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險的間諜：多面特工與大國的核競賽》

　　[英]弗蘭克·克洛斯 著

　　朱邦芊 譯

　　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這是關于德裔物理學家克勞斯·福克斯的故事，講述了他由科學家、間諜、普通人三重身份交織而成的複雜人生。文質彬彬的福克斯何以會被稱為“最危險的間諜”？他最終又因何而暴露了身份？

　　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學榮休教授弗蘭克·克洛斯以戰前的納粹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随後的冷戰為背景，追溯了英國核計劃中的重要人物魯道夫·派爾斯如何将福克斯帶入他的家庭和實驗室，最終卻遭到背叛的故事。克洛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福克斯在伯明翰、洛斯阿拉莫斯、哈韋爾的三個時期，它們分别代表了他間諜生涯的起步、高潮和結束。福克斯的政治理念與處境是推動事件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他與派爾斯夫婦等人的溫情關系，又将他的表面生活與間諜身份剝離開來；同時，各國情報機構的角力從外部促成了福克斯内心的轉變，映射出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

　　内文選讀

　　70年後，我們可以從一個與克勞斯·福克斯所在的世界全然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他的一生——也許除了一個方面：原子時代地球生命的存活可能要歸功于魯道夫·派爾斯和奧托·弗裡施所預見的、福克斯和特德·霍爾幫助促成的“相對保證毀滅”。1955年，中子的發現者、“曼哈頓計劃”英國代表團的團長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對英國國會議員塔姆·戴利埃爾說：“我非常了解他們（原子彈間諜們）。我雖然不贊成他們的所作所為，但我理解他們的動機。你們這一代人可能會對他們心存感激。”

　　哈韋爾的資深科學家們，1948年。克勞斯·福克斯站于左側。

　　至于福克斯本人以及決定他一生的客觀環境，卻仍是疑窦叢生。幫助福克斯在英國立足的岡恩夫婦是誰？他為什麼在七年的間諜活動後突然招供？還有一個猜謎遊戲：如果“維諾那”沒能暴露洛斯阿拉莫斯間諜的身份，福克斯在英國機構中的地位會上升到怎樣的高度？

　　首先是岡恩一家的作用，他們是福克斯在布裡斯托爾讀書期間的擔保人和房東，并在20年後他入獄期間與他保持着聯系。他們是幫助可憐難民的無辜的、愛好和平的施惠者，還是像軍情五處懷疑的那樣，是某些更深層次的目标的一部分？

　　1950年的普遍觀念是，福克斯在布裡斯托爾期間參與了左翼活動，部分原因是他與岡恩夫婦的關系。我讀過羅納德·岡恩的檔案，得益于在那個目光短淺的時代過後半個世紀才看到這些，岡恩明顯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這使他在國家處于危險時成為對立情緒的焦點，沒有證據表明他是讓福克斯在英國立足的長期計劃中的知情方。福克斯堅持把岡恩說成是貴格會教徒，這可能是單純地在保護一個幫助他在新家園定居的人，避免把岡恩拖入泥潭。

　　這就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謎團：克勞斯·福克斯是誰，他為什麼要招供？關于他的性格和動機的觀點似乎随着它們第一次顯現出來是在哪個時代而變化。例如，最早的作品寫于冷戰時期，受當時麥卡錫主義盛行的背景影響，将他描繪成一個狡詐的共産主義叛徒。諾曼·莫斯和羅伯特·查德威爾·威廉姆斯更加細緻入微地描述福克斯的作品則寫于1980年代，其優勢得益于當時的偏見少于麥卡錫時代，但他們缺乏軍情五處和俄國檔案的幫助。我研究福克斯生涯的部分靈感來自已故的洛娜·阿諾德，這位傑出的曆史學者在福克斯的哈韋爾時期就認識他了。她堅持認為他沒有得到理解，他是一個忠于自己原則的、值得尊敬的人，而這些原則既有人強烈反對，也有許多人表示認同。如何決定“對”或“錯”是一個深刻的道德哲學問題，中立的界限本身就随着時代的發展而移動。在洛娜看來，福克斯是一個還沒有得到公正審判的人。我希望能對此有所貢獻。

　　我震驚地發現約談福克斯的方式如此輕率，而且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感覺，那就是重要的證據仍然秘而不宣，這不是出于國家安全的原因，而是為了掩蓋嚴重的錯誤。能說明此點的一個例子是，福克斯的家中安裝了竊聽設備，但吉姆·斯卡登在那裡的約談卻沒有記錄。檢方試圖在審判前夕影響福克斯的辯護律師，這是一種驚人的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話雖如此，但福克斯數年來蓄意犯法，所以法庭的判決我們無法去指責。評估哪些文件要繼續隐瞞，哪些可以公布的決策過程似乎是在撞大運。一方面，費米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氫彈講座筆記仍被禁止，但在劍橋的其他場所，從洛斯阿拉莫斯，甚至從蘇聯本身，都可以獲得這些筆記！

　　對福克斯的審判非但沒有全然解決，倒是又提出了許多問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審判，是否被誘供？前者最好由法律專家來衡量，他們可以評估其供詞的意義，他的供詞是在沒有任何法律援助的情況下寫成并簽字的，但他是否會因此而被定罪就值得懷疑了。誘供的問題是整個過程的一個主旋律，一些線索表明至少斯卡登引導了他。

