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古代遺址壁畫，作于公元6世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内亞史是近些年史學界關注的熱點，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比如所謂内亞視角，更是熱門的話題。然而，到底何為内亞，國内學界的認識和界定仍較混亂。如何進行内亞史研究？内亞史研究對我們有何意義？新近引進出版的幾部内亞史著作，有助于我們破解謎團，起到攻玉的作用。

　　把中亞和内亞嚴格區分開來并不容易

　　作為學術概念，“内亞”問世已有相當長的時間，比如拉鐵摩爾在1940年出版了一部至今仍有很大影響的著作《中國的内陸亞洲邊疆》，此處“内陸亞洲”就是“内亞”，但這一術語在我國流傳開來，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更廣泛為人使用的是“中亞”，此詞一方面非常明确，如我們常說前蘇聯中亞五國，另一方面同樣存在着混亂不清的狀況。我國考古學者許宏在其新著《東亞青銅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5月版）中對“中亞”概念進行了梳理，認為它在科學文獻中存在已久，具體地理界限則衆說紛纭。“絲綢之路”術語的創始者、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認為，“中亞”包括亞洲内陸地帶以沒有外河注入外海的水文體系為特征的所有地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撰《中亞文明史》，專門對“中亞”一詞做了說明，強調“本研究中所謂的‘中亞’相當于亞洲大陸的全部内陸部分——我們将遵循此詞的前一百年間所發展的有關中亞曆史和中亞研究的傳統”，明确指出“中亞”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國西部、印度北部、東北伊朗、巴基斯坦以及蘇聯諸中亞共和國境内的各個地區”。不過，該書同時聲明，“本書所用的‘中亞’一名，也可以視作‘内亞’的異名”。可見嚴格把中亞和内亞區分開來并非容易之事，許著本身在一些地方對中亞和内亞概念的區别也不那麼嚴格。美國知名中亞史專家斯瓦特·蘇塞克在《内亞史》（袁劍、程秀金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同時使用“内亞”和“中亞”兩詞，但對兩者進行了區分：“中亞隻指内亞的西部。”我國學者在使用中亞一詞進行研究時，則往往把西人概念中現屬我國的部分排除在外，另行叙述。

　　《内亞史》，[美]斯瓦特·蘇塞克著，袁劍、程秀金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那麼，到底何為内亞？蘇塞克認為，内亞是指在曆史地理概念下歐亞核心地區的這一整片區域，按現代地理區劃，主要包括七個國家和地區：烏茲别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國和中國西部部分區域。此外還有其他八個行政區，其中七個屬于俄羅斯，包括鞑靼斯坦共和國、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戈爾諾-阿爾泰自治州、圖瓦自治共和國、布裡亞特自治共和國、雅庫特自治共和國，另一個屬于中國，是内蒙古自治區。

　　就大的方面講，《内亞史》《劍橋早期内亞史》和《歐亞之門》（陳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3月出版）對内亞有着基本類似的界定，就是中央歐亞。

　　《歐亞之門》全名《歐亞之門——烏拉爾與西西伯利亞的青銅和鐵器時代》，著者為俄國學者柳·克裡亞科娃與安·葉皮馬霍夫，意在對中央歐亞地區的主要組成部分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進行深入介紹。

　　《歐亞之門》，[俄]柳·克裡亞科娃、安·葉皮馬霍夫著，陳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對内亞概念進行詳細和明确诠釋的是《劍橋早期内亞史》（藍琪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1月出版），該書指出，歐亞大陸是一個自然地理的實體，這片巨型大陸的外緣在曆史上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定居文明，書中關心的則是歐亞大陸的中心部分，“或者用一個不太冗長、但不太準确的地名稱呼：内亞”。這部由多國知名學者合作撰寫、以專題論文彙集而成的重量級著作，主編為美國内亞史權威、國際阿爾泰學會創始人之一丹尼斯·塞諾，即現已廣為學術界接受并習用的“中央歐亞”概念的發明人。塞諾指出，書中所說的内亞，主要是“一個文化而不是地理的概念”，某種程度上圍繞着麥金德所說“曆史的地理樞紐”相關的地區展開，涉及範圍東起黑龍江流域和濱海地區、西至東歐匈牙利大草原，北起北冰洋以南冰原、南到傳統上幾大文明區的廣闊地區。塞諾之所以說内亞一詞并不太準确（他更傾向于使用中央歐亞），是因為它的邊界并不穩固，随時代而變化，“随内亞居民與周邊居民之間勢力的消長而變化”，“中國北部在契丹、女真、蒙古人和滿族人占領期間暫時也成了内亞”。

