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型受賄呈現出多樣性隐蔽性特點

“合法”外衣難掩權錢交易之實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靈娜

經吉林省白城市紀委監委指定管轄，鎮赉縣紀委監委對鞠萬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立案審查調查。圖為鞠萬成案專案組成員正在研究案情。王鴻鶴 攝

廣發銀行天津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趙勇利用職務影響低價購房；遼甯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劉國強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房産；廣州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蘇澤群以低價購房形式或退休後以提供咨詢服務名義收受他人财物……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審查調查欄目，記者發現，通報中“低價購房”的表述時有出現。“低價購房”表面上是市場交易行為，背後是利益輸送、權錢交易。

在懲治腐敗高壓态勢之下，一些貪腐手段發生變化，出現了在民事行為掩飾下的權錢交易行為——交易型受賄，較之于傳統的權錢交易形式，呈現出多樣性、隐蔽性等特點。這些以市場交易為名、行權錢交易之實的問題，該如何整治呢？

1 通過看似合法的交易手段，掩蓋非法收受賄賂的事實

将自用大衆途昂，置換成一輛全新的豐田賽納；将妻子使用的大衆途觀、女兒使用的寶馬X1和保時捷邁卡，轉手以翻了一倍的高價賣出；将大安市一處村居院落和山東省境内一處無人問津的海景房，置換成大安市商圈内兩棟價值合計240餘萬元的門市房……三年間，吉林省大安市交通運輸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鞠萬成以舊換新、以小換大、低買高賣，涉嫌通過交易的方式受賄二百餘萬元。

經白城市紀委監委指定管轄，鎮赉縣紀委監委對鞠萬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

“平時一些建築、運輸企業的經營者都喜歡圍着鞠萬成，因為有好處可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圈子’。圈裡的人都管他叫老大，他也很享受這種感覺。”據辦案人員介紹，鞠萬成把自家的房子、汽車，以遠高于市場的價格，頻繁地同“圈子”裡有求于他的人進行置換或交易，尋求權力變現，通過這種看似合法的交易手段，掩蓋自己收受賄賂的事實。

今年1月，吉林省鎮赉縣人民法院判決認定，鞠萬成以置換房屋、汽車及汽車交易等方式收受的賄賂250餘萬元，占了鞠萬成個人受賄金額的近三分之一。白城市紀委監委宣傳部幹部于勝男告訴記者，鞠萬成案已被收錄到警示教育片《用權警鑒》中，市紀委監委以此面向全市黨員幹部開展警示教育，防止此類問題再次發生。

交易型受賄是近年來多發的新型受賄方式之一。從形式上看，行受賄雙方存在市場交易行為，但實際上卻明顯違背市場交易規律，背離等價交換基本原則。說到底，市場交易隻是幌子，本質是權錢交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第一條規定，交易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從而通過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或以其他差價交易的形式收受他人财物的行為。交易型受賄數額按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市場價格包括商品經營者事先設定的不針對特定人的最低優惠價格。

2 低價購買、高價售出、以舊換新，表現形式花樣翻新

本無買房意願，為何砍價時，房屋價格卻越砍越高？

“聽說有人把房子賣給了管理服務對象，價格還能賣得高一點。”在這種思想作祟下，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海關原副關長、調研員朱春霞找到了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葉某。朱春霞曾利用職務便利，接受葉某的請托，為其公司在信息系統推廣、業務支持等方面謀取利益。

朱春霞沒有避諱，直接對葉某講有一套二手房想出售，問其是否願意買。此時，同一小區同樣戶型的房子剛剛以250萬元成交，而朱春霞卻準備以380萬元的價格賣出。

“在公司發展過程中，朱春霞幫過很多忙，所以當她提出要賣房時，無論要價多少都答應。”葉某說，他當場就表示願意購買，其實是想借買房的機會送錢。

鑒于直接按照朱春霞提出的價格成交，向她購買房屋就有利益輸送的嫌疑，所以，他們找到一家房産中介操作買房的事情。雙方“砍價”時，葉某先把房價從380萬元提到400萬元。考慮到整數交易不太自然，雙方又協商把價格定為398萬元，葉某直接支付了200萬元作為預付款。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風順，受當時的限購政策影響，葉某找來的買房人并不具備購房資格。随後，葉某找到朱春霞，告訴她由于買方的原因無法購房，付的定金是不用還的，并補了一個定金條給朱春霞，繼續掩蓋權錢交易的行為。

