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男性研究的理論和酷兒理論

　　男性研究和酷兒理論可以說起源于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男性研究和男性氣質研究（Masculinity Studies）比較成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起，男性研究就博得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有關男性和男性氣質研究的論着頻頻出現。男性研究的出現直接受到女權主義者對性别差異傳統解釋的批判的影響。大多數學者認為男性氣質（Masculinity）是指男性自治、男性支配、和家庭中男性獨立于女性的控制。它關注于兩個方面，其一，男性為獲得支配地位所産生的焦慮、緊張以及所獲的經驗，其二，男性在社會和曆史環境中如何應對這種焦慮和緊張。男性研究把男人看作一個社會群體。

　　1.1 男性研究

　　總的來說曆史上有三種主導男性研究的模式。按照Michael S. Kimmel的觀點，它們是“生理學模式”，“人類學模式”，和“社會學模式” 1。

　　“生理學模式”研究男性與女性生理上的差異是如何導緻社會行為的差異。例如，George Gilder2在集合了公認為男性與女性生理上的差異之後，提倡回歸傳統意義上的性别角色。他認為，男性性欲（male sexuality）本質上是狂熱的，旺盛的，并“堅持不懈”，“永無休止”。除非被強制性的控制，否則這種欲望會失去控制甚至會威脅社會穩定，而隻有女性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當男人性欲旺盛時，女人來個“急刹車”，男人就不得不放棄他們所謂的社會功能“本性”。但是一些學者對其論述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因果關系令人誤解，因為沒有合乎邏輯的理由說明一者是另一者的原因或結果，也不能說明這種因果分界線是從生理到社會的差異。這種生理證據的選擇是不完整的，這種從“低等”的動物到人類的簡單概括也是令人質疑的。男性與女性生理上的差異雖然也會對社會行為的差異起限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規定男女在任一文化體系中的特定的思維、舉止或反應的特征和方式。人生來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但是人是在文化背景中成為男人或女人的。

　　“人類學模式”從跨文化角度來觀察和研究男性和男性氣質的，強調的是男人在行為和特征上的變化。一些人類學家提出性别差異的普遍性來自特定的對環境的文化适應，還有的學者試圖通過論證性别的流動性，來描述性别角色的文化變異。例如，Lionel Tiger 和 Robin Fox3認為由于男性與女性的人際關系（bonding）有本質的區别，勞動力的性别分工就具有普遍性。他們認為“本性”使得母親與子女連在一起，因為母親是食物和安全感的淵源，因此文化規定了女人的各種行為必須與撫育和情感相連。而男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成因于必要的“競争性的合作”。Margaret Mead4對人類學的這種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堅持認為，在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的規定需要一個結論來支持，即文化是這些差異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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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模式”強調的是男孩和女孩的社會化是怎樣包含對性别角色，尤其是生理上的性别角色的适應和調整。社會學家曾試圖綜合生理學和人類學的觀點，形成一種對性别角色的系統化的解釋。這種解釋都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觀點，特征和行為。因此，按照“社會學模式”的觀點，男性氣質通常與技術掌握，上進，競争，認知抽象相關，而女性氣質則與感情豐富，關聯性，被動性相連。

　　這三種模式各有利弊，對男性研究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當前，在美國，男性研究又出現了頗具影響力的第四種模式，即“社會構成派”（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社會構成派”認為男人不是生來的，而是創造的，男人創造了自己，同時很積極的構建了自己的男性氣質，而這種構建隻有在曆史和社會的大環境下才能實現。人生來性别可能是男性，但是他形成男人的身份認同要經過一個與文化相互作用的非常複雜的過程。“社會構成派”認為男性氣質的含義既不超越曆史又不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而是根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同一文化體系内部也因時間跨度的不同而不同。

