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一早，南京市兒童醫院“學習困難門診”外的座椅上已坐滿了家長和孩子。這個門診隻在周二和周六開放，提前一周的下午1點準時放40個号，家長們需要掐點守候，否則“秒沒”。

有家長始終沒有搶到号，索性挂了一個旁邊的“兒童保健門診”号，也有家長從網絡熱搜上第一次聽說了這個新奇的名字，他們嘴裡嘟囔着“學習困難是病嗎？咱們小時候不都挺調皮嗎？”一邊張羅着招呼孩子進診室，“不想那麼多，就當開學前給孩子做個全面體檢了。”

據不完全統計，近兩年來，包括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南昌、天津等多地醫院開設了“學習困難門診”，幾乎每一家的門診都可謂是“一号難求”。緊俏的“學習困難門診”背後，有嚴肅的醫學問題，如相關病症被忽視、被誤讀，如兒童精神科醫師專業人員的缺乏等；另一方面，它同時又指向教育，孩子們從家庭和社會中來，将回到家庭和社會中去，醫療手段隻能改善症狀，學校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同樣是重要的一環。

“學習困難門診”以家長們最容易感知到的主訴“學習困難”命名，它像水面上的線頭，輕輕一扯，牽出一個個家庭難以為外人道的故事，以及龐大的無法忽視的教育焦慮。

2022年8月16日，一位前來就診的男孩正在向“學習困難門診”室内張望。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門診室内外

“經常打斷别人談話或者強迫他人接受他的語言和遊戲？”

“對。”

“經常在一件事情還沒做完就轉去做另一件事，不能完全按要求做事？”

“是的。”

……

8月16日上午，南京市兒童醫院學習困難門診室裡，張钰帶着10歲的兒子濤濤正在問診。醫生黃懿钖對照量表逐個提問标記，幾乎每一個問題，張钰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她摸了摸兒子的後腦勺，半開玩笑說，“你看醫生阿姨多懂你。”

約二十分鐘後，張钰拿到了一份初步的診斷意見和檢查報告單——疑似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俗稱多動症）和阿斯伯格綜合征。對于ADHD的檢查結果她不感到意外，但阿斯伯格綜合征又是什麼？她沒搞明白。接下來，濤濤還要抽血、做腦電圖以及進行包括智力測驗、社會生活能力量表評估在内的一系列測評才能最終确診。

張钰很早就隐隐覺得孩子不對勁。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濤濤在學校雖談不上表現優異，也還算省心。2020年疫情暴發後，濤濤在家上網課，張钰懷着二胎分不開太多精力，濤濤由爺爺奶奶在帶，“就是這個時候，以前養成的好習慣全都不見了。”

濤濤的成績一落千丈，張钰說，以前兒子還會自己看書，後來再也不看書了。濤濤沉迷刷手機短視頻和打遊戲。更要命的是，張钰發現，濤濤的注意力幾乎是按照分鐘來計算，哪怕是打喜歡的遊戲，濤濤的耐心也很難超過五分鐘。

張钰在網上查了資料之後，懷疑兒子是多動症。她帶濤濤在老家江蘇溧陽的一家醫院就診，經過簡單快速的評估後，醫生告訴她，濤濤隻是正處于貪玩好動的年紀，還夠不上确診ADHD。

張钰覺得沒那麼簡單，她想帶兒子到南京更專業的醫院來看病，夫妻意見出現分歧。丈夫堅持認為兒子沒有問題，所謂的多動症是“騙局”和“智商稅”，但張钰沒有聽他的，她提前一周蹲點搶到号後，夫妻倆特意請了一天假，從溧陽開車趕到南京。

起初，張钰沒有告訴兒子來南京的真實目的，濤濤一直以為是來醫院看鼻炎的毛病，到了門診門口他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問濤濤，“你對來看學習困難門診有什麼想法嗎？”濤濤垂着頭，沒有回答。

2022年8月16日，濤濤初步問診後，醫生給他開出的檢查單。其中幾項測試要排到半個月之後才能做。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在門診室外，孩子們對“學習困難門診”的态度大相徑庭。一些孩子不以為意，而在更多家庭，這個話題是敏感的，我和一位父親攀談時，他看到兒子走過來，立馬壓低聲音，“不說了不說了，我們一般不在孩子面前說這個。”