　　[美]丹尼斯·塞諾著，藍琪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内亞周邊諸文明最重要的共同因素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而内亞的核心生存方式則是多種多樣的畜牧業，“缺乏充足的水源、生長季節短，加上與土壤相關的問題和難以應付的地形，這些都成為阻止定居農業發展的主要自然地理障礙”。除農業發展受到限制外，其最常見的特征還有因地域遼闊造成的地理多樣性和總體上地形、氣候方面的一緻性以及供水不足等。内亞總面積逾800萬平方英裡，從北向南大緻可分為苔原、森林帶、草原帶、沙漠帶等自然帶，其中最為活躍的部分無疑是草原地帶，“大草原是理解内亞在世界史上作用的關鍵”。

　　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馬是草原經濟的支柱，也是生産的主要商品，國家财富的積累也依賴于馬。“傳統的内亞經濟不是以獲利為目标；其目标不是積累财富，而是獲取因這種或那種原因在内亞不能生産的貨物。為獲取這些貨物，必須求助于對外貿易，主要是與定居文明的貿易”。然而，貿易的另一面是戰争掠奪和征服，内亞諸族與周邊定居民族的沖突構成長達數千年歐亞曆史的重要特征。“公元前一千紀出現了一批後來長期占據人類曆史舞台并且非常強大的新角色，他們的‘蠻族’形象總是與不斷遷徙、破壞和恐怖聯系在一起”（《歐亞之門》第239頁）。這些所謂蠻族因常常扮演入侵者的角色而被周邊農業民族視為另類，幾乎壟斷了曆史書寫的東西方文明世界中充滿了這種偏見。

　　講到内亞史，無疑繞不開中國

　　上面簡單介紹了何為内亞。與此相連，研究内亞史對我國的曆史研究有什麼意義？

　　首先，内亞與我國關系密切。歐亞草原包括東起蒙古西至匈牙利潘諾尼亞草原這片非常廣闊的地域。研究表明，蒙古高原是遊牧文化的發源地，許多重要的草原帝國也與此多有關聯，因而，講到内亞，無疑離不開中國。自中華文明發育成形，自有文字産生、信史形成開始，中國文獻中就充斥着有關北方戎狄等的記載，與北方包括西方民族的沖突互動構成中國曆史的一大脈絡。可以說，不了解内亞，尤其是遊牧文化，就無法全面把握包括各少數民族在内的中華文明。正因為如此，内亞史研究在國内方興未艾。也正因為如此，最近引進的這幾部内亞史著作，都以相當篇幅講到中國，實際上也繞不開中國。

　　《劍橋早期内亞史》自舊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叙述到十三世紀初蒙古征服前夕，重點是公元前第一千紀以降。這部書的主旨，用塞諾的話來說，“不是一部蒙古統治以前的标準曆史，而是一部我們所知的、這一階段學術的忠實陳述。我們試圖忽略那些沒有揭示主要事件的細節，專注于更重要的、即對未來曆史發展産生結果的那些事實”。與中國相關的北方各民族及其文化是本書的重點，占全書近一半的篇幅。與中國相關部分的作者，除主編塞諾（第11章《突厥帝國的建立與瓦解》），還有澳大利亞學者柯林·麥克勒斯（第12章《回鹘》）、美國學者赫爾穆特·霍夫曼（第14章《早期和中世紀的西藏》）和德國漢學家傅海波（第15章《滿洲的森林民族》）等，陣容可謂強大。