　　現階段，男性和男性氣質研究的焦點是那些被稱為所謂的“有問題的”或“不正常的”男人的“變異”的男性氣質，比如工人階級男性，非白色人種，男同性戀者，年輕男人和老年男性的男性氣質。也正是這些所謂的“變異”男性氣質挑戰了主導的男性氣質的内涵，也正是因為這種挑戰，使得學術上，從語言學角度上的說，單數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變成了複數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即強調不同的男性構建不同的男性氣質。這種變化可以從下面一些論着中得到啟示，比如Michael S. Kimmel編着的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和Michael S. Kimmel與Michael A. Messner合編的Men’s Lives等等。

　　1.2 酷兒理論

　　在中國，也有一些社會學者研究男性，但為數不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潘綏銘，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最值得學術界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李銀河教授譯着的《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銀河教授把西方的酷兒理論引入中國，她與丈夫的合着《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被視為第一本中國男同性戀研究的專着，并填補了我國在同性戀研究方面的空白，這項調查研究采用了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方法和人類學的深入個案訪談方法，勾勒出中國男同性戀現象的概貌，對人口中這一群具有異常性取向的人們作了客觀可信的描述。

　　酷兒理論可謂是男性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酷兒理論是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新的性理論思潮。“酷兒”是queer的音譯，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對同性戀者的貶義稱呼，有“怪異”之意，後用之概括同性戀理論。着名社會學家李銀河教授認為酷兒理論有四大重要内容，即“三大挑戰”和“一大意義”。

　　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曆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主流文化外的理論。“酷兒”這一概念作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别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5。

　　從理論上講，同性戀身份永遠與正常、規範存在着沖突對立，不管這個規範是當前居于主流的異性戀取向還是同性戀認同。酷兒理論從後結構主義的理論中汲取了大量的觀念，包括雅克·拉康對彌散的不穩定的認同所做的精神分析模式，雅克·德裡達對二元概念和語言結構的解構，還包括福柯的話語、知識和權利的模式6。現如今，酷兒理論作為一種具有颠覆性的理論已經觸動了人們的靈魂，成為同性戀者對抗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

　　中國同性戀也告别了隐秘時代。中國衛生部門的一項調查顯示，處于性活躍期的中國男同性戀者，約占性活躍期男性大衆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國有500萬至1000萬男性同性戀者。據張北川教授估計，目前，我國15歲至60歲同性戀人數約為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1000萬。7

　　在中國，同性戀已經成為一個不能回避的社會問題，社會應該對同性戀問題給予重視，應該對同性戀進行科學的研究，這不但有利于同性戀人群，而且同時更有利于全社會。本文試圖通過對美國男性同性戀問題的研究，更加引起中國學者乃至整個社會大衆對中國同性戀問題的重視。

　　2. 中國同性戀現狀及其話語權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據學界估測國内同性戀者約有4000萬人之多，這還不包括更多的由于家庭因素不願承認、公開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相對于中國的人口總數，可以說，中國同性戀者也是世界之大衆。這意味着，我們身邊每一百人中就有兩到三人或更多的人，願意選擇同性為伴侶。這個龐大的數字背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說，目前雖然沒有我國同性戀發生的數據與正常性取向者的對照數字，但可以肯定，同性戀者人數驚人，但此現象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和社會足夠的重視8。

　　1.1 中國男同性戀現狀

　　由于受到傳統家庭觀念和社會環境的壓力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同性戀者一般都會想方設法的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從外表形象上很難判斷一個同性戀者，現實讓他們不得不僞裝。

　　90年代以來，中國同性戀者統計數量不斷增長。一方面，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單純的性取向問題已不再是倫理學讨論的焦點而被視為個人隐私更多的得到保護和寬容；另一方面，教育層次的普及和提高，也讓更多有同性性取向的人正視并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特别是互聯網的出現，更加速了同志圈子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讓他們大膽地選擇自己生活方式成為可能。有相當比例的同性戀者，是在上網時偶然接觸到同志題材網頁和其他資訊後，自己的同性戀意識才開始覺悟的。他們剛進入到這個圈子裡時，都懷着一種新生的驚喜與憧憬來規劃自己的未來。在他們的主觀願望中，他們的未來是與同志愛人組織一個與主流婚姻一樣的家庭，當然，在形式上可能會有些不同，比方由于沒有結婚證而不受法律的保護、失去道德力的約束等。這些後來都成了同志愛情最不穩定的因素。