　　我們隻有斯卡登對審訊的描述，是他幾天後寫的，且沒有獨立的佐證。福克斯在接受約談時既沒有得到任何法律咨詢，也沒有為自己做任何記錄。福克斯後來聲稱，斯卡登撒了個謊，給出确保福克斯能留在哈韋爾的提議——福克斯寫信給埃爾娜說道：“我隻要承認一件小事，就可以留下來……”——不過福克斯在這裡不一定是個可靠的證人。福克斯說，有人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勸告他不要在審判中提出這個問題，他居然就順從了，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顯然，在福克斯承認這一切之前，軍情五處隻是在追查“一件小事”，與他達成交易仍然存在現實的可能性。然而，當他間諜活動的深刻性質暴露出來後，角力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但有些線索表明，福克斯的聲明或許有其可取之處，斯卡登的口頭承諾比他書面記錄的更多。首先，審判前關于誘供的讨論有記錄在案，蓋伊·利德爾在确信他們可能會“脫罪”時的輕松心情很能說明問題。毫無疑問，福克斯的預制闆房被裝了竊聽器——這個決定是在1949年10月做出的，而且多次提到聽見福克斯“燒火”的聲音，還有周圍其他動靜的記錄，都暗示着這些都得益于傳聲器。然而，斯卡登與福克斯在那個房間裡的對話卻沒有記錄，軍情五處積累的日常記錄中也有幾頁被扣下，這些都表明有一項關鍵的潛在證據無法為我們所用。最後，在法庭上提出阿諾德是福克斯第一次供詞的來源，這要麼是企圖轉移人們對斯卡登的注意，要麼證明斯卡登的叙述有誤，至少在時間順序上是錯誤的。

　　至于審判本身，法官戈達德勳爵對“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說法不屑一顧。雖然這與福克斯的罪責沒有關系，但既然我們了解福克斯的家庭背景，在解釋他現在如何行動時就不該被輕易忽略。盡管他使用的是這個詞在口語中的含義，指的是人格分裂而不是有妄想症狀的嚴重精神疾病，但從其外祖母開始的三代人的自殺——母親是精神分裂性抑郁症患者，而妹妹克裡斯特爾也患有這種病——使得克勞斯很可能也有一些這樣的傾向。他處于極端否認的狀态，似乎無法認識到自己犯了大罪。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可能比他自己意識到的還要真實，也是他為何能夠如此成功地長期過着兩種平行生活的原因。“克制型”精神分裂症也許是可以忍受的，隻要它仍然受控。福克斯從來沒有受到過挑戰，直到1949年底，事件第一次不再受他的控制。

　　雖然我們如今可以比過去更冷靜地評價福克斯的間諜活動，或許也可以同情他的理由，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福克斯始終都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間諜，具有這種角色所要求的專注于此的兩面性。

　　他把他的聽衆想聽的告訴他們，而且隻有在對他有利的時候才提供情報。例如，他向克格勃否認自己曾向軍情五處或聯邦調查局承認過傳遞了有關氫彈的情報，但實際上，正如邁克爾·佩林和弗雷德裡克·林德曼所記錄的那樣，福克斯向英國人承認自己“說出了所知的一切”。1949年，福克斯在斯卡登的壓力下，聲稱他停止間諜活動是因為對蘇聯在歐洲的野心不滿，也是因為他逐漸喜歡上了英國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後來他對克格勃聲稱，這是由于他接觸到了資産階級的政治宣傳。他隐瞞證據，或者在時機成熟時一點一點兒地道出事實。例如，斯卡登和聯邦調查局給他看有可能是聯絡人的照片時，他從來都沒有指認烏爾蘇拉·伯爾東（“索尼娅”）的照片，卻挑出了西蒙·克雷默——福克斯知道他人在蘇聯，鞭長莫及。他在哈裡·戈爾德顯然已被逮捕之後才指認了戈爾德；在數次約談中，他關于兩人見面的故事一直在變化，有時是一些瑣事，比如他管聯絡人叫什麼，但為了保護克裡斯特爾的安全，并掩蓋他們在妹妹家見面的事實，也有更加蓄意的做法。

　　一旦懷疑落在福克斯身上，他的唯一目标就是确保克裡斯特爾可以逃脫譴責。他試圖堅持間諜的規則——隐瞞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聯絡人的身份，但失敗了。福克斯必須隐瞞一個關于他本人的事實，即他開始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期，他成功地做到了。他不斷提到1942年，從而污染了斯卡登、聯邦調查局對他的約談和法院審理的記錄，這個時間在當時所有媒體的報道中成為根深蒂固的認知，在20世紀後來的（甚至最近的）文獻中又變成了“1941年底”。然而，我們現在知道，福克斯早在1941年8月就把情報傳給了蘇聯方面的信使西蒙·克雷默，而且他們在這之前，可能是在庫琴斯基的慶祝會上就已經見過面了。不管1941年4月漢普斯特德的聚會上發生了什麼，福克斯肯定是應庫琴斯基之邀前往的，而且正是庫琴斯基把福克斯介紹給克雷默的。此事如果曝光，福克斯也許會被指控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仍有效的時期幫助了蘇聯，這顯然十分危險。福克斯至少在此事上設法把水攪渾了，這也許是得益于英國人無法提供證據，證明1942年之前他就在《官方機密法令》上簽過字。

　　在他雙重生活的孤獨歲月裡，福克斯一定花了很多時間來為有朝一日事情超出其“控制”做準備。他顯然知道自己在倫敦和火車上被人跟蹤了，埃爾娜對他“最近”的駕駛水平的擔憂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在關鍵時刻從軍情五處的視線中消失，比如他在兩次審訊後都神秘失蹤，而他和尚未擺脫嫌疑的埃爾娜·斯金納一起離開時也無人盯梢，這些都對福克斯和監視的效率提出了至今無法回答的疑問。

　　作者簡介

　　弗蘭克·克洛斯（Frank Close），牛津大學理論物理學榮休教授和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物理學榮休研究員。曾任哈韋爾的盧瑟福·阿普爾頓實驗室理論物理學部門負責人、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副主席、日内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傳播與公衆教育部門負責人。

　　作者：弗蘭克·克洛斯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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