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福柯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提出過一個重要的思想，即性愛藝術和性科學的區分。他把性愛藝術歸于現代西方以外的社會；把性科學歸于西方社會。福柯說：一方面，每個社會——數不勝數的社會，中國社會、日本社會、印度社會、羅馬社會、阿拉伯一穆斯林社會——無不有自己的性愛藝術。另一方面，我們的文明，至少從表面上看，根本沒有什麼性愛藝術可言。

　　相反，它卻毫無疑問是唯一進行性科學實踐的文明，或者可以說，它是唯一在過去幾個世紀之中發展出講述性的真相的種種程序的文明。

　　在我做關于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估計始終困惑着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國的情況像福柯所說的古希臘羅馬社會，在那個社會中，性愛藝術最關心的不是對性行為作正确與錯誤的劃分，而是視性活動為一個整體，更關注于快感的享用和節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國的現狀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禁欲主義是每一個人為文明所付出的代價。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中國的性狀況同現代西方的性狀況是很不同的。換言之，我所觀察的這個社會同福柯所觀察的那個社會差異非常之大。

　　這種差異僅從表面上看就十分明顯：在西方人人都在談性，而中國的人們還有點“談性色變”；在西方，性科學（包括各種調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療）鋪天蓋地，而在中國，性還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會因為達不到快感去看醫生，中國的女人卻對同樣的問題處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戀經曆了從被視為刑事罪犯（曆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櫃櫥”的解放運動；在中國，同性戀從未被定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視和嘲笑；在西方，性成為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哲學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中國,它卻仍舊躲在陰暗的角落,被人們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

　　經過反複思索比較，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于古希臘羅馬（但有像處），也不同于維多利亞時代（也有像處）,更不同于現代西方社會（最不像），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西。作為分析對象，它是一個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都未曾面對過的對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對的都是西方社會，而我面對的是處于東方文化地域當中的中國社會。高度概括地說，這兩個對象最大的區别在于：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争常常圍繞着正确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于對抗之中——壓制與反抗，正常與病态，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于後者。早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國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态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為方式是罪惡的，不要去做；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或意識形态會宣稱，性是可恥的，要把它節制到最低限度；要背着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挂在嘴上；這種獸性欲望雖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較高尚的人比較能夠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克制它。

　　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至少為雙方分别造成了兩類後果：在西方，反面的後果是，人們受到判定行為的正确與錯誤的規範的“凝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擔心沒有性高潮，擔心沒有正确的體形，擔心性傾向不對頭等等，動不動要去求助于心理醫生；正面的效果則是，一方面有壓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辯越明，于是女人争得“女上位”的權利；同性戀争得結婚的權利；虐戀的愛好者争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務的權利；性學家公開宣布同雇用他們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的調查結果一一色情材料不但不會導緻性犯罪率上升，還會降低性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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