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由于這種業務花錢不多卻解決了“大麻煩”，在一個月中店主鄧先生已成功接到了10筆生意，其中前來購買“分手助理”服務的客戶，以年輕人居多。

　　據說，由于這種業務花錢不多卻解決了“大麻煩”，在一個月中店主鄧先生已成功接到了10筆生意，其中前來購買“分手助理”服務的客戶，以年輕人居多。

　　24.70＝愛死去了

　　“24。70元，分手助理幫開不了口說分手的情人們完成‘間接’分手”。記者近日在某網站上發現了叫賣“分手助理”的業務。據說，由于這種業務花錢不多卻解決了“大麻煩”，在一個月中店主鄧先生已成功接到了10筆生意，其中前來購買“分手助理”服務的客戶，以年輕人居多。上海市著名心理咨詢師王裕如認為，從被傳達分手消息這方的角度來說，從第三方得知分手消息，比從戀人口中得知分手的消息傷害更大。“這一現象折射出年輕人在處理感情問題能力的缺失，他們應該學習如何和異性相處，而不是遇到問題後選擇逃避。”

　　分手代理“無愛情侶”分手

　　“當愛已不在，分手也是難于啟齒的……讓分手，成為彼此各自上路的最美好的揮手。”這是鄧先生為“分手代理”業務所寫的宣傳詞。在過去的一個月中，鄧先生已經接受了10筆代理分手的“生意”。之所以推出這個業務，鄧先生說，他見過很多分手時吵得天翻地覆的戀人，他希望運用自己曾經學過的心理學，幫他人以平和、友善的方式結束一段感情。

　　“我想和男朋友分手了”，“我想對女朋友說分手”……接受了委托人的出價後，鄧先生說，他也會和委托人溝通一下，在确認對方想清楚後，他才會接受委托人的分手事宜。“‘分手代理’暫時不接受當面轉告，隻是按照買家所提供的對方聯系方式及分手理由，以電話、短信、郵件、QQ或其他方式代為轉達。這樣可以事先對措辭、内容等做提前思考和準備，減少語出傷人的機會，且也便捷。”

　　據鄧先生介紹，前來購買“分手助理”服務的客戶，大部分年齡較輕。“相對來說，年輕人更習慣在網絡上求助，他們恰是‘分手助理’所針對的客戶群。”鄧先生表示，今後将繼續增加此類服務，等到網上的業務量達到一定規模後，會考慮開設實體公司。

　　上海有專業分手代理人

　　除了在網上有“分手助理”的業務，在上海還有一個“職業”的分手代理人，但是他現在正在為業務日益減少而煩惱。上海第一個推出分手代理業務的是小健，今年24歲，老家在江西景德鎮。18歲那年，他通過自考進入山東某大學修讀市場營銷專業，幾年前到上海，一直從事房地産銷售工作，去年辭職。現無業在家的他，于今年2月底創辦了上海第一家分手代理公司，小健開分手代理的點子是從一部名為《悲傷電影》的韓國影片産生的―――幫助客戶和戀人分手。

　　目前為止，已經向小健咨詢的人有二十幾個。随着業務的增多，小健在幫人家代理分手時還遇到這樣的問題，甚至可能會被人懷疑為第三者。“暴力行為不一定會出現，但是難免惡言相向，我曾經遇到過不講理的男生，差點把我暴打一頓。”小健說，分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出現第三者是最多的，還有性格不合、家長不同意等。但小健隻做了三筆生意，他的解釋是很多客人都被他拒絕了，但是小健目前對這個行業還很樂觀。“我在考慮尋找外地的‘職業分手人’聯手建立一個網站，繼續推廣這項業務。雖然目前大家還不是很能接受這樣的分手方式，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後，人們能意識到，這種方式能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購買者

　　分手人物（化名），女，24歲，自由職業。男友是公司管理層。

　　代理原因：3年感情，聚少離多，感情變淡。

　　上周末，小蘭看到“分手助理”的帖子時，購買了此項業務，因為一直想了結一段長達3年的感情，卻對“空中飛人”的男友難以啟齒，因為他們在一起沒有鬧過什麼矛盾。男友在外地的時候，他們也通電話，也在