鄒燕是門診室外唯一沒有帶孩子的家長。她背着雙肩包，提着兒子的顱腦CT片和病曆，幾次敲開門診室希望醫生能替她加個号。

鄒燕說，她已經連續蹲守了好幾周都沒能搶到号，這次促使她直接到醫院來碰運氣是因為就在兩天前，11歲的兒子參加了一次數學測驗，成績突然掉到車尾，鄒燕慌得不行，“他好像真的都沒學懂，我就想過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智商有問題。”

但鄒燕壓根不敢跟兒子提起看病的事情。幾個月前，她曾想騙兒子去一家中醫院針灸治療注意力缺陷的問題，兒子一看到“腦科”字樣就明白過來，母子倆爆發激烈的争吵，最後鄒燕好說歹說勸兒子做了個普通針灸，這事才算過去。

“他（兒子）不會跟我過來的。”鄒燕難掩失落。兒子開學就該上六年級了，正是關鍵的沖刺階段，這個暑假，除了學習文化課，她還給兒子報了編程和乒乓球的課外班，每天安排得滿滿當當。

鄒燕是南京本地人，“南京家長的目标都是‘六大’（南京六所名校高中），如果考不上‘六大’怎麼辦呢？那要是連高中都考不上呢？”鄒燕一想到這個問題就睡不着覺，“他（兒子）現在這個情況，我們也不指望能考上985了，還是希望他能考個211吧。”

鄒燕唯一糾結的是，為什麼門診會以“學習困難”來命名，這讓她幾乎不可能說服本就敏感的兒子前來就診。

“終于确診”

“‘學習困難’當然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主訴。”南京市兒童醫院學習困難門診的黃懿钖解釋。在南京市兒童醫院，“學習困難門診”的前身是“心理行為門診”，家長們最多的主訴就是“學習困難”“注意力不集中”，如同“失眠門診”“疼痛門診”一樣，以主訴命名的門診正在變得越來越常見。

黃懿钖說，之所以确定以“學習困難”來命名，恰恰是希望為家長科普“學習困難”背後的病理原因，對有問題的孩子可以及早介入幹預，不至于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期。

南京市兒童醫院的“學習困難門診”開設于2021年2月，截至目前已經接診過4000多個孩子。黃懿钖介紹，“學習困難門診”裡ADHD最為常見，約占80%，此外，學習技能發育障礙（如閱讀障礙）、阿斯伯格綜合征、情緒問題等也是被确診的主要原因。還有一些孩子屬于邊緣智力、智力低下的情況。精神類疾病常常伴随着共病，不少孩子可能兼具兩種或者幾種病症。

這些名字對家長們來說有些陌生，他們意識到原來“學習困難”和智力低下并不直接畫等号。比如俗稱多動症的ADHD實際包括注意力缺陷型、多動沖動型和混合型三種類型，注意力缺陷比較普遍，一個看起來文靜的孩子也可能是多動症。學習技能發育包括閱讀障礙、拼寫障礙、計算障礙等，這是一種先天基因導緻的大腦功能輕微失調。而阿斯伯格綜合征是廣泛性發育障礙（PDD）中的一種綜合征，有某些特征類似自閉症，如人際交往障礙，刻闆、重複的興趣和行為方式等。

在網絡社交平台上，被确診ADHD的孩子有一個統一的稱呼——“A娃”，家長們分享各自孩子就診、用藥和幹預的情況。和抑郁症、焦慮症等一樣，ADHD是一種譜系障礙，可能存在輕度或中度症狀，但尚不足以做出診斷，隻有症狀達到一定程度，并造成比較嚴重的功能受損，才可以确診。因此，很多疑心ADHD的家庭都有過不止一次的就診經曆。

曾穎的女兒妞妞今年2月确診了ADHD，“10歲，四年級，終于确診了。”她又強調了一遍，“是的，終于。”

不同于很多“A娃”被發現是老師向家長“投訴”，妞妞的幼兒園老師對她評價頗為不錯，隻有一位外教提醒過曾穎，妞妞有些不尋常舉動，比如在課堂上旁若無人地走動。曾穎也察覺出一些異樣，妞妞讀中班的時候出現了原因不明的異食癖，年齡更大一些之後，妞妞的注意力很難集中，認字鏡像颠倒，比如“b”和“d”分不清，把“暖”寫成“溫”。

