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訴人：高強（化名），男，40歲

　　有人說，傾訴是一種釋放和解脫，同時也是一種折磨（對傾訴者和被傾訴者）。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種不尋常中支一盞燈，讓迷茫的朋友循着這一點兒光，摸索着走自己的路。高強所訴說的，又是一個不愉快的故事。婚姻有時就像是一場賭博，永遠存在着變數，而外遇就是其中最大的變數。面對這樣一個敵人，婚姻中無論男女都不會有赢家。

　　“現世的安穩”讓我很知足

　　我和玲是在春天經人介紹認識的，同年秋天我們幸福地組建了小家。那時我在一家化工廠上班，玲自己做些小生意，日子雖清苦了點，但恩愛夫妻百事興。第二年，兒子的出生又為這個貧寒的小家帶來更多的幸福和快樂。很多朋友都非常羨慕我，我自己也覺得，盡管生活還有許多不足，但張愛玲筆下的那種“現世的安穩”是很多人一生都追求不到的。

　　我是個不太懂得浪漫的人，每天隻知道在外面努力地工作，為我的女人和兒子創造好一點的生活環境。對于我的付出，起初玲心裡不是沒有感激。她和我是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女人都渴望浪漫，渴望得到關心和男人的溫存。這一點，我比較木讷，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為家庭服務。

　　生活一直波瀾不驚，平靜得像一條小溪，沿着它的道路在悄悄地向前流淌。

　　她和陌生男人形影不離

　　過了幾年，玲在市區盤下一個店鋪，由于生意繁忙，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有一天晚上，我做好飯和兒子等她回家。待到兒子在桌邊睡着了，玲才和一個陌生男子出現在路口。玲說那人是店裡的客戶，順路送她回來。我忙着熱飯熱菜，所以沒有追問下去。

　　後來，我多次到玲那裡，都會看到送她的那名男子，他們倆形影不離、有說有笑，讓我心裡很不快。原本我對妻子的人品是非常相信的，但她一連串的變化不能不讓我疑心。她對家、對我、對孩子都不再像從前那樣耐心細緻，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有一回接個電話半個多小時才擱下，可我們倆的通話時間從來都沒有超過3分鐘。我雖然在廚房裡忙着，可還是敏感地注意到她的反常舉動。我急忙出來問是誰，玲惡言相向：“怎麼啦？我和我朋友說話也不行嗎？你不要管我的事，小心出了門有人揍你。”聽到這話，我的血立馬湧向了太陽穴。之後，我們吵了，打了，孩子哭了，玲尖厲地叫罵久久回響，原先我小心維護的和諧甯靜被無情地撕毀。

　　這件事後，一道巨大的陰影橫在我們中間，我們進入了冷戰狀态，互不搭理，分床而眠。早上起床後一句話不說，晚上，她在外面吃完飯再回來。到後來，她索性住在店裡不回家了。

　　我被她休了

　　玲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對我和孩子更是不聞不問。有時我問她在外面幹什麼，她不好氣地說：“以後我的事你不用問也不用管，少知道對你有好處……”這時候我對她的要求已經降到了最低點，我想隻要還能維持這個家就行了，别無他求。

　　一天中午下班回家，看見許多人圍在我家門口。鄰居告訴我，你老婆到法院起訴離婚，法院警車給你送傳票了。我一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衆目睽睽之下，一個男人就這樣被老婆休了，我還有什麼臉面？

　　我曾問過兒子，假如我們離婚了，他選擇跟誰過， 兒子說：“我當然是跟爸爸過啊。”“為什麼不選擇跟媽媽呢？”兒子一個勁兒地搖頭，“媽媽不好”。我撫摩着他的腦袋，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經過法院幾次調解無效，我們離了婚，孩子由我撫養。離婚後我無臉見人，悶在家裡飯也不做。好心的鄰居看不過去，給兒子端來飯菜。許多朋友也來安慰我：“既然離了，就好好過日子，帶好兒子要緊。”

　　面對五歲的兒子，我想我要重新振作起來。幾天後，我留了一封信給父母，然後收拾起行囊，帶着幼子上了去上海的火車。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在上海偌大的火車站，來回穿梭的汽車直讓人看得頭暈，我不知所往。本想很快可以找個工地幹些粗活，讓兒子有個安穩的住所，可是面對那麼多陌生人警惕的目光，我打怵了。兒子的小臉紅紅的，摸摸額頭，感覺燙手。我不忍讓兒子和我一起受罪，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決定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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