　　QQ上聊，“但這樣的通話，總是才說了兩句客套話就無話可說了，兩地的通話成了客套的問候。”小蘭說，她感覺倆人越來越沒感覺了，這段感情走到了盡頭。“但我們從沒鬧過什麼矛盾，我實在沒有勇氣親口對他說出‘分手’兩個字。”于是，小蘭找了“分手代理”。

　　小蘭認為用“分手代理”的優點在于，“當他看到我都找了陌生的第三方去和他談了，我想他也應該明白我們是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了，可以避免在提出分手時的争吵和糾纏”。而小蘭的男友在得知小蘭通過代理和自己分手時，剛開始覺得挺意外，因為他沒想到小蘭會請陌生的第三方來說出分手，他還是希望小蘭自己親口對他說。但後來他還是接受了這個事實，和小蘭分手了。

　　分手代理的三大硬傷

　　在分手代理出現後，對這種分手方式的評價褒貶不一。部分人認為，通過分手助理在戀愛雙方間穿針引線，可以把本來很容易激化矛盾的分手，變得多了一分理性色彩，這樣就可以避免雙方在分手過程中的進一步傷害。而部分人認為，分手應該由自己親口說出，而不是借助第三方。上海市著名心理咨詢師、應用心理學副教授王裕如在得知這一現象後，認為現有的“分手代理”存有的三大硬傷将會限制其進一步發展，比如讓陌生人說分手更容易傷害對方，代理者生活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缺乏人文關懷等等。

　　陌生人說“分手”更傷人

　　王裕如說，從避免提出分手者的角度來說，避免了傳達的難堪；但是對另一方，即被傳達分手消息這方的角度來說，則比從戀人口中得知分手的消息傷害更大更深。“原來八分傷害，現在可能九分半。感情是強求不來的東西，當一方的感情不再時，另一方應當會有所感覺的，即使真的感覺遲鈍了點，我想他一定也希望對方親口說出來。”

　　王裕如認為，應該尊重對方的隐私，即使是分手，也應該親口做一個交待。“對于感情還沒有退去的一方而言，分手本身就是殘酷的，如此一來當事人是不是有屈辱和尴尬的感覺呢？如果初衷是不想傷害對方，結果反而會讓對方更受傷，并且讓對方發現你的懦弱，對方更加生氣。再說，分手也算是隐私或者受傷吧，我想很少有人願意讓第三方看到他的痛。”

　　代理者的專業身份遭懷疑

　　王裕如表示，如果代理人是經過心理咨詢培訓的專業人士，那就可能起到舒緩情緒的作用。“如果不是專業人士，我覺得不夠人文了。照理說，‘分手代理’至少算個心理咨詢行當。心理咨詢人員的入門标準之一，應該是心理學、教育學或醫學本科畢業。”

　　王裕如認為，在衆多的分手代理業務來看，許多代理者都很年輕，都不是專業人士，沒有獨立的人格、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專業的知識作後盾，先不說這些代理者如何處理那些在聽到分手消息後吵嚷着要去自殺的被分手對象，代理者本人又如何處理本身日積月累的負面情緒呢？王裕如說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缺乏人文關懷随着社會自由度的提高，感情問題日益困擾現代人，而忙碌的生活和缺失的情感教育，使得現代人在面對感情問題時不知所措，不得不求助第三方。王裕如說：“從某種角度講，‘分手助理’的出現是現代人的一種悲哀。這一現象，折射出年輕人在處理感情問題能力的缺失，他們應該學習如何和異性相處，而不是遇到問題後選擇逃避。”

　　在這些感情困惑的背後，不少人借鑒了西方的經驗，也嗅出了其中的商機，所以“離婚公司”、“相親晚會”、“分手代理”紛紛出現，但是王裕如認為處理感情問題不應當适應商業化趨勢。“我們照搬了很多國外先進的一些約會和婚戀模式，但是在複制的過程中，很多商人隻看到了形式和利潤，而忽視了人文關懷的内核。我想這可能是分手代理的‘緻命傷’。”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