曾穎帶着女兒挂遍了上海的專家号，但醫生認為妞妞隻屬于正常兒童注意力差，曾穎懷疑女兒有閱讀障礙也被專家否定，“你看她上小學前都能自主閱讀了，怎麼還會有閱讀障礙呢？”

但曾穎始終覺得女兒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樣。上小學前，妞妞掌握了1000-1500個漢字以及100以内加減法，曾穎說這個過程花費的精力相當于其他同齡人的幾倍。上小學後，雖說有這些提前預習的基礎，妞妞的成績隻能勉強中等。此外，妞妞性格沖動易怒，注意力很不集中。前幾年妞妞并未确診，全家人還是把妞妞當作一個“A娃”在養育。

曾穎在上海開了一家公司，平時不用坐班，有充裕的時間在家裡陪伴輔導妞妞。盡管她已經意識到女兒可能患有ADHD，要對她更有耐心更包容，但偶爾輔導作業的時候還是會情緒爆發。“A娃費媽”，曾穎說，“A娃家庭，首先媽媽不能抑郁，家庭關系和親子關系都不能崩也不敢崩。”

女兒升入四年級後，曾穎感覺越來越吃力，“我和她（妞妞）都太累了。”确診反而對她來說意味着一種解脫。幾年折騰下來，曾穎自诩是半個“ADHD通”，“女兒班上那些同學，誰可能是‘A娃’，我們能看個八九不離十，但是其他家長根本意識不到這個問題。”

2021年5月，中國首個少年兒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調報告發布，調研結果顯示：在6歲到16歲的在校學生中，中國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礙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占6.4％，抽動障礙占2.5％。一個被廣泛引用的公開數據是，中國有約2300萬ADHD兒童和青少年患者。

“很難說清楚診斷率有多少。”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中華醫學會兒童和青少年精神醫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劉華清表示，“很多農村縣城或三四線城市沒有專業診斷機構，家長的知曉率不高，他們不認為這是個病，不到專業機構來看。其次，兒童精神科醫師專業人員還是很缺少的。”2019年，《柳葉刀》刊發的數據顯示，我國兒童精神科專業醫生數量不超過500人，而美國的數據是8000人。

面對不斷有人推門進來要求加号的家長，黃懿钖有些無奈。“學習困難門診”加上黃懿钖在内隻有兩名醫生，她們同時還要坐診周四和周五的“心理行為門診”，“我們也希望挂号不那麼難，但專業的兒童精神心理科醫生有限，短期内很難做到每天都開診。”

劉華清不止一次指出，“對ADHD進行早篩幹預實在太有必要了。”他解釋說，ADHD患兒在兩三歲幼兒時期就能發現，如果早篩能得到普及，就不至于将壓力完全轉嫁給家長，孩子也能獲得更好的發展。

而現實掣肘的因素也很明顯。“一是大家的重視程度問題，二是沒有政策落地。”回龍觀醫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心理治療師安靜表示。

今年春天，黃懿钖在“學習困難門診”坐診，向一位家長溝通孩子情況。受訪者供圖

吃藥還是不吃藥

診室裡，一位家長試圖和黃懿钖談判，“她（女兒）太小了，能不能不吃藥？”黃懿钖解釋，醫生會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調整藥量，盡量減輕副作用。

這是黃懿钖經常面臨的難題，很多家長覺得除非孩子感冒發燒出現軀體症狀才需要用藥，對精神類疾病用藥卻非常警惕，認為可以靠“努力克服”改善，黃懿钖說，“就像近視眼要戴眼鏡矯正一樣，你看不清不是不夠努力，而是因為眼球結構發生了變化。”

當一個孩子被确診ADHD之後，他/她将面臨的是：如果年齡在6周歲以下，他/她被建議進行幹預訓練，如果年齡在6周歲以上，醫生通常會開出藥物處方。目前國内可供選擇的藥物通常是兩種——專注達和擇思達。