如此一番交易，朱春霞的房子還在手裡，卻得到了200萬元的“違約金”。最初通過高價售房形式進行的交易型受賄，演變成了利用違約責任進行的交易型受賄。

梳理近年來各地查處的案例，從交易的表現形式看，除像朱春霞一樣“高價售出”外，還有的是“低價購買”。上海市奉賢區奉城鎮原黨委書記蔣德川為本人及其他兩人“争取”低價購房，四套房屋交易時的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差額387萬餘元。有的則是“以舊換新”。楊尚春在擔任江蘇省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期間，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将自己一輛價值4.2萬元的面包車置換給某空調制造商企業，收受該企業法人代表陳某送予的一輛價值13.9萬元的全新轎車。

有的甚至利用職務便利進行強制攤派。顔景碩利用擔任江蘇省東海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縣公安局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江蘇省某建工集團項目負責人譚某、東海某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股東徐某在工程承接及工程款支付等事項上提供過幫助。兩人曾向顔景碩送錢，但顔景碩都沒收。為了把錢再收回來，顔景碩先後向兩人表示，其本家兄弟在做白酒銷售生意，讓他們買酒“支持支持”。“交易”過後，顔景碩以攤派白酒方式變相收受譚某24萬元、徐某18萬元。

受利益驅動，有些人嗅到“商機”，在一買一賣間“獲利”。内蒙古自治區國防科工辦原主任、經信委原副主任文民，憑借着“輾轉騰挪、低買高賣”的手段，先後出售房産14套，獲利近千萬元。在他的幾十套房産中，除了少部分來自直接索要外，大部分房産都有一個共性特點，那就是利用其職權通過他人運作，低買高賣獲利，中間還摻雜着索要、放貸、頂賬、更換、裝修、他人代付款等問題。

3 “以購代賄”僞裝之下，違紀違法行為查處難度增大

一審判決後，朱春霞提出上訴。針對“違約金”，朱春霞及其辯護人提出“一審判決認定朱春霞以售房名義收受葉某200萬元構成受賄不當，該事實是合法購房行為預付的購房款，不應認定為受賄”的上訴理由、辯護意見。

蘇州市紀委監委駐市住建局紀檢監察組副組長包正，曾經是朱春霞案的辦案人員之一。在他看來，查辦這類交易型受賄案件存在一定的難度。交易型受賄案件在定性、評估、數額認定等方面需多加注意。

經過研判，辦案人員通過幾個“不合理”突破了朱春霞案。比如，朱春霞與葉某之間，本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和管理服務對象的關系，葉某沒有購房意願，卻成了幕後的購房者；買賣雙方約定的房屋價格，明顯高于市場價格；讨價還價之後，房價越“砍”越高。

為了掩人耳目，有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并不直接收受請托人财物，而是授意或者默許請托人與第三人進行交易，以第三人為周轉财物的紐帶。這種交易型受賄增設中間環節，實際還是在為收受錢财打掩護。葉某增設中間環節，找來的買房人，就是他和朱春霞之間的“第三人”。

法院認定，朱春霞收受的“預付款”200萬元系葉某不具備購房條件的情況下賄送的錢款。最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無獨有偶，證監會發行監管部原處長李志玲利用職務便利，為某集團的下屬公司再融資提供幫助，夥同其特定關系人，以明顯高于市場價向某集團出售國畫、油畫、瓷器等物品的方式，收受某集團給予的賄賂共計2865.07萬元。

