是愛情與婚姻的發展過程。”

　　這種“生産關系”正不斷發生變化。随着全球化的金融風暴席卷而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随着西方的自我反省而出現拐點。一種價值在西方與東方回歸，災難更是讓中國人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2009年，在去年雪災中徒步尋找女友的杜登勇，抗住了兩人分手的流言，與女友步入了婚姻.

　　2008年，在地震發生後騎着摩托車，背亡妻回家的吳加芳，已經在深圳再次結婚，讓人看到了一個中國農民的真摯與愛情的再生。

　　人人都可以成為愛的推動者。商業品牌卡地亞推銷“宣愛日”，重慶有機構組織萬人讓5月20日變成“我愛你日”，史鐵生難得寫了愛情題材的《我的丁一之旅》，主角丁一視愛情為信仰，失去愛情就會死去。理想主義者史鐵生堅持的是：“性代表着對現實、物質、肉體欲望的滿足;愛代表了對理想、精神、心靈情感的渴望”。

　　曾有流行歌《我想去桂林》，一句話道盡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可有時間的時候，我卻沒有錢;可是有了錢的時候，我卻沒時間。”

　　據說湖南衛視每次重播《還珠格格》，都能占據收視排行榜前列——或許在内心深處，我們依舊記得瓊瑤，記得曆史教科書上的孫中山與宋慶齡(宋慶齡為嫁孫中山爬窗逃家)、記得耳朵裡的約翰列侬(他和小野洋子在大床上向世界宣傳“要做愛，不作戰”)、記得有線新聞裡的奧巴馬(他實習時與實習老師、後來的妻子米歇爾有過“最甜蜜的吻”)。

　　雖然，瓊瑤自己也說過：“在我寫《一簾幽夢》的時代，沒有MSN、沒有部落格、沒有手機，更不用談一些思想和看法，流行的語言……時代變了，我的戲劇必須追上這個時代。”

　　給下一代的情感指南

　　你認為另一半的身家是否重要?《新周刊》在内地、台灣、香港三地對中國的80後進行調查，結果有着驚人的一緻：最多人選擇的都是“須達到一般标準”，選“不重要”的人占據第二多，選“最重要”的人最少。12下一頁尾頁

　　80後是物欲時代的孩子。2007年，《中國都市年輕人戀愛婚姻行為調查》結果顯示，閃婚者閃離的比例高達65%。80後身上承擔着“注重現實、盲目幼稚、沖動而缺乏責任感”等負面評價，他們當中有人是封閉的“宅男”、持續單身的“剩女”、甯做三奶不做窮人的“小三”，甚至有人成為戀物的“養娃族”——将情感寄托在假人娃娃身上，每天為娃娃悉心打扮，樂此不疲。

　　戀物者在人們怪異的目光下生存，一位賣SD娃娃的店長說：“為了逃避人們的目光，我甚至将店從市中心搬到了郊區。”《電車男》般美好的愛情故事實屬少見，同為日本漫畫的《忘憂草的溫柔》裡的情節，更像接近現實的殘酷寓言：宅男将自己鎖在房間十年不出，喪妻的父親每天跪在門前與他對話，将飯盒遞到房間去，隻能堪堪看到兒子的一隻手。

　　中國下一代的愛情正呈現複雜的生态：戀物者、封閉者，還有物欲中無所适從的孩子們——80後已經開始進入結婚潮。天津市對100對新婚獨生子女的跟蹤調查顯示，80%的家庭不開夥，在雙方父母家“蹭飯”.

　　廣東一位建設部門的官員說過一個“六人買房論”，獨生的80後小兩口要買房基本上錢都不夠，大多還得啃雙方四位家長的老。

　　有評論将婚戀難歸咎在高房價上：“房價仿佛一個篩子，無情地把經濟實力弱小的個人擋在了婚姻的外面。衆多買不起房子的大齡男性成了婚戀市場的弱勢群體。”

　　有新一代美女發表宣言：堅決打破老公終生制，引進男友競争制，推廣情人合作制，執行帥哥輪流制，堅持擇優錄取淘汰制。拍攝過80後情感電影《意亂情迷》的導演對80後戀愛态度有一說法：80後是受寵愛的一代，對愛或者愛情的索求顯得理所當然，考慮事情多從自我要求出發，表現在愛情上尤為如此。

　　被稱為“男版瓊瑤”的海岩認為現今是一個審醜而不是審美的時代。但畢竟我們在2008年的記憶裡，仍有志願者，仍有MSN上愛國的“紅心CHINA”——從對他人之愛到對國家之愛，我們剛剛經曆過一個“大愛之年”.

　　此刻，也許應為下一代作愛情指南，并予告知：在愛情的審醜時代，需要去改變衡量幸福的标準，需要努力創造個人經濟的獨立與自由，但不是為自己套上物欲的紙枷鎖——愛是生産力，但愛沒有經濟學;愛是生産力，但愛沒有上流社會與下流社會;愛是生産力，但愛永遠無法用GDP去統計。

　　愛是物欲時代的最後精神堡壘，也是情感危機中的一次心靈複健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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