藥，挑動了家長們最敏感的神經。在學習困難門診，你會發現，家長們對于帶孩子看病相當積極，但面臨用藥時，他們普遍遲疑了。

無論是專注達還是擇思達都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腸胃問題和睡眠障礙，也有人表現為情緒低落。另外，服藥至少要持續一年，是否會成瘾依賴也是家長們擔心的問題。

也有家長奔着藥來門診。作為被嚴格管控的紅處方藥，家長們隻能持醫囑開藥。他們期待這顆“聰明藥”能帶來質的變化，以及改善輔導教育過程中雞飛狗跳的親子關系。在醫生向一位父親告知孩子病情時，這位父親直截了當地打斷說“開藥吧，我得先活着”。

還有一部分家庭，醫生建議孩子可以非藥物幹預，進行感統訓練，但無論是金錢還是精力，他們都難以應付。不少人來自外地，老家沒有像樣的感統訓練培訓中心，夫妻雙方都有工作，抽不出太多時間陪伴孩子，服藥成了最省心便捷的手段。

妞妞确診之後，曾穎幾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讓女兒服藥。無論是學習、運動、唱歌跳舞，女兒都要慢人一步，哪怕僅僅是達到普通水平，妞妞也要比别人多花費三倍的時間。而偏偏，妞妞又喜歡制定高目标，曾穎太了解女兒了，不管付出再多，她也想替妞妞完成這些目标。

曾穎小心翼翼地保護着妞妞的自尊心，在她看來，很多A娃情況越來越糟糕也是由于他們難以完成目标，長期受挫後習得性無助，若一直缺乏正向結果激勵，A娃們可能就放縱自己“擺爛”，她害怕女兒自己先放棄自己。

今年六一兒童節，學校的主持人名額空缺，模樣乖巧性格活潑的妞妞受到老師推薦，妞妞興高采烈地應了下來，但曾穎卻完全開心不起來，“我覺得她瘋了才去幹這個，但是我能打擊她嗎？為了維持她的成就感，我隻能一遍遍地盯着她死背，付出多少時間精力，隻有我和她知道。”

“媽媽，為什麼我努力了還是沒有别人好？”女兒總是這樣問她，曾穎的心被狠狠刺痛，“我要怎麼回答呢？算了，吃藥吧。”

好在妞妞的症狀輕微，服用的是最低劑量，半年下來沒有明顯不良反應，學習時間縮短了30%~40%。但令曾穎心酸的是，女兒似乎在心理上對藥物有了依賴，她告訴曾穎，這個藥是她的“水晶鞋”，她不想再回到原來的狀态。

“其實孩子自己也很希望當一個好孩子，就像成年人希望成為成功者一樣，被認可和肯定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安靜說，這個年紀的孩子，他們得到的外界反饋評價主要是來自學業和人際交往，如果不進行治療幹預，他們在這兩方面持續受挫，精神壓力會更大，長期以往會産生厭學情緒，人際交往障礙，甚至誘發抑郁症、強迫症、雙相情感障礙等問題。

2022年8月13日，連雲港市第一人民醫院兒童保健中心學習困難門診室，醫生在給小朋友“學習困難症”進行問診、檢查和評估。圖/IC photo

被改變的家庭

“A娃”牽動的是整個家庭。沈怡的女兒可可确診ADHD之後，隻服用了兩個月的藥就停了。

沈怡形容，服藥前的可可每天像一隻快樂的小鳥，有很多自娛自樂的活動，情緒高漲時哈哈笑，家人也會被她的快樂情緒傳染。服藥後，可可一整天都很安靜，對事情提不起興趣。沈怡決定還是靠非藥物手段改善，“哪怕慢一點。”

去年11月，沈怡給可可報了感統訓練班，一周兩次課，課程價格不便宜，一個月3200元。沈怡和丈夫都要上班，遠在安徽老家的父母專門來到北京替他們帶孩子。訓練課上了四個月，自從今年3月北京出現疫情後，可可就再也沒有去參加過訓練。

圍繞着孩子的情況，家庭也在做出調整和改變。在此之前，沈怡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加班是常态，而丈夫是體制内公務員，工作相對輕松一點，可可的學業主要由丈夫輔導，“每晚（丈夫）血壓都要飙升，三天兩頭吼一頓，孩子哭一場。”沈怡看不過去，今年6月，她辭去工作，親自照顧可可。

