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甯省阜新市阜蒙縣的一個普遍鄉鎮，有一所環境優美的現代化學校，教學大樓、理化生實驗室、多媒體教室、微機室、語音室、美術室和圖書館一應俱全，還有3300平方米的職教基地和500平方米的溫室大棚。幾十年前，這裡隻有24間蓋着茅草的破房子。

　　許多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從這裡走出遼西北的窮鄉僻壤，考進清華、複旦、南開、浙大、同濟等大城市的知名高校。在他們改變命運的故事裡，有父子兩代校長五十年接力的奉獻……

　　以校為家

　　1969年5月的一天，四十二歲的韓欽明開着拖拉機帶着妻子和三女一子，從遼甯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縣縣城出發，來到當地紅帽子鄉落戶。兩個箱子、一個辦公桌、一個碗櫥子以及兩個書箱子，是他的全部家當。而他的工作任務，是在當地組建一所中學。

　　此時的紅帽子鄉沒有中學，韓欽明所到的地方隻有二十四間屋頂前高後低、蓋着茅草的農村“水房”，沒有老師、學生，沒有教室、操場，沒有一絲學校的“氣息”。可以讓韓欽明一家住的地方，是校園内兩間幹打壘茅草西廂房。這房子是當時蓋“水房”時臨時的看護房，兩間房大約有三十平米，牆上長滿了梭葉草。

　　韓欽明看了一圈，告訴自己七歲的小兒子韓偉：“以後，這就是家了。”

　　韓欽明，1948年12月參加革命，畢業于熱河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此前先後在阜蒙縣教育局和該縣多個地方學校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要求一個公社成立一個中學，但由于阜蒙縣是少數民族縣，地區面積不大，所以直到1969年才開始建立中學。韓欽明受命辦校的時候不被稱為校長，當時的稱呼是“革委會主任”，既負責教學工作，還要負責學校管理工作。1978年落實政策後，韓欽明才正式成為這個地方的第一任校長，直到1983年離休。

　　1969年搬家落戶的第一天，看到這個沒有人煙的破地方，住進這樣的矮房子，進屋以後站到炕上都挺不起腰，廚房連柴火和吃水都沒有，韓欽明的妻子眼裡露出一絲幽怨。韓欽明看了一圈，覺得挺好：天很藍，地很寬，黑黑的土地上可以種向日葵。

　　水，需要到村裡去擡水去；柴，幾個孩子到西邊兒樹林撿小幹樹枝兒，然後可以生火去做飯……這段記憶，對五十年後同樣任紅帽子學校校長的小兒子韓偉影響很大。“父親那個人呢，就是一個本本份份、老老實實厚道的人。這樣的一個人，從不多言多語，隻會以身作則。”他印象中學校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家的事，“我們住在學校裡邊兒，來人就去接我們家接待。既不需要值班兒的老師，也不需要打更的人員。學校就是家。”

　　照片說明：韓欽明夫婦與兒子韓偉合影。

　　1969年的9月1日，紅帽子中學開學了。韓欽明招上來兩個班的學生。初一初二，一個年級一個班，一共三十多個學生。到1970年，就有了四個班。到1971年有了六個班。學生大都來自農民家庭，有的是上山撿柴下地挖煤的苦孩子，他們知道讀書是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所以學習很勤奮。當時阜蒙縣有很多文革期間下放的知識分子，這批孩子很幸運地獲得了水平很高的教育師資。

　　為了适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國家政策中要求中小學教育應當注意勞動教育，以便中小學畢業生廣泛地參加工農業勞動。那時的紅帽子中學緊緊跟着時代走，上課是一方面，重點是勞動。學校有養殖場，不但養過豬、雞、羊、牛、馬，甚至還包過一個山，在韓欽明不分晝夜的呵護下，山上碩果累累，被林業部評為全國植樹大造林先進單位。

　　圖片說明：紅帽子學校當年的養殖場。

　　學校包下一個山頭，勞動生産有了，教學也不能落下，于是就有了農機班、測繪班，等等，七零、七一那兩屆學生，一邊拖磚，一邊種地，一邊上學。從1973年以後，紅帽子學校開始重點抓教學。

