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代王朝，其賣春的情況也自有其特點：一方面是清初的幾次嚴厲禁娼，另一方面是娼妓業還是在發展蔓延，甚至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似乎也是一種曆史發展規律：在各個封建王朝開國之初，都能不同程度地汲取一些前朝覆亡的教訓，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使社會矛盾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

　　但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随着封建經濟的恢複與發展，社會矛盾又日益尖銳起來，終于導緻這個封建王朝的滅亡，以至最終導緻整個封建社會的覆滅。這些社會矛盾表現在許多方面，賣春也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在這方面的社會矛盾，清代似較前朝更為突出。

　　一、清初的禁娼

　　清朝初年，從順治到雍正，頒布過幾次诏令，采取過一些措施，禁止與取締賣春。

　　清初一開始還是承襲明制，順治元年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樂。順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樂，用太監48名來替代。但是據《皇朝通考·樂考》上說：“順治十二年仍設女樂，十六年後改用太監，遂為定制。”這一來，清代的北京宮妓似已消滅了。所以，《雍正會典》上有“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後，京師教坊司并無女子”的話。

　　但是， 京師如此， 各省的消滅宮妓還有一個過程，這在康熙後才逐漸廢除。《雍正會典》說：“禮部進春儀康熙十二年複準直省府州縣拜迎芒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婦者，嚴行禁止。”

　　但是，清初王士祯做揚州推官時曾有一段記載：“揚州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導，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歸而宴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奸利。餘語太守罷之。”據考證，王做揚州推官為順治十六年，康熙五年行取北歸，所說的官妓現象，大概在康熙初年有些地區還未奉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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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取締宮妓的同時，清初的幾個皇帝都下過诏令，禁止以良為娼。例如，順治五年制定并頒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重申了明律中禁止以良為娼的條文。順治九年清世祖又下令禁止以良為娼，對誤落平康者，許平價贖歸。康熙時開始修訂，後來頒行的《欽定大清律例》關于“買良為娼”的律令，除一字不差地照抄明律以外，還在後附“條例”中作了進一步的補充：

　　有私買良家之女為娼者，枷号三個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賣者與同罪，媒合人減一等，婦女并發歸宗。

　　凡籍充牙将領賣婦人逼勒賣奸圖利者，枷号三個月，杖一百，發雲貴川廣煙瘴少輕地方。如雖無局奸圖畫情事，但非系當官交領，私具颌狀，将婦女久養在家，逾限不賣，希圖重利者，杖一百，地方官不實力查拿，照例議處。

　　凡無籍之徒及生監衙役兵丁，窩頓流娼土妓，引誘局騙，及得受窩頓娼妓之家财物，挺身架護者，均杖一百。生監革去衣頂，衙役兵丁不準食糧充役，鄰保知情容隐者，杖八十。受财者準枉法論，計贓從重科斷。其失察之該地方官，交部照例議處。

　　到了雍正年間，又诏令廢除官妓，《雍正會典》說：“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令各省俱無在官樂工。”雍正還采取了一項措施，即下令免除明朝遺留下來的“惰民”、“蛋戶”、“九姓漁戶”等世為娼妓的賤民階級，恢複成為良民。這方面的記載有：

　　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日樂籍，浙江紹興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當，甯國府有曰世仆，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有曰丐戶，廣東省有曰蛋（蛋）戶。該地方視為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又有所謂察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

　　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今下之日，人皆流涕。

　　在曆史上，人們對雍正帝頗有争議，但從政治、軍事上看，雍正和順治、康熙一樣，都還是有一些作為的。從雍正元年至八年間所持續推行的頗得民心的“除賤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廢除了延續實施達一千多年之久的樂籍制度，使賣春的活動失去了合法性，這對于樂戶作為一個階層的政治解放和對于城市娼妓業的控抑乃至于廢止，是産生了積極作用和一定影響的。

　　二、清代娼妓之盛

　　雖然清初對禁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似乎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和前面幾個朝代一樣，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過了不久，反而進一步地蔓延發展了起來。

　　娼妓的産生與發展，是有一定的經濟和文化土壤的，隻要這種土壤未被鏟除，娼妓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清初雖然三令五申地禁止以良為娼，雍正雖然廢除了延續一千多年的樂籍制度，但是這些封建統治者既未對衆多性工作者為良後的生活出路做出安排，也未對孳生娼妓的社會土壤予以鏟除，于是過了不久，“解放”了的性工作者不少人迫于生計又隻好重操舊業。

　　加之雍正之後的幾代皇帝對于娼妓的活動也多聽之任之，令雖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視江南時甚至親自召幸過女伶昭容和雪如，于是，娼妓又像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了。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要作一些分析。在順治、康熙兩朝79年間，官妓廢除得較為徹底，但市妓在經過改朝換代的動亂以後，很快又恢複了發展，例如順治年間僅蘇州城就曾兩度開設花榜，品定高下。

　　到了康熙年間，則各城鎮的市妓都已比較活躍，如朱彜尊所狎代州妓白狗、湯西厓所悅江陰妓紅娘子、趙執信情密的天津妓蕊枝、玉素、珍珠、金錢等，都是康熙年間聲聞遐迩的名妓。但總的說來，清初的市妓已遠不如晚明之盛。到了雍正年間廢除樂籍制度後，市妓也随之結束了她的曆史使命，而私妓則大大興盛了起來。

　　雍正所采取的廢除樂籍的制度，實際上并沒有收到決定性的效果，政治上的壓迫似乎消除了，但經濟上的壓迫仍舊存在，道光、鹹豐以後，一些被解放了的“賤民”婦女，仍舊薦寝侑觞，未離舊業。例如同治五年出版的戴盤的《西浙宦遊紀略》雲：

　　嚴郡建德之漁課，始自明洪武間。九姓則陳、錢、林、李、袁、孫、趙、許、何，相傳為陳友諒抗明師後的後裔，及臣屬子孫，被貶入舟居，使身為賤役，無異教坊，其家屬随船者皆習絲弦大小曲，以侑觞薦寝。

　　名為眷屬，實則官妓。日久年深，九姓之名，已難遍考，至今船隻名為江山。由錢江而上至衢州為八省通衢，富商大賈，非此船不坐，豪宦亦然，沈遊傾覆，述而不悟，耗費資财，誠不可以數計。道光、鹹豐間，尚存船一千數百隻，船以奉官為名，官吏既征課銀，即有不能禁止之勢。……漁課一項，征銀九十四兩五錢五分八厘，皆屬可裁之款。九姓之課可裁，九姓之人可以改業。

　　乾隆以後，娼妓之盛，當時來華的日本人也有記載，《唐土名勝圖》認為，古今風土變遷，最可玩味者，莫如戲樓與妓館。其中的《東西青樓之圖》，是在北京的燈市口之東一帶，妓皆長袍盛妝，彈筝侑酒，繡簾紅燭，迥非今世所見。《唐土名勝圖》是1804至1805年所作，相當于清嘉慶初年，那麼所述當然是乾隆時的情況。

　　可是，當時的北京，還不是性工作者的地方，在這方面，不如南方，其原因一則因為北方婦女的容色、裝束、習慣都遜于南人，同時因為清沿明律，禁止官吏士人狎娼，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挾妓飲酒，亦在此例）媒合人減一等。

　　監生生員……狎妓賭博……者，問發為民，褫革治以應得之罪。在京師對這些規定，掌握尤嚴。可是到了鹹豐時，北京的妓風大熾，“胭脂石頭胡同，家是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為怪，身敗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這主要是因為清朝中葉以後，帝王沉迷于女色，無暇管理臣工；同時承平日久，法令漸弛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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