沈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脾氣。24小時和女兒貼身相處，因為各種小問題鬥智鬥勇，每天她要盯着孩子上網課，輔導作業，還要敦促女兒跳繩——醫生建議女兒多運動。

沈怡不再去想長遠的規劃，她打算開個家庭會議，跟家人科普可可的實際情況以及商量教育方式，而她明白，這勢必是一場持久戰。

劉華清說，隻要持續系統地治療，效果還是很好的，這個理想狀态是指孩子能正常上學和社交，和其他孩子沒有什麼區别，“有些孩子還很聰明呢。”劉華清說。

2022年8月16日，南京市兒童醫院九樓大廳内的叫号電子屏顯示“學習困難門診”。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不一定非要強調所謂的‘治愈’。”安靜也認為，不要總去貼标簽強化，而更應該關注孩子能否正常履行社會功能，“就像高血壓不代表就不能跑步。”

21歲的尹曉月已經與ADHD共處了十幾年。成長這些年，ADHD對她來說，“像是一隻螞蟻，它很微小，但是無法完全忽視它的存在和傷害。”

在社交平台上，A娃的家長們除了溝通治療養育的經驗，他們更關心的是，一個偏離标準的孩子，他們如何長大？又有怎樣的未來？尹曉月的故事或許補上了另一個視角。

小學的尹曉月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她學習成績墊底，注意力難以集中，常常寫着作業就開始走神，思維天馬行空，那些奇奇怪怪的幻想讓母親覺得她“不正常”。在學校裡，她也總是頂嘴，經常被老師要求請家長。

四年級那年，她在沈陽一家醫院确診了ADHD。确診之後的尹曉月度過了一段很晦暗的日子。當年就診時，她同時做了智力測試，得分是121，普通人的智力測試在105-115之間，尹曉月被認為是一個聰明孩子，所以盡管确診了ADHD，她的那些症狀僅僅被父母看作是不努力，“欠打”。

“當時我爸媽懷疑我是智商有問題才帶我去看的醫生。”尹曉月說，當智力測試超出父母預期後，母親對她期待變高了，也對她嚴厲了很多。如果被發現走神，尹曉月就少不了挨一頓打罵，直到升入初中，她的症狀更嚴重了，母親才去給她開藥。

但她服藥會出現幹嘔沒有食欲的情況，所以十幾年來，她隻在考試前吃藥。“藥物隻能讓我在考試期間注意力集中，但平時沒學會光考試注意力集中也沒用。”

初中階段尹曉月擺脫了“學渣”的标簽。尹曉月複盤自己之所以成績還可以，是本身智力不差并且一直有父母和學校的“逼迫”。但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她時常陷入抑郁情緒的泥淖。高中階段尹曉月就讀于一所重點高中，學業競争壓力大，她的成績很不穩定，始終在圍繞注意力“作戰”。

更大的痛苦在于，她曾長期被病恥感裹挾，每次吃藥前要偷偷躲起來。“以前覺得多動症隻有淘氣招人煩的男孩才會有，而我是個女孩。”尹曉月說，“這是一種很微妙的心理。”

尹曉月考了兩次大學，第一次高考成績比平時模考低了三十分，父母逼她複讀，第二次成績漲了十分，依然不太理想，還是比一本線低了十分。母親做主替她選了會計專業，她不感興趣，“學得很痛苦。”

從家庭社會中來，回到家庭社會中去

“學習困難門診”診室裡，每個患兒的就診時間至少在20分鐘以上，黃懿钖要給出的不僅是診斷，還有感統訓練與家庭教育的建議。在那天門診快結束時，黃懿钖向一名家長推薦了一本書《如何養育多動症孩子》。

“這是一個醫學問題，又不止是醫學問題。”黃懿钖說，“孩子們是從家庭社會中來，之後會回到家庭社會中去。”她希望門診宣教能讓更多人破除對疾病的迷思，不僅是家庭，還有學校和社會。

ADHD和精神健康領域的國際專家、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Stephen P.Hinshaw曾在其書中指出學校政策和來自學習成績的壓力助長了當今快速增長的ADHD診斷率，他表露擔憂，“藥物治療常常被視為一種試圖掩蓋家庭沖突、學校表現不佳，甚至更加普遍的社會問題的化學創可貼。”