　　身為學校的負責領導，韓欽明一直兼着班主任的工作，還教數學，從沒離開過一線。“那時候也沒人兒談到錢什麼的，也沒有給錢就幹，不給錢就不幹的說法。領導就得多幹、帶頭幹、率先垂範的幹，要幹好，還得有方法，這就是對領導的要求。所以過去的領導特别有威信。”韓偉說。

　　幾代不同時期的學生對韓欽明的回憶都如出一轍：這是一個溫和的校長，從不發火，從不懲罰學生，并且總是向學生們強調學習永遠是最重要的事情、對待學習的态度要精益求精。

　　在這樣一個貧困地區的普通中學，在恢複高考的1977年當年，就培養出魏廣平這樣一位考進北大的全市高考狀元，1980年、1981年，紅帽子學校畢業生中，又出了兩名全市的文科高考狀元。

　　北大畢業的魏廣平說，“‘學無止境’四個字貫穿了我的一生。這是韓老師當年教會我的。”在他心目中，韓老師“永遠那麼溫文儒雅，連重話都不對學生說。”1996年，已經是北大留美博士的魏廣平回到紅帽子學校，給學弟學妹們分享學習心得，“講課的時候，腦海裡回憶最多的也是韓老師的溫和。”

　　圖片說明：1997年，韓偉（二排中間，時任教導主任）和初三畢業生合影。

　　韓欽明一直工作到1983年才離休。他的助手副校長孫玲接任校長，于1987年離任。韓欽明萬萬沒有想到，他離開之後，自己一手打造的學校會陷入動蕩和混亂。

　　1989年到2000年的這段時間，紅帽子學校受到一些社會大環境消極因素的幹擾，因工資待遇落實不力等原因，各種矛盾開始激化，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也受到影響。從此，紅帽子學校不論是管理還是教學，全部一落千丈。

　　從2000年開始，紅帽子學校作為全市最落後的學校開始整改，變為九年一貫制的學校。也正是這一年，紅帽子小學迎來了新一任校長——韓欽明的小兒子韓偉。

　　子承父業

　　韓偉從小就很聰明，1984年師範學校畢業後，去了離家15公裡的一個民族學校教課。

　　他所在的蒙古族中學地處偏僻，共有三個年級、四個班，所有班級的英語都是韓偉一個人教。那個年代缺英語老師，韓偉是全校唯一的英語老師。雖然學校離家裡15公裡，韓偉每天最早到校，最後一個走，他心裡銘記着父親的教誨：做一個兢兢業業的好老師。1984年，韓偉教的那個班級全縣總成績第二，韓偉被評上鄉裡的先進教師。緊接着當了一個班的班主任，這個班一共23個學生，1987年畢業時，有19個學生考上了高中師範和中專，在全縣首屈一指。

　　1988年，韓偉回到紅帽子中學當班主任，教兩個班的英語，一個班的物理。這時候的韓偉，稍有知名度了，家長對他非常認可。很多人都在為工資上訪罷工的時候，韓偉義務給孩子輔導功課，這讓他成為縣裡的先進教師，還上過中央電視台的新聞。

　　王芹是韓偉第一代學生。“我是一個山裡娃娃，在上高中之前，沒見過客車，沒見過樓房。”作為一個農村孩子，王芹的家境非常貧困。“農村地區缺醫少藥，我從小身體不好。讀書的時候，我經常缺課，韓校長是我的英語老師，他經常鼓勵我，誇我。每次遲到都不批評我，而是給我一句鼓勵——來了？還要豎起大拇指。于是，我不敢懈怠，最終考上了高中。”王芹在讀高中的時候，每個月回一次家。“回家路上，每次都能遇到韓老師，騎着自行車下班。遠遠地看見我們，他就下車，問我們各科學得如何。”高中食堂一日三餐高粱米飯，原本就瘦弱的王芹堅持不了，想退學。“有了韓老師關心，我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讀書。那個時候高考錄取率隻有25％，我考上阜新師專。如果當時沒有他的鼓勵，現在我就是一個農民。”

　　1991年王芹畢業後回到母校工作，也當上了一名英語老師。上班第一天，韓偉校長要求，“好好講課，不許給我丢臉。”這句話，深深印在王芹的腦海，“校長很關心我班裡學生的成績。每一張100分卷子都要好好檢查，然後滿意地說，一個标點都沒錯，真行！”