　　兩位俄國學者合著的《歐亞之門——烏拉爾與西西伯利亞的青銅和鐵器時代》，可與《劍橋早期内亞史》形成重要互補。該書以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為中心，涉及從烏拉爾山脈往東直到西西伯利亞及哈薩克斯坦北部廣大區域，重點介紹了蘇聯/俄羅斯考古學者的考古發現，研究和分析了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中央歐亞地區的物質遺存，時間跨度從公元前三千紀到前一千紀。烏拉爾地區在地理學上被定義為歐洲和亞洲的天然分界線，以廣闊多樣的地貌和環境——草原、森林-草原、森林和山地著稱。在這個重要的文化交流十字路口，來自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衆多文化在此相遇。無論起源于歐洲還是亞洲，它們互動的結果都使這裡産生了更豐富的文化傳統。書中認為，中央歐亞地區的鐵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具有質的不同。青銅時代主要是以移動遷徙為主的草原畜牧業，鐵器時代主要是騎在馬背上的遊牧文化。歐亞地區真正意義上的遊牧社會是在歐亞東部的蒙古草原上誕生的，然後從東往西傳播。這種遊牧社會不僅要求在技術層面控制牛群，還要求馴化馬、羊和雙峰駱駝。這些早期的遊牧社會以及後來的第一批草原帝國之所以能産生，原因之一是他們已從事跨地區的交流和交換，其中也包括與南部定居國家和社會保持着經常性的聯系（從中國到羅馬，也包括中亞以南的國家如帕提亞和貴霜帝國等）。這樣一部非常專門的考古學專著，因此與西至東歐、東到中國、南到近東的歐亞世界有了密切聯系，中國自然也是其叙述中的重要一環。評論者認為，該書毫無疑問将成為未來數十年内關于中央歐亞地區史前史研究的基本參考著作。要了解我國曆史文化形成的過程，正确了解中華文化的曆史地位，該書同樣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絲綢之路研究離不開對内亞的了解

　　研究中亞不僅具有曆史價值，還有助于認識我國當前的現實，找到解決一些現實問題的參考借鑒。

　　前文提到《内亞史》與《劍橋早期内亞史》形成互補關系，後者主要講内亞的史前史和早中期史，前者則自七世紀伊斯蘭教傳入内亞地區講起，到公元2000年結束，重點在現當代。如果說前者是專論，後者則可以說是一部地區性通史性著作。

　　《内亞史》流傳甚廣，多次重印，《英國曆史評論》認為這部書對世界上這一鮮為人了解的重要區域的曆史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學術性與可讀性俱佳”。該書作者斯瓦特·蘇塞克是美國中亞史研究專家，他在書中寫道，在曆史長河中，中亞各共和國、蒙古國和中國的命運一直交織在一起，或是并行，或是發生碰撞，結果就是它們彙聚了足夠的共同遺産，從而被視為一片獨特的區域。在歐亞大陸中心的位置，更是給這種獨特性錦上添花。在過去，這使得它們成為國際貿易、文化、宗教交流的中間人或接受者。但現在，這使得它們變成一片内陸區域，依賴鄰居們出口它們的一些珍貴資源以換取大有前途的物質回報。在它們周邊是強國，以及一些飽受複雜國内外問題困擾的國家，這種形勢可能将内亞各國和地區凝聚到一起，采取務實政策。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我們找到更完善的解決方案。

　　内亞地區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走在包括中國在内的東亞曆史發展的前列。以青銅文化而論，以中原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明真正進入青銅時代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且不說遠遠落後于兩河和埃及文明，比起内亞許多地區，包括進入文明很晚的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地區都要晚不少年。近年研究表明，我國青銅文化的産生，是先西後東、由西而東，中原出土的銅鏡及類似物品，可追溯到歐亞草原廣泛分布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其他方面，“在中國北方諸考古學文化中無論是黃金還是青銅的首飾中都不時能夠看到來自西方的影響”（喬梁）。當然，中國“對來自中亞及以遠地區的冶金術并非全盤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地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斷形成自身的特色”（李水成）。英國學者羅森同樣指出，中華文化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外來文化的能力。大凡傳入中國的新技術，都會被本土化。中國隻接受那些可以本土化的新鮮事物，對難于轉變者往往拒絕。比如青銅器，在内亞主要為武器，進入中原地帶很快變成了有禮儀功能的炊具和酒器。

　　絲綢之路研究離不開對内亞的了解。從更大意義上講，内亞史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世界。與周邊文明世界一樣，内亞是全球史中的重要一環。誠如塞諾所說，“由于遊牧的機動性，内亞遊牧民族在各地區和各民族之間起到了媒介作用，在世界曆史中，他們是許多事件的催化劑”。以遊牧文化為主體的内亞與周邊定居農業民族形成必要的張力，他們之中的戰争、貿易和文化交流等各種形式的互動，促成了人類文化的多元化，造就了由點到面的世界史。内亞史研究既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也要破除中國中心主義，如此方能正确地把握人類曆史的進程。而緻力于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下世界各國人民的文明互鑒、美美與共，共享和諧、安甯、富裕的生活，也是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要義。

　　（作者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作者：常紹民

　　編輯：薛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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