　　1.2 中國男同性戀話語權

　　在福柯的理論中，“話語”并不是表示言語的替代詞，而是處于曆史中的産生權利關系的物質實踐。話語存在于體制和社團之中，并對其起支撐作用，它與特殊的知識緊密聯系9。

　　中國的男同性戀者受西方同性戀文化的影響，也有其特殊的話語：

　　同志/玻璃：同性戀者的代稱。

　　Gay：同性戀者，通常用來指男同性戀者。

　　兔子：台灣對男同性戀者的代稱。

　　公司：同性戀者聚集的公園或露天的公共場合。

　　MB：即Money Boy，男同性戀圈内提供有償性服務者，有的地方稱“鵝”。

　　1和0：在男同性戀者的性生活中，1是指主動的“丈夫”，0是指被動的“妻子”

　　BF（Boyfriend）：男同志稱自己的情人為BF。

　　419，也稱一夜情，for one night 英文的漢語簡稱。

　　Gay吧：男同志酒吧。

　　熊：胖胖的男同志。

　　哥哥：男同志族群中，外表較具有傳統異性戀男子氣概者。

　　弟弟：男同志族群中，外表剛健，卻兼具陰柔特質者。

　　CC：sissy 英文的諧音，指氣質陰柔，女人氣的男同志。

　　直人（Straight）：指異性戀或非同性戀者。

　　直同志：就是直人與“同志”的組合，是指認同同志、對同志友善、颠覆性别霸權位置的異性戀者。

　　In the Closet(在衣櫃裡)：這是一個比喻，指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向家人、朋友、認識的人以及社會隐藏其性傾向。相對的，當同志向他人表明其同志身份時，稱為“出櫃”（Come out of the Closet）。

　　l 現身（Come Out）：也叫亮相，由“出櫃”一詞延伸而來，也是指采取行動對周圍人與社會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

　　之所以中國的男同性戀者有着其獨特的語言，恐怕是來自全社會對同性戀的看法的差異。社會大衆用某些字眼來評價同性戀，比如，另類、邊緣、異态，甚至變态、惡心、神經病、精神病等等。一談到同性戀，人們第一反映就會想到HIV、想到艾滋病、想到吸毒、想到犯罪。總之作為一個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的弱勢群體，同性戀及同性戀者總會在各個方面受到歧視。中國的男同性戀的獨特話語就這樣應運而生了，明顯地表明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有着天壤之别。

　　雖然目前，中國仿佛是走出了“同性戀非病理化”這一步。中國的同性戀者能否得到公衆認可和更多的法律保護？同性婚姻能否在中國出現？這仍是很多人期待的一個問題。

　　社會學家李銀河提議立法保護同性戀者權益。她認為，現代社會，同性戀仍是一個弱勢的族群。像《婦女權益保障法》一樣，是否應該增多一個保護同性戀者權益的法律。她認為，同性戀者應多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出自己的要求。四千萬中國同性戀者，有權利過享有尊嚴和體面的生活；有權利公開自己的性傾向，而不必擔心遭受侮辱和敲詐勒索；有權利和多數人一樣工作學習而不擔心受到任何歧視；有權利去愛一個喜歡的同性，甚至有權利向他所愛的人求婚，并且要求法律來承認他們的這種婚姻關系。2006年李銀河教授再次把《同性婚姻提案》上交全國兩會，雖依舊未通過，但李銀河教授是永遠值得敬佩的。

　　3. 中國男同性戀者在主流文化中的處境：對立與融合

　　3.1 中國男同性戀者與主流文化的對立

　　中國同性戀者是一個被所謂的“主流文化”所擠壓的邊緣群體。從發生機制上講，無論是生理因素、家庭因素，還是心理因素，同性戀都是每個深陷其中的人無法自控的。在文化上，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本質上就是人類很多無法自控的缺憾不斷被包容的曆史。在當今社會中，作為人類無法自控的缺憾，同性戀正處于排斥與包容的臨界點上。

