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典（Thinkingdom）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在諸多領域多有建樹的他，自稱是尋路的人，一生之中毀譽參半。1923年7月30日，他緻信徐玉諾：

　　“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于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紮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紮着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紮着。”在人生面前，無論誰，都是新手。

　　梁實秋：憶周作人先生

　　文/梁實秋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裡卻住着一位高雅的與世無争的讀書人。

　　魯迅在八道灣的寓所

　　裡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靠牆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挂着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後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1920年代的周作人

　　從北平城裡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别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衆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随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禅意。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拟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作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裡發表他的幾封短劄，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僞，以至于身系缧绁，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

　　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隻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七日夜

　　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于抗日戰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隻是隔着窗子看見過一位披着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闆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内山書店老闆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内心裡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谕”。周福清不願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内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周作人（左）與魯迅（右）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後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後六十萬壽，不願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将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禦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禦着批示：“周福清着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後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像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後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後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圖為抗戰勝利後，周作人在南京受審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僞!》不留餘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僞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僞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僞統治下，為謀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隻有惋惜，無法辯解。

　　本篇選自《梁實秋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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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新經典整理發布 \ 編輯：蘭川、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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