網上調侃“學習困難門診”旁邊應該開設“家長教育門診”，事實上，南京市兒童醫院早已做出嘗試。據黃懿钖介紹，醫院開設了面向家長的科普課程，後來因為疫情課程改為線上，一共六節課。周一到周五，醫院還有ADHD兒童情緒社交團體訓練、精神運動康複訓練、生物反饋治療以及執行功能訓練。

南京市兒童醫院廣州路院區大門。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但這些放在大環境中似乎還遠遠不夠。沈怡帶着女兒輾轉了北京幾所大醫院，她的本意是希望尋求非藥物的教育建議，但問診的時間比較短，她覺得沒有什麼收獲。而另一方面，沈怡發現，女兒學校的老師對ADHD也并沒有任何了解。那是一所北京還不錯的公立小學，年輕老師向資深老師取經該如何管教令人頭疼的調皮孩子，後者的回複是，等孩子大一點就好了。

劉華清說，開展早篩，教師也是關鍵一環，“我們可以更加依賴、尊重教師的意見。”劉華清說，幾十個孩子裡有那麼幾個調皮搗蛋不聽指令的情況，教師和父母都要引起重視。“教師也要對ADHD有正确的認知。”

這些年來，黃懿钖感受到，社會大衆對ADHD等疾病的認識在提升，早幾年門診裡來來往往的隻有孩子和家長，而現在開始有老師和家長一起前來，雖然這種情況仍然很少見。

黃懿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老師。這位女老師最初感到困惑無助，她發現班裡一個孩子在學校裡有很多行為問題，查閱了資料後她模糊覺得可能是多動症，于是她找到家長，一起來了門診。在診斷過程中，這位女老師提供了孩子在學校的很多表現。黃懿钖也給予她很多建議，小到如何給這個孩子安排座位，大到改變教育方式，“比如不能懲罰多次抄寫作業，孩子可能沒辦法刷這麼多題。”

養育一個A娃讓家長們被迫調低了對孩子的期待，但極少有人能真正下定決心讓孩子徹底脫離當下的應試教育體制。曾穎考慮過要不要讓孩子去國外接受素質教育，但這個想法很快被她否定了，她認為無論國内國外任何教育體制，學習這事本身都是需要專注力的，無法真正逃避。

她準備給女兒在當下的教育體制内規劃一條适合的路：她和丈夫都是學藝術出身，妞妞藝術天賦也不錯，她降低了對妞妞數學成績的要求，轉而給孩子報了繪畫的課程和英語——她希望妞妞大學能去國外學習藝術，所以英語不能丢，要從娃娃抓起。

這些年，作為孩子的尹曉月試着與自我和解。上大學後她深入了解了ADHD，意識到“不是自己的錯，隻是大腦某個地方發育不完善”。她釋然了。“我現在身邊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情況。”尹曉月準備畢業後去讀市場營銷專業的研究生，“對待感興趣的事情，會專注很多。”

家長們期待從過來人那裡獲取一些經驗。一位25歲的女子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小時候确診的經曆以及如何長大的過程，有家長在下面試探地問她，“如果回到小時候，你希望自己被大人怎樣對待？”

尹曉月告訴我，她希望身邊人尤其是父母能意識到這是一種疾病，不能靠打罵來解決，她希望得到更寬容和科學的對待。

但無論如何，從“學習困難門診”到互聯網上彌漫的教育焦慮卻沒有解法。那天的門診，鄒燕最終還是沒有加到号，她眉頭緊鎖，臉上挂滿了憂慮，我安慰她不要太在意一次兩次的成績，她向我丢下一句話，“隻要競争還存在，就會有搶跑，不跑不行。”

焦慮甚至影響到了隻有21歲的尹曉月。雖然還在讀大學，她已經“非常擔心”自己以後的孩子會遺傳多動症，她時不時地會刷一刷養育A娃的帖子。

然而，有一點尹曉月非常确信，即使未來她真的有了一個A娃，“我肯定會比我的父母做得好得多得多。”

（本文除黃懿钖、劉華清、安靜之外，其餘都是化名）

新京報記者 李照 實習生 馮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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