專家表示，雖然司法解釋對此類受賄犯罪作出了相關規定，但實踐中還存在一些争議。比如，在市場價格認定方面，涉及新商品交易市場中的市場價格、二手商品市場價格的确定、特殊房産市場價值的認定等。交易型受賄多以房屋、汽車等物品為對象，但在轉讓公司股份、名人字畫、古玩等更為複雜的交易形式出現之後，價格認定的難度随之增加。

《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中規定，“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的，不屬于受賄”。個别人有意鑽空子，規避查處，采用“薄利多銷”的辦法，每次獲利不多，但頻率較多、時間較長。福建省羅源縣監委委員富小棟認為，有些交易型受賄在時間上體現出一定的期權性，違紀違法行為查處難度有所增加。傳統的受賄僅為短期利益的獲取，行賄、受賄者一般會直接權錢交易，而随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方式漸漸被改變。一方面，基于長遠利益獲取所需，雙方由短期向長期合作轉變，通過長期合作完成行賄受賄行為，增加了隐蔽性。另一方面，行賄者想要獲得的未必是現有的某種特定的利益，而是要與國家工作人員建立一種相對固定的利益聯系，以便在未來得到更多的“關照”。

4 揭下“遮羞布”，對低買高賣等隐性腐敗一查到底

打蛇打七寸，懲治低買高賣這類隐性腐敗，關鍵要揭下“交易”這塊遮羞布。黑龍江省紀委監委在部署2021年工作時，明确提出深挖低買高賣、影子股東等隐性腐敗。浙江省紀委監委也明确，要嚴肅查處以投資、借貸、低買高賣房屋等方式輸送利益的隐性腐敗。

紀檢監察機關對可能存在交易型受賄行為的問題線索，扭住不放、一查到底，緊緊圍繞交易價格是否合理、交易形式是否正常、交易雙方關系是否存在公權力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深入研判、調查核實。河南省鄭州市紀委監委在查辦某縣委原常委、原常務副縣長任某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期間，其嶽母名下高端住宅引起了辦案人員注意：任某偉嶽母是80多歲的退休教師，雖有穩定收入，但也很難付得起巨額房款，況且耄耋之年購入高端住宅的動機和資金來源也需深入調查。随着反映任某偉收受開發商贈送房産的線索逐漸明晰以及其他問題線索的突破，任某偉最終向市紀委監委投案，交代了其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買房産和其他違紀違法事實。

同時，各地紀檢監察機關通過完善稅務監管預警體系等大數據平台，及時篩查明顯違背市場規律的交易行為。在監督中，與稅務執法部門聯合，對多次交易、繳稅異常的行為進行篩查，鎖定可能存在問題的公職人員，再通過比對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核查相關問題線索。

“查辦案件期間發現，商人潘某某曾向市人民防空辦公室原副主任章金富贈送一輛二手奧迪。為規避調查，車子一度四次過戶，還通過轉賬支付車款，包裝成真實交易的樣子。”浙江省慈溪市紀委監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該市建立機關幹部廉情信息管理系統，覆蓋幹部個人基本情況、房産、車輛等個人事項以及被信訪舉報、黨紀政務處分情況等懲戒信息，并根據廉情變化及時更新。為避免類似“四次過戶”情況的發生，該市紀委監委在系統中設置“房産或車輛年度交易一定次數及以上”等預警條件，通過“系統預警 人工研判”着力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抓早抓小、提醒在前。

整治以交易形式進行利益輸送的新型腐敗，不僅要加大對受賄一方的懲處力度，也要從行賄一方着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各地紀委監委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加大打擊行賄力度，完善行賄人“黑名單”制度，着力形成聯合懲戒的工作格局。

雲南省紀委監委對巨額行賄、多次行賄者嚴肅處置，堅決破除權錢交易的關系網，持續形成“不敢腐”的震懾。在對受賄案件進行審理處置時，連同行賄人一并提出處理意見，提交省紀委常委會、監委委務會研究審議，并綜合運用留置、紀律處分、談話函詢等多種措施強化對行賄人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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