　　同性戀在人類曆史特别是西方曆史上，意味着嚴刑和極端待遇，就是因為同性戀的性傾向及其性行為曆來被視為一種“違反人類天性的罪行”11。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從中世紀的歐洲開始，經曆了英國的酷刑時代、美國的“鎮壓運動”和“恐同運動”時期，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有所收斂。在此過程中，同性戀人群成為所謂正常人群惡毒攻擊的對象。在我們的社會中，雖然沒有“酷刑”和“鎮壓”，但對于同性戀群體的歧視、偏見和恐懼還是普遍存在的，同性戀被視為違反了社會的“公序良俗”。

　　中國同性戀群體作為弱勢群體的身份認同與中國正統的主流文化所建立的異性戀“強勢群體”身份認同産生了碰撞。在權利意識不斷張揚的情境下，在全球倫理的壓力下，在同性戀暴露出的麻煩中，在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交鋒中，雖然主流文化也正在以一種包容的積極的姿态，接納那些人類無法自控的缺憾，但是，本能的排斥與文化的沿襲相結合，仍然讓大多數人認為同性戀是有悖于社會發展的。

　　3.2 中國男同性戀者與主流文化的融合

　　李銀河教授在《同性戀亞文化》中指出同性戀是一種亞文化（subculture）。但是，同性戀文化幾乎還算不上“亞文化”。英文中的subculture是個社會學概念，根據Merriam-Webster的解釋，它包括兩個相聯的定義，一為“社會中某一族群所特有的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二為“在社會、經濟和倫理等方面具有獨特特征的族群” 12。由同性戀者構成的同性戀族群應該是第二個定義，若把同性戀文化歸為亞文化，則是我們通常引用的第一種定義。在同性戀群體内部，他們擁有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念和認知模式等等。同性戀文化并不是以一種亞文化的形态與主流文化相對立，同性戀文化應劃分為主流文化的支文化，同性戀文化作為一個實體是主流文化的支文化。

　　無論是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場上還是站在同性戀支流文化的立場上，社會應該從各個方面保護同性戀者的利益，并給予他們明确的身份。婚姻法，從解放初期宣揚男女平等到現在主張異性愛而排斥同性愛，男女平等可以說實現了，為什麼女女、男男就不能平等了呢？

　　同性戀群體由于社會現實而不情願地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可以說在夾縫中掙紮着生存。同性戀群體拼命地想與這個現實的社會融合成一體，但是，傳統的心理學加之傳統的倫理道德，将“變态”這個字眼不負責任地強加在所有同性戀身上，何謂“變态”？“變态”相對于“常态”，“變态”即“非常态”。同性之間的愛并不是一種“非常态”的社會現象，隻是因為同性戀處于少數，更是因為主流文化中傳統的倫理道德觀的作用，同性戀才不被社會所認可，所接受，更不受保護。雖然學者在争議“存在的是不是合理的？”，中國同性戀的存在我們也不敢說是否合理，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同性戀群體是存在的，也應該正視中國同性戀者。

　　4. 中國男同性戀者在主流文化中的身份構建

　　随着社會的發展，現代科學已承認同性戀不是一種心理變态，而隻是個人“性取向”的差異。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标準》也把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删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13。醫學病理上的歸位，為同性戀者還原社會地位提供了科學依據，人們開始關注身邊這群生活在灰暗角落裡的“地下者”。2005年8月8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播出《以生命的名義》，對話同性戀者；2005年9月29日，《南方周末》發表《兩個男人的20年“婚姻”》，再次以個案解讀同性戀的生存困境14。當社會因防艾而開始關注這一群體時，受壓抑的困境開始促使同性戀人群争取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

　　4.1 社會對中國男同性戀者的身份認同

　　在所謂的同性戀研究中，自我認同與行為表現之間的關系一直備受關注。最近，學界達成了以下共識：在大多數文化和曆史背景下，自我認同與行為表現之間的關系表現得複雜而多變；諸如“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同志”(gay)、“酷兒”(queer)和“克隆人”(clone)之類的稱謂，都是被社會建構起來的；是社會建構把自我認同與行為表現加以聯系而又令人琢磨不定。學術界習慣于把某些公開的行為表現(public performance)與個人的身份認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