　　1997年，韓偉被選上紅帽子學校的教導主任，4年後被提拔為校長。從2000年到2020年，當了二十年的校長、書記，以及校長兼書記。作為校領導，他給老師們留下了“不知疲倦”的印象。

　　“我們上班在學校門口第一個見到的是校長，他怕我們不好意思打招呼，總主動誇我們中的一個。”王芹說。

　　對于自己所從事的工作，韓偉認為有條件要幹好，沒有條件就創造好條件幹好，“我要求老師們、學生們幹的事，我就帶頭幹。不管啥工作，包括公益捐款，我們先幹。什麼寒暑假休息日幹活兒，我從來也沒要過什麼待遇，包括現在也一樣。”

　　韓偉說他父親那個年代，不論是老師、領導，還是校長，大家都是平等的。學校有什麼事大家都一起做，沒有特殊。對學校老師的要求也是言傳身教。“所有人都不會在乎待遇問題，就是真正是把學校當家一樣。我們家在學校院裡住了那麼多年，學校也沒有雇傭什麼護校保安之類的，都是我們家的事。”韓偉将父親的這種精神傳承到了現在。

　　圖片說明：韓偉和班子成員在紅帽子學校榮譽牆前合影。

　　韓偉認為，學校要永遠設身處地為學生着想、為孩子發展着想、為家庭着想、為社會着想。“學校建設就是環境育人，學校就是一個社會，咱們要讓學校成為一個好的社會，讓孩子這裡能夠快樂成長。”

　　紅帽子學校很重視家庭教育。每學期寒暑假之前，韓偉會給家長布置布置任務：定期請家長到學校來，随便兒聽，随便兒走。家長對學校的認可、對孩子認可。在韓偉看來，教育一方面是學校，另一方面則是家長。

　　韓偉相信言傳身教，認為言傳身教需要學校、老師做導向。“我們學校的吃喝嫖賭行為幾乎沒有。我們學校的離異的老師也非常少，幾乎沒有。比方說我們學校的校風老師都是比什麼？比工作，比養老，比孩子，比日子。你看你自己，孩子教育不好。你能把别人孩子教育好了嗎？這就形成風氣了，這風氣實際對工作大有益處。”現在，紅帽子學校老師家孩子有清華的，有北大的，也有博士後。

　　王芹的兒子浩然于2013年從阜新縣蒙古族高中以679分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如今現在正在預備申請留學國外，“韓偉校長鼓勵我，要多見世面，多出去闖闖！出國留學，學成歸來，建設祖國！”

　　弱校逆襲

　　2000年開始，韓偉不停地跟着時代的教改，改變着學校的方方面面。從改變舊的面貌建設，到新的教學理念，新的管理等，一直走到今天。這二十年裡，紅帽子學校經曆了二次大的變動：一次是2000年變為九年一貫制學校，學校包括小學、初中和幼兒園；另一個是2011年到現在，變成隻有小學，初中部進城。從2000年到2011年，韓偉重點思考的就是九年一貫制一體化的學校怎麼抓，中小學銜接、幼小銜接怎麼辦學，要抓升學率，還要抓那個義務教育，基礎教育也不能松懈。

　　紅帽子學校學校地處偏遠農村，地方經濟不好，學生大都家庭經濟不是很好。現在阜蒙縣服力中心工作的才華畢業于1997年，“都已經是九十年代末了，冬天我們還是爐子取暖。冬季特别的冷，教室裡都凍手，很多學生的手都有凍瘡，窗戶隻能用塑料封住。每天早要生爐子，偶爾會滿屋子煙，第一節課就上不了。”才華回憶道，“很多學生都僅僅是吃穿可以，家庭收入也就是每年3000元左右。”