　　同性戀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落，而且大都與罪惡、醜陋這樣的詞彙聯系在一起。盡管有人聲稱它不再是遊離于主流的邊緣現象，不再被視為多元主義所謂的對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選擇，但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群體的生存環境仍是尴尬的。整個社會的主流話語還是排斥他們的，他們的境遇盡管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公平依然存在，他們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婚姻、家庭、倫理以及法律。

　　4.2 中國男同性戀者自身的身份構建

　　在國外，為了排除社會的“歧視”和“偏見”，同性戀者自發結社、集會和遊行，推動了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興起。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随着同性戀社區的發展，同性戀酒吧的普及，以及同性戀身份認同的加深，同性戀開始對自身作為社會“流浪者”和“犯罪者”的地位日益不滿，開始自發組織起來尋求合法的地位和平等權利。這種運動不僅強烈沖擊着傳統道德觀念，而且直接促就了一些國家的法律變革。例如，在美國，一些州開始允許同性戀結婚。英國政府也計劃推出一系列保護同性戀權益的法規制度。

　　在中國，第一屆北京同性戀文化節可謂中國首次同性戀最引人注目的活動，但幾經周折，最終夭折。該文化節文藝總監崔子恩在開幕前說：“同性戀也許不是金子，但肯定是這個時代黑白美醜的試金石。”

　　李銀河教授欲在第一屆北京同性戀文化節上緻開幕辭：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對同性戀現象采取一種視而不見的态度，在社會中造成了這一現象根本不存在的假象。少數進入人們視野的同性戀者，不是求醫問藥要求矯治的，就是犯了罪的。由此更增強了人們以同性戀為疾病、犯罪和社會越軌行為的看法。

　　同性戀者應當像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樣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享有自由選擇性對象的權利，享有結婚的權利。這種權利不僅不應當被剝奪，被歧視，反而應當得到精心的呵護。因此，在我看來，這次同性戀文化節的意義不僅限于文化娛樂，而且是同性戀者本應享有的憲法權利的伸張。我相信，同性戀文化節的成功舉辦将有利于公衆對同性戀的了解，也有利于同性戀者對自身的了解，将使我國的同性戀亞文化更健康更蓬勃地發展起來。15

　　中國同性戀者已經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他們同樣為社會的發展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性戀者也應具有享受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種種成果的權利以及要求與他人共同發展的權利。依法尊重同性戀者的人格尊嚴和選擇自由，保障他們安甯、幸福生活的權利，是現代法治“以人為本”的基本體現。因此，全社會尤其是國家立法者，應當從憲法尊重和保障人權、賦予公民平等權的高度，關注同性戀人群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訴求，消除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偏見，以寬容的心态和妥當的制度安排，去幫助他們構建和諧、健康的“同性社區”。

　　5. 總結：中國男同性戀者話語權發展預測

　　同性戀在中國的處境也像許多其他問題在中國的情況一樣，面臨的雖不是嚴酷的迫害和極端的仇視，卻遭受主流社會的忽視和蔑視。這種處境使中國的同性戀者滋長了一種苟且偷安的心境，希望永遠躲在陰影中生活，與世無争，不願也不敢發起激烈的改造。這種情況看來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西方同性戀權利運動取得更多進展，例如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争得合法地位、同性婚姻權利、平等就業權利，在世界上更多的人們對同性戀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變之後，中國的同性戀者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被中國社會所接容納。

　　中國的同性戀依然身抱琵琶半遮面，我們無法對未來做一個預期。但是當我們知道自己的身邊可能就有這些人，他們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朋友師長。當他們的内心焦灼不安，有着強烈負罪感的時候，當他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天性去做一些對自己和異性不利的事情的時候，他們輸掉的會是一輩子的幸福。既然選擇同性戀不是他們的意願也不是他們可以改變的事實，既然在文明的社會裡，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幸福而和諧的生活，我們作為一個有良心的群體應當祝福祝他們永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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