　　盡管學校被市教育局定為薄弱學校，但韓偉不希望這裡的孩子因貧困而閉塞，他積極努力幫助學生打開外面的世界。經過他的多方聯系和溝通，紅帽子學校先後與遼甯工程技術大學、沈陽師範大學、遼甯省實驗學校、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等61家單位和個人建立了“手拉手”友好單位。其中與大連開發區職業中專正式建立友好學校關系，與遼甯省實驗學校建立協作學校關系，與沈陽韓國國際學校簽定結緣協議，與沈陽師範大學團委簽定幫扶協議，與大連實驗學校、營口鲅魚圈實驗學校、盤錦田家學校等十家學校成立協作體……這麼多愛心單位和人士，都是被韓偉校長一心為貧困學生的真誠所打動。各類“手拉手”活動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

　　照片說明：2016年，遼甯省中小學“品質學校”協作聯盟啟動儀式在遼甯省實驗學校舉行。

　　“山村孩子走進遼甯工大活動，讓我們的學生們了解家鄉的大學，讓他們更加發奮學習。”韓偉說，“我校有120名學生分三批參加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組織的北京五日遊，費用全部由宋慶齡基金會負責，每年選拔出40名品學兼優、全面發展的少先隊員，走出家門，走進首都，走近宋慶齡故居，走進故宮，走進清華園，登上八達嶺長城…… 這些都能讓孩子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也會增強他們努力學習以及回饋社會的決心，促進了孩子們的道德水平和學習質量的提高。”

　　沈師外國語學院董翠老師在與韓偉校長的接觸中，深深被其大愛無私打動，她把國外的公益慈善組織——韓國愛心盒協會介紹給韓偉，并由此與韓國愛心盒協會建立起了十幾年的友誼，對學校貧困學生進行了愛心資助，共資助學生108人。韓國愛心人士每年都邀請受資助的學生去沈陽參加活動，與學生共同慶祝六一，一起比賽，一起在牆壁上做畫，一起植樹，一起許下心願，通過活動加深中韓友誼。

　　韓偉把學校的校訓定為：善教、樂學、誠信、感恩。善教，針對教師而言，教育要有方法，有能力，有責任心；樂學，針對全校師生，要做個樂于學習的人，對學習有興趣，肯學、愛學，這才是學習不竭的動力；誠信，是一種人生态度，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現在社會逐漸缺失的東西；感恩，源于學校的曆史背景，在韓校長的多方溝通下，學校多年來一直受社會各界關心、支持、救助，對于這種大愛，韓校長一直強調要有感恩之心，要把這種愛心傳承下去。

　　雖然學校位于窮鄉僻壤，但韓偉的教育理念并不落後。“教育部抓體育進課堂進校園，讓孩子在學校會幾項體育技能、樂器進校園進課堂、舞蹈進課堂、聲樂進課堂等，這個我們全走在教育部的前邊。不是因為别的原因，當時就是單純的想讓孩子們長長見識。” 2020年國家教育部重點抓孩子勞動教育。紅帽子學校早已把它變成日常工作了。“一是當年我父親在的時候打的底子，二是要符合孩子的心理。” 韓偉說。

　　今年五十七歲的韓偉想把紅帽子學校打造成農村一流小學。談起學校的工作，他總是興緻勃勃，“重點加強孩子德育教育、養成教育、傳統文化教育、藝術教育、體育教育、勞動藝術教育、加強特殊孩子的特殊教育，加強留守兒童教育，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幹部隊伍建設！”

　　圖片說明：紅帽子學校被評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研究的先進示範學校。

　　隻有受過苦的人，有過經曆的人才知道現在的日子甜，知道現在的生活是來之不易。

　　“我總是能想到當時我父親籌建這個學校，舉家搬到那塊兒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隻有兩個茅草房兒和我們家七口人兒。”而現在，原址上已經建起高高的教學樓，“我們今年又建了一個1000坪标準的幼兒園。還建了一個可以住1800名學生的公寓。”

　　韓偉感到特别知足，“不給我錢，我都幹。不是我本職工作，隻要該幹我都幹。這個學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直到現在，我都是曆曆在目，每一顆樹木每一顆小草，我都知道。”

　　時光流轉，風輕雲淡，好似那年的五月時光。

　　七歲的韓偉躺在拉着他們家當的拖拉機頭上看着天，那開闊的視野，微涼的風，都讓小韓偉感覺特别有意思。這時，他的父親韓欽明對他說了一句話：“從今天起，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五十餘